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珍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马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
据说，朱元璋曾经多次放声大哭，起因都是因为于锦衣玉食之际，想起了父母吃糠咽菜的悲惨时日。阴历九月十八是他的生日，按皇朝传统，皇帝的生日是为万寿节。照帝国仪礼制度，此日百官须在正殿举行朝贺，逢皇帝心情舒畅，还可以大吃一顿。朱元璋连续十多年拒绝行此典礼。大约不完全出自矫情。
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奇丽之设计全部取消，取庄重简朴，少施彩绘。妃嫔住处的墙壁与屏风，全部画上耕织图；太子东宫画朱元璋生平事迹图；朱元璋自己起居办公之殿堂内，则工笔大书历代治平之典章格言。
宫廷内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楼阁，不治山水花木，大多辟为园圃，栽种应时蔬菜。朱元璋自己时常流连于此，看人们浇水施肥，锄草捉虫。有记载说，朱元璋的餐桌上多用蔬菜，饭菜种类不多，甚少饮酒。与他后世子孙一年一个人的伙食费，便相当于今日数千万元以上人民币的情形颇多不同。
登基称帝前不久，朱元璋曾带太子朱标来到南京郊外农民家中的茅草棚屋，让这个未来的接班人观察体会他们的生活，并告诫曰：“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之钱粮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陷他们于饥寒。否则，于心何忍？”
温饱思淫欲。朱元璋好色，故事也不少，有时表现得狠毒而且恶劣。奈何笔者没有满足窥私欲的义务，故此按下不表。总体看，他的后宫大致平静。此人身体健壮，生理正常，因此，一口气生下四十二个龙子凤女。在数量上，居于大明帝国十六个皇帝之首。高于唐高祖李渊的四十一个，低于唐明皇李隆基的五十九个，低于宋徽宗赵佶的六十五个，也低于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个。在我国的高产皇帝中，肯定可以位居前列。
朱元璋的勤于政务在中国帝王中应属罕见。他高度热爱那些枯燥繁琐的行政事务，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三十多年如一日，且不舍昼夜，从不觉乏味无聊。在三十一年时间里，这位皇帝除非生病，基本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早朝的时间冬夏不同，但大体上是在早晨四点钟前后就开始了。长年累月，寒冬酷暑，在没有空调暖气的古代，其辛苦可以想见。单是这股子劲头本身，就实在可以成为许多当代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明太祖实录》和几种明人笔记中记载说，朱元璋时常沉浸在帝国事务之中，不论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笔纸记录下来。若逢吃饭时，他通常将这些纸条别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许多纸条，心情好时，他会戏称此衣为鹑衣，即破烂衣之意。
有一件常被人们引用的故事，说明了这皇帝当得有多烦——
有一天，朱元璋心烦意乱。原因是天降灾异，他诏求直言，就是希望大家坦率地给他提意见。有一位文臣上的折子足有一寸厚，朱元璋命人读给自己听，结果，读了一个多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三个小时左右，还不知这位文臣想说什么。命人一数字数，已是一万六千三百多字。朱元璋急火攻心，命人将此文臣急急召来，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次日夜里，他又想起这个折子，便命人再读，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之后，此人要说的五件大事才渐露端倪。据说，这五件事有四件都颇有见地，共用了五百字予以表述。朱元璋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名言：“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据说，第二天早朝，他还为此向那位被臭打的文臣道了歉。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朱元璋将自己对此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我们知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治国之道，今天人们不停谈到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则早就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至于“无农不稳”、“有粮不慌”之类的治国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识。朱元璋在上述问题上均曾作出过极其富有创意的发挥。这些发挥，许多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其别出心裁之处，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朱元璋对于农民给予相当深切同情与关爱的事例极多，显示出此人对于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征各地农民赋税的文告与诏令称得上连篇累牍。与此相关联，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文告、诏令和对子孙教育中，朱元璋也曾无数次地表现了缓解农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断，很难得出此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真诚的结论。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当先进，其核心，大体上是根据家财田产的多寡确定承担劳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颇有些当代税收累进制的味道。致使今天还有学者盛赞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公平世道。
如果说帝国之初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民屯垦、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之类的政策在其他朝代也曾经实行过的话，朱元璋则是把自己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时刻，会令人油然想起那遥远世代的梦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诗般优美的理想画卷。
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当透彻地了解，对于农民来说，官吏们的欺压鱼肉有多么可怕、多么如狼似虎。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朱元璋曾经亲身领受过各级官吏的厉害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拥有四海的天子，他当然应该更加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是与他——朱家天子和朱家天下过不去。
可能就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元璋才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严禁官吏下乡、允许捉拿扰民官吏的政策。
这条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的政策，确曾在当时得到过相当坚决的贯彻执行。
北平布政使司——后来永乐皇帝将帝国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所辖地区改为北直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其所辖的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曾经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找由头，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该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前途命运、人民幸福与否联系起来，于是，老百姓自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就是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的意思。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交纳五匹绢的费用。我们需要知道，在当时，这五匹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按照官方银、绢、粮折价，五匹绢相当于大约六石米。当时，一个正七品知县的正式收入为每月七点五石米；而正九品县主簿收入则为每月五石米。结果，民怨沸腾之下，便发生了农民将八个官员捆绑起来押送京师的事件。
走到离县城四十里地的时候，这位县主簿汪铎央求赵罕辰：“我从十四岁开始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结果，他没有被饶过，还是被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砍掉了脑袋。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江苏省常熟县的这位农民，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三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皇帝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钞票二十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元人民币，三个人各赏两件衣服，免除他“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嗣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他。
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撤职，流放到了边疆。
开国之初，各地官员时常奏报祥瑞，礼部请求颁布祥瑞奏报办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马屁。朱元璋相当不以为然，他的反应是：“你们只谈祥瑞，不及灾异。殊不知灾异尤为重大。今后各地发生灾异，不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马飞奏。”
朱元璋对于天降灾异相当重视。洪武元年，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并持续到了次年暮春时节。朱元璋诚惶诚恐，在父母亡灵面前祷告，说：绝不敢忘记父母当年吃草根树皮的苦难，愿与天下百姓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个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谴责与惩罚，并为百姓祈福。
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天下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鞋，步行到城外的岳渎坛，在烈日下曝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席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糙米制作斋戒之饮食。时值阳历六月的南京。据说，此次皇帝截然不同于海滨度假沙滩上的曝晒，确实感动了上帝，五天后，便下了一场透雨。
关于农民问题，朱元璋典型的谈话方式大体如下：“昔日，在民间看到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心情，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
倘若不是了解这位皇帝青少年时代曾经遭遇过的苦难，让人很难相信这位杀人如麻的皇帝还会有这样的情怀。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或许的确是出自真心地在关心、保护着自己心爱的农民，他可能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
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了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一切生活在帝国农村中的人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交纳皇粮——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帝国忠实的良民。
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则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帝国每一个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上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接着再审。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属，都将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
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这种双轨报告的机制，可能会使帝国各级官员们相对地收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