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推测，认为根本就是宰相李善长的大儿子与李彬合谋做下的这桩大买卖，否则，李彬断然没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李善长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疏忽大意。从当时情形和李善长一生行事判断，这种推测很有可能是接近实际情况的。（上述关于李彬的故事，出自董宇峰、周实合著之《刘伯温》一书。此书可能有想象与虚构的成分。笔者没有证据，窃以为极有可能是最接近当时情形的推测。故姑引于此，并向二位先生致谢。——笔者注）
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杨宪诸人之间，关系复杂，在此没有必要展开叙述。但上述事项很有可能是一把钥匙，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大明帝国开国之初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以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这件事或许是原因之一。甚至，这也可能是引发朱元璋后来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诱因之一。于是，就和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提拔使用密切相关了。
关于胡惟庸案发时的情形，各种说法很多。择其大者，可以注意下列两种完全不同的说辞：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说法，说是胡惟庸老家的旧宅井里，忽然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拍马屁的人们又说，他家三代祖坟上，夜晚火光烛天，是为大吉大利之兆。于是，胡惟庸开始想入非非。他儿子与马车的事情发生后，胡惟庸开始谋划造反。
到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报告朱元璋，说自己家里的水井冒出醴泉，就是甜蜜的美酒，请皇帝临幸。朱元璋答应了。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面，激动地拉住马缰绳，舌头像被夹住似的急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怒其不敬，左右乱棍齐下，几乎把他的右臂打断，差点打死。但此人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忍痛不退。朱元璋似有所悟，立即返回去，登上宫城观察，发现胡惟庸家里的墙道间，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即发羽林掩捕”之。
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考之《明太祖文集》卷七，情形却又是另外一样。
这里说胡惟庸被捕，是在公元1379年，即洪武十二年九月。
当时，占城国——地在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道此事，于是大怒。胡惟庸和副宰相叩头谢罪，并把责任推给了礼部。礼部坚称已经报告中书省。朱元璋更为恼怒，连下敕书，说：“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朕不聪明，不知道究竟谁该负责，所以囚省、部，一定要追究到底。”表明当时的两位宰相和礼部尚书，已经都被抓进监狱里去了。
这样一来，前一种说法便无从谈起了。
第二年正月初二，一个被抓进监狱的胡惟庸部下与亲密战友，突然揭发说，胡惟庸想要谋反。结果，牵连缠绵，雪团越滚越大。
正月初六，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便被全部杀死。
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宣布进行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这项变革，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都堪称为一重大事件，这就是历时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除。从而，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以此为由头，朱元璋对官吏队伍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时间持续了十多年，死于此案的人数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于是，以往一直有一种几乎是权威性的结论，认为“胡惟庸奸党案”是朱元璋为代表的君权与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之间长期斗争，最后，君权大获全胜的结果。
从上述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情势看，这种说法可能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当朱元璋感到不快或不安，其杀伐决断常常间不容发。为什么在对胡惟庸的问题上却不是这样？
比如——
王文禄在《龙兴慈记》里记载：
常遇春是朱元璋最喜爱的猛将，民间传奇中，有许多此人神奇的作战故事。他家里有一个妒悍成性的夫人，致使常遇春根本不敢挨其他女人的边。朱元璋知道后，挑选了两个美貌侍姬送到常遇春府上侍奉。一天早晨，一位侍姬端洗脸水侍候常遇春，常遇春在该女子的手上摸了一把，说了句“好白的手”，便出门上朝公干。晚上，大将军回家后，他的妻子送给常遇春一个包装讲究的礼品盒，大将军打开一看，里面盛着那位女孩子的双手。常遇春魂飞魄散。如此对待皇帝赏赐的人，按照当时的法律，至少属于灭族的大不敬之罪。
随后，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常遇春心事重重的模样被朱元璋发现了，逼问缘由。常遇春不敢隐瞒，跪在地上，讲出了这件事情，请求朱元璋宽恕。朱元璋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再送你两个就是了。然后继续开会。其间，朱元璋在奉茶的侍卫耳边说了几句话。最后，每个与会的重要臣僚都收到了一个匣子，上面大书“悍妇之肉”四字。里面装着常遇春被肢解了的妻子。据说，常遇春的癫痫病就是此时落下的，他正值盛年便暴病而死，可能也与此颇有一些干系。
在《九朝谈纂》中还有一个记载。
徐达有两位正夫人，一位是张夫人，一位是谢夫人，就是朱元璋做主嫁给徐达的谢再兴之女。张夫人会武功，经常随丈夫出入战场，可能教养不是太好，说话不走脑子。大约属于在北京人嘴里会被称呼为“事儿妈”的那种女人。一次，做了皇后的朱元璋之妻马夫人，宴请那些文武功臣们的妻子。席间，马皇后说：“大家都是吃过苦的人，那时，哪里想到会有如今的好日子。”大家纷纷附和，说了不少逢迎拍马屁的喜庆话。谁知，首席武将功臣徐达的这位张氏夫人冷冷地接了一句：“都是穷过来的，如今我家可不如你家。”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全都傻了，谁都不知再说什么好。
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不久，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招待重要臣僚。朱元璋来到徐达面前敬酒，敬酒词曰：“牝鸡司晨，家之不祥。我这杯酒是特意来祝贺你可以免去灭族之祸的。”徐达一头雾水，不知所言何谓。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张氏夫人已经被皇帝派人来杀了。
朱元璋一生行事，为微小过失杀人，大抵如斯。为什么对胡惟庸偏不如此？须知，常遇春、徐达、刘伯温诸人的地位与威望全部远高过胡惟庸。
倒推回去九年，公元1371年，即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春节第二天，李善长被朱元璋强迫退休。这一年，李善长五十八岁，从他一口气活到七十七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所谓“高龄”一说相当牵强。这位李善长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萧何，是公认的帝国第一开国功臣，在军民中之声望不可谓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不让他继续做宰相。同时，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朱元璋也同样不让他做宰相。朱元璋似乎打定主意，就是要将那个可能撒欢尥蹶子的胡惟庸扶上宰相高位。其中，或许有深意在焉。
废除宰相制度，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宜，假如是在胡惟庸案发时才临时起意，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谋略都看得过于简单儿戏了。
当年，他使用杨宪诸人开锦衣卫之先河时，曾经很明白地说出，这些人就是他养的几只恶狗，他要放出这些恶狗去替皇家看门、守院、咬人。尽管杨宪当时的表现和胡惟庸一样聪明伶俐，并且爬到了差不多是宰相助理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他的使命时，还是被朱元璋送上刑场。
同样，对李善长，朱元璋能够隐忍十九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生拉硬扯地将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拉进胡惟庸奸党案，一举杀掉其全家七十多口人。
由此回望胡惟庸，如前所述，其人弄权行私的事例不算少，有些，朱元璋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以往的关键时刻，刘伯温多次为他指出命门所在，他相当了解刘伯温的本事。以他的心细如发和决不容眼睛里揉沙子的性情，应该不会对胡惟庸其人的作为和刘伯温如此清楚的提醒掉以轻心才对。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时间里，放手甚至是纵容胡惟庸，以至于一度容忍其为“独相”，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理由。
因此，作出这样一个推断，或许不算特别冒昧：以李善长和刘伯温的功劳、威信与才干，假如他们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要想端掉宰相制度，其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朱元璋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放胡惟庸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并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以其撒欢尥蹶子，为自己提供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否则，位高望重的开国宰相李善长尚且可以轻轻搬开，十个胡惟庸可能都不需费此周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