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年，即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在湖广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郊区。此时，距离太祖朱元璋创立大明帝国，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七年；距离崇祯皇帝亡国，还有一百一十九年。帝国已经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半多一些的历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父亲张文明，是个七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的秀才。
嘉靖二十六年，时为公元1547年，岁在丁未，对于张居正是至为重要的年份。按照帝国制度，这一年为每隔三年一次的会试年。
初春时节，全国的举人士子齐聚北京，参加这盛大的、决定自己命运的国家抡才大典。三月庚午，春闱毕，张居正顺利过关成为进士，选庶吉士。按照中国人的算法，当时张居正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三岁。我们知道这种算法一般指的是虚岁。
对于知道他的人来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张居正少有才名。早在十年前，他还只有十三岁时，在老家湖广江陵一带，就已经很有些名气。甚至再早一些，他已经以神童之名著称于乡里了。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之所以特别提到十三岁，是因为在这一年，他就已经乡试中举了。然而，由于巡抚顾璘的缘故，最后却榜上无名。据说，这位相当于今天省委书记的巡抚读了十三岁学子的文章后，拍案惊奇，认为张居正是国家级的人才，连连赞赏曰：“国器也”。
然而，称奇归称奇，顾璘却决定把他拿下来。因为，巡抚顾璘笃信少年得志乃人生之大不幸。玉不琢不成器，他想要磨炼磨炼这位少年“国器”。
按照我们大明帝国的礼制，进了县学成为诸生后，便是秀才。秀才见县太爷时，已经可以不用下跪磕头。而乡试得中，就是通过了省一级考试的话，就成为举人。举人差不多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了。想想看，按照国家这样的礼仪制度规定，一个十三岁的、还多少有些奶声奶气的半大小子，照今天城里人计算周岁的话，可能是刚满十二岁的小家伙儿，老三老四地和县太爷们打躬作揖、握手如仪，乃至勾肩搭背地以兄弟相称，看起来也的确是有些不成话。就这样，已经考上了的张居正落榜了。
这段故事相当传奇，与正史中的记载显有不同，也许是出自后人的附会。但十三岁时，张居正已经成为名震荆州地区的小秀才，却是有据可考的。
顾璘是文坛老前辈，正德年间便已经是文坛七子之一，就是所谓的“前七子”。如今，若是把他放在唐诗、宋词、元曲面前，可能显不出什么山水气象，但在当年却是名气极大的文坛领袖级人物。因此，发生这样的文坛佳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按照正史的记载，张居正是在十六岁时，乡试得中，榜上有名。
这回，顾璘解下自己腰间代表品级地位的犀带，赠给了少年举人，并且说：“今后，君是要戴玉带的，犀带可圈不住你。”帝国官服规制，犀带是从三品的巡抚佩带的，只有官拜二品方可腰围玉带。这已经是以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期许这位少年了。（《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可以想象，巡抚一省的封疆大吏如此举动，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来说，想必是个不小的勉励。其动人之处在于，这位一辈子在帝国官场上沉浮厮混的人，不但巨眼识文、识人，还会如此细微地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为那表面冠冕堂皇，实则相当猥琐的帝国官场，抹上了一丝胸襟雅致的暖色。
另外一个当代大文人、张居正家乡的太尊——行政长官、荆州知府李元阳，也曾经对张居正给予过高度赞赏。当时，这位行政长官组织了一次六百人参加的诸生考试，张居正被李元阳取为六百人之第一名。李元阳以他日之“太平宰相”期许、勉励这位少年才俊。
如今，少年才俊意气风发来到京城。显然，在他面前，京城生活展现着无限的可能。原因很简单，如今，他已经是庶吉士。
庶吉士一词来自四书五经中的《书经》“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一语。太史、尹伯都是官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官都不错。于是，洪武皇帝就依这句话，在帝国之初，设立了这个官名。
庶吉士是由一个常设机构来培养、训练、选拔的。这个机构叫庶常馆，这个官署名称大约也是从上面那同一句话来的，为翰林院属下的机构。只有那些文章、书法俱佳的进士，才有资格被选入庶常馆深造。这些被选入庶常馆深造的进士，差不多算是点了翰林。但只有三年以后，这些庶吉士们经过考试，依据他们的成绩，分别授予编修、检讨等翰林院的中央清要之职，这时，才算真正点了翰林。其他人则或者到中央机关，成为风纪监察部门的给事中、御史；或者外派到地方担任州县一把手。这叫“散馆”，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干部研修班结业。
帝国时代极重翰林，到了张居正的时期，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与惯例：不是翰林不能入阁。因此，从成为庶吉士开始，人们一般已经将这种人视为“相储”，就是“宰相坯子”或“宰相储备”的意思，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第三梯队”。从而，打开通向仕途高层的道路。事实上，从大明帝国开国之初设立庶常馆起，许多帝国的高级官员确实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一个现成的例子，眼下的次辅——相当于今天内阁第二总理大臣的严嵩，就是由庶常馆中走出来的庶吉士。
在京师，张居正“日讨求国家典故”，表现得极为勤奋好学——此处的“典故”一词，相当值得注意。它指的应该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各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张居正一生行为处世及其背景至为重要——同时，在官场周旋，则进退自如有度，相当游刃有余。《明史》形容他：“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从中，我们知道，张居正其人，容长脸形，眉清目秀，生着一部辉煌的直达腹部的大胡子，既有美男子的仪表风度，又敢作敢为，以磊落的伟丈夫自许；且极有城府，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学问、地位、相貌、性情，不用说，放在任何时代，张居正都具备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主要魅力。
不久，严嵩作为首辅，把徐阶当成了自己的最大对手，处处提防，时时忌讳。许多人因此害怕与徐阶交往，躲躲闪闪。独有张居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论是在徐阶面前与严嵩交往，还是在严嵩面前与徐阶交往，绝不鬼鬼祟祟，一概表现得大大方方，相当磊落。结果，反而使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京中大僚都相当器重他。
这是一种天生用来搞政治的才能与禀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素质和另外一种很不同的东西曾经都在他的身上出现，帮助他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人力战略资源。
同样，身居帝国中心，以他的绝顶聪明——“颖敏绝伦”和少年老成，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此时，自己所处身其中的大明帝国已经变得非常之古怪了。
首先，成为庶吉士以后，他就算是正式地食君之禄、以身许国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是不正常的。人们早就注意到，皇帝是从三十岁那年，即嘉靖十五年开始，第一次以患病为由不视朝的。后来次数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短，不视朝的时间则越来越长。到嘉靖十八年，葬了他的生母章圣蒋太后之后，就开始长时间不视朝了。
五年前，皇帝三十六岁。宫中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宫婢之变”。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皇帝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上谕，文辞堂皇，却语意含糊，让人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社会上，反倒更加蜚短流长。
张居正应该知道，民间的传说不一定完全是谣言。来到京师之后，就他的观察，至少有几件事情是明摆在那儿的。皇帝征许多八到十二岁的民间少女入宫，且数量越来越多，达千人以上，乃举国皆知。举世皆重红铅，也是事实。红铅者，即炼童女经事为药也。张居正来到京师时，帝国朝野相当普遍地相信，饮用少女经血或服食用少女经血炼制的药剂，可以长寿并促进性能力，于是成为举国皆信的养生保健之道。其情形，大约与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喝红茶菌、打鸡血之类差相仿佛。在后面谈及嘉靖皇帝的章节中，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其详情。
不只普通民间百姓如此，便是三公九卿、皇亲国戚、名人士大夫莫不笃信如狂。当时的历史记载形容这种风尚时，使用的词汇是：举国皆狂。
事实上，这种情形对于张居正并非毫无影响。
从此以后，皇帝长居西苑，深居简出。到张居正进京做官时，除了几位在西苑轮流值班的亲信重臣外，群臣们已经习惯见不到皇帝的日子了……
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些东西给了初到京师的张居正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对于涉及皇帝本人不那么光彩的事件，远隔千山万水聆听皇帝的诏书，和近在咫尺的观察，所能给人的感受肯定是相当不同的。
根据帝国创建者朱元璋和他的重要助手刘伯温设计的制度，帝国官吏最重要的来源是科举考试。
帝国科举制度规定，没有经过资格认证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年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尚是童生者，并不罕见。
童生通过了府、州、县学一级考试的，表明已经通过了诸生的资格认证，则叫生员或叫诸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秀才们在官场礼仪、赋税、徭役和国家教育津贴等方面已经享有帝国优待。比如，在见到民之父母——七品县官时，秀才们可以不用下跪；他们犯了过错，县太爷不能用板子打他们的屁股；在经济上，他们可以享受为数不多的教育津贴，并免除了某些徭役；在穿着上，他们也可以不同于普通人而身穿长衫等等。
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只有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应考。及格的即为举人，第一名被民间称为解元。在理论上讲，举人已经具备做官的资格，作为帝国的预备官员，享受的优待更多，并且可以和县官称兄道弟。
第二年，全国的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为会试，民间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会试及格，再经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作廷试，亦称殿试。殿试第一名就是状元，二甲第一名被称为传胪。殿试大体只是一个形式，表示由皇帝亲自选拔天下人才而已。
然后，考取者分一二三甲发榜，就是一二三等的意思。一甲只有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这是一个从六品阶级的官职，高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县团级，低于司局级；榜眼、探花则授官翰林院编修，都是正七品，就是县处级干部。这些是极其清贵的职务，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作为文史机要侍臣，可以时常在皇帝身边转来转去，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很多，在帝国官场上，其升迁的速度是最快的。
二、三甲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的，便也可能成为翰林官，其清贵大体与上述类似。其他二甲者为从七品，三甲者则为正八品，大多分配到各中央机关，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职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今天中央机关的副处级或科级主任科员之类；还有许多人，被外派到地方，一般授为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副职官职，成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副县处级或正科级的地方干部。
从中，我们可看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实含义。通过乡试会试，便如鲤鱼跃龙门般，哪怕是贫寒出身，从此亦平步青云，成为人上之人矣。所谓一过龙门，身价百倍，此之谓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在公开提倡不平等并为国民广泛接受的我国古代，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相当好。因为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若是不鼓励自己的人民读书，并由那些不读书的人们来治理这个社会，会是什么一种情形。
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考察一下的话，便会发现，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个由于具有某种客观标准而显得很公正的制度，毫无疑问也是先进的官吏考选制度。与仅凭出身、门第、上司和君主权贵的意愿任免官吏的做法比较起来，其文明程度显然要高得太多了。这应该是此项制度曾经受到欧洲伟大启蒙思想家崇高赞扬的重要原因。
将这种不错的制度推向极端，从而令其无可挽回地走向反面的，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帝国制度规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即乡试在当年的八月举行，俗称秋闱；国家级考试，即会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举行，俗称春闱。这两个时日，便成了帝国读书人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日子。呕心沥血，十载寒窗，头悬梁锥刺骨，称得上一生只为这一天。
糟糕的是，到了朱元璋及其后来的时代，科举考试时所需要读的书，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而是特指的圣贤之书——四书与五经。
这种情况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此人主张以“经义取士”，就是说，用解释儒家经典作为考核读书人的标准，从而，有效地将一个金箍套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这种东西曾经受到过譬如苏东坡相当透彻的抨击，而且，后来王安石自己也似有悔意，意识到此种做法难逃“本来想把学究变成秀才”，谁知反倒“变秀才为学究”之讥。
谁知，事隔多年，当年卖得不怎么样的萝卜，如今却迎头撞上买萝卜的。王安石这套以儒家经典“化民成俗”的货色，宛如一个大糠芯萝卜，偏偏在几百年后，遇上了个大知音、大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