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心一意于“士笃于仁义”，想要的正是这套货色。于是，就和他将中国乡村建设发挥到极致，从而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一样，朱元璋也把源于王安石的科举制义推到了极端，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将读书人——中华民族的头脑与心灵，牢牢地禁锢在了科举考试之中。从此五百多年，除了拜曹雪芹之赐，出了一部《红楼梦》之外，中华民族再也没有能够出现一位能够和以往世代比肩的大思想家、大文学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遂成为民族精英队伍的大体面貌。
帝国政府规定，各级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如宋朝程朱理学所弄出的经义之文。应考者要用孔孟的思想语气行文，并且只能根据那位发誓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所作的注疏发挥，不许有自己的见解，就是所谓要“代圣贤立言”。就是说，在内容和行文语气两个方面，都要像朱熹那样说圣贤的话而不是人话。显然，这种让人在思想上必须带着镣铐跳舞的主意，只能出自朱元璋那样的头脑。
这还不算，在文章写作的形式上，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这就是为人们广泛熟知的所谓八股文。
八股文的源流，可以追溯到骈体文和赋诗填词的格律上去，应该和中国文人讲究语言文字形式上的美感有关。就和没有人喜欢语言文字狗屁不通一样，这种形式上的美感追求也没有错。问题是，就和朱元璋几乎把所有治国之道都推向极端，从而令人极度不安一样，科举考试既然在内容上已经走向极端，哪里可以容许与之匹配的形式不极端？由此，八股文可能是在宋代渐露端倪，在元代小试锋芒，在朱元璋手中蔚为大观，大放异彩，最后，在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那里终成定制。
作为一种极端的写作形式，八股文的情形是：考试若以四书出题，则称“四书文”，以三百字为限；若以五经出题，则以五百字满篇。文章写作必须循着法定的格式书写，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式，组成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就像写古体七律、五律诗时，中间四句必须由两两对偶的句子组成一样。全篇共有八股，于是称为八股文。其行文起承转合，层次分明；读来则琅琅上口，煞是整齐美观。故其别称还有比如：制艺、时艺、制义、时文等。
这套科举程式极其严格，当时的术语叫“功令”，指的就是关于考试的详细规定，为当日学子们所熟悉的程度，应该远在今天的“托福”之上。功令是不能违背的，否则，不但意味着失败，严重者可能还要遭受处罚。这就等于说，跳舞时，不但要手脚戴着镣铐，还要穿上使用刚性材料制作的紧身衣，任你如何天生丽质艳压群芳，管叫你无从花团锦簇。其训练与临场时的艰辛，可以想见一斑。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若有谁严格按照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填写过律诗或词的话，可能能够明白写八股文时的艰辛。若想用那玩意儿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辛苦至极。
不过，在限制中方能显出高手，否则，奥运会就将成为兴奋剂和乱来的狂欢节，而不是公平竞技的盛会。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八股文能够相当有效地测试出人们的智力与素养水平，并使这种测试具有了相对公平的客观标准。从而，才在相当长时间里，使诸多家境贫寒却富有才华之士，通过它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为此，将其全然视为垃圾，确有让人颇感踌躇之处。就如诗词格律一样，可以产生李白苏东坡，也可以产生冬烘学究，还可以产生淫词浪曲。全部的要害在于内容而非形式。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国人由宋元时期的世界领先地位，全面落后，以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堕入可笑之境地，以专制暴政程朱理学禁锢民族头脑与心灵为其大端。切齿痛骂八股文，就和憎恨满江红、浪淘沙这些词牌子一样，就算不是找错了对象，至少是不必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因为，那只是一架风车而已。
然而，以帝国之大，人才之众，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也时常会在近乎不可能时，闪现出一些真正的灵光。
比如，梁章钜的《制艺丛话》中记载：有一个叫赵时春的孩子，时年九岁，八股文作得相当漂亮。我们知道，当时的岁数是以虚岁计算的。这位可能刚满八岁的孩子，在县里应试时，被考官怀疑其背后有枪手。于是，将其揪出，当场出题考之。题为“子曰”，令其破题。孩子应声答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句借苏轼，暗含“子曰”之意，一时举座皆惊。考官当即又以孩子的名字“赵时春”为题，令其破之。孩子答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哪怕为了夸饰其能，将这孩子的岁数缩小了，其破题之巧，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故事，也曾经被人用到了张居正的身上。因此，无从探究其真实程度，且探究起来的意义有多大，也是疑问。
张居正作八股文时，题目出自《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天看来，这根本就是废话，当时确是圣贤之言。张居正的破题是：“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善于理财的人，懂得真谛，自然会富裕有余。后来，张居正的确用他的治国实践，准确证实了此破题不虚。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朱元璋联诗作对子的故事，可见不是无根传言。帝国风气应是其来有自。
还有一则记载，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相当贴切地表明了帝国士大夫的心态——
刘健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就是弘治皇帝临死时，拉着手拜托他照顾正德皇帝的那位。此人一生专治程朱理学，后官居首辅，主持国家大政。其人在历史上官声还算不错。他曾经多次对李白杜甫等表达了坚定的不屑：“现在的后生晚辈实在可笑，当了进士，就去学着作诗。有什么用？就像李杜者流，不过是两个醉汉。放着许多好人不学，偏要去学醉汉。”
帝国读书人的主流代表如是说，可以部分地证实了从明朝开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如何急遽萎缩的状况。若与朱元璋其他施政相结合，也可以部分地说明，到宋元时期仍然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文化，是如何在大明帝国时期开始退化的。
从这些做法上判断，朱元璋在心理上，很有可能具有某种近乎偏执狂般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任何在国家治理上的理想化偏执作为，其最终，必定导向灾难性的后果。揆诸世界历史，至今还找不到相反的案例。
或许令当时的读书人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里，学习与考试的范围倒是完全一致，就是本诸四书五经。
帝国规定，考试时，严格禁止触及现实，亦严格禁止触及政治。这些规定，可不是说说而已。违反了这一禁条，不仅仅是落榜了事，有时是会出人命的。张居正中试前后，发生了两次诛杀大臣的事件，都与此有关。
一次是在张居正中试的三年前，皇帝将山东乡试的主持人叶经逮捕下狱。
原因是，皇帝阅览山东呈进的乡试试题时，发现第五条防边一问中有“北方侵略者入侵，防御应对失策，封官受赏的人太多太滥，四处征物敛财，财尽民穷”等语。皇帝大怒，认为这是在影射挖苦朝廷。加上重要的朝臣如严嵩等，也认为此为诽谤讽刺皇帝之意，于是下令将叶经杖八十。
结果，这位弹劾过严嵩、相当于今天国家监察部司局级干部的御史大夫，被当场打死在宫殿门外的广场上。
一般来说，杖三十到五十，就足可以致人于死地了。要想打死一个人，八十棍已经绰绰有余。
在这种被命名为廷杖的刑罚里，有高深的学问。据说，那些行刑的武士们受过严格的训练，训练时，他们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合格的标准是：砖头已经被打成粉末，外面的宣纸还需完好如初。以此功力，他们可以在看似不经意之间，几棍子就置受刑者于死地。同样，他们也可以在运棍如风、血肉横飞之中，使人表面体无完肤，实则只是皮肉之苦，将息几日，便痊愈如初。
如此高超的技艺，显然不会仅仅为打人而苦苦练就。其奥妙之处在于，他们与负责监刑的太监们心有灵犀，是催命棍还是留命棍，端在此默契之中。据说，这种默契表现在太监摆出的脚形上，脚尖向里的内八字和脚尖外撇的外八字，其张合的角度大小，均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其间，太监自己的好恶尚在其次，关键是包含了太监对皇帝心意的揣度，还有在此人身上是否能够得到好处，乃至好处大小的丰富信息。
于此细微之处，我们只要稍微运用一点想象力，就不难窥见帝国官场政治已经如何地臻于化境。也使我们在杜亚尔德勋爵《中华帝国志》中，关于“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的说法面前哑口无言。
到张居正的时代，死在这种大木头棍子下的人，已经成百上千。从后来的情形判断，张居正似乎并不反对应用此种方式来对付那些异己者。
张居正中了进士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发生了为考选试题而起的另一次杀人事件。这次被杀的人官更大，是吏部尚书李默，相当于今天主管全国干部与人事工作的最高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