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1年，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石人的出现，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朱元璋的时代以及朱元璋后六百年的时间，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其越用越烂却常用长鲜之功效，实令人目瞪口呆。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骚动。
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是次暴动虽被镇压，其登高一呼之效应却也彰显无疑。几个月后，到该年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到第二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时，今日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了。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小山头，遥相呼应，势成燎原。此时，导致朱元璋等坐大一方的宏观因素，可能有下列四点：其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无踪。当时，一位帝国大将，率领号称精锐的十数万大军开赴前线，镇压暴动。敌人的旌旗刚刚遥遥出现，此人便连呼“阿卜、阿卜”挥鞭策马而逃，导致大军溃散。阿卜阿卜，乃快走快走之意。宰相脱脱的弟弟率三十万精兵讨伐汝宁红巾军，军需钱粮堆积如山，后勤保障可谓充足。汝宁的治下在今天的河南省汝南一带。当日，汝宁城下，尚未交战，大军先发生夜惊。这位统帅上马就跑，一位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绳不让他走，他大叫：“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拔刀便砍，遂扬长而去。三十万大军就此星散。而此君逃回北京后，他的宰相哥哥向皇帝报告的是——汝宁大捷。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的主要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的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集猛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在此前后，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则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凶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凶悍而强大的陈友谅。这表明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禁”的好汉，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意思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而且，游侠们还有一个极令人钦佩的重要特点：施恩不图报。曾经被他们救过命的人当了大官之后，他们会远走他乡，终身不复相见。其格调着实令人赞叹。他们一诺千金，舍生取义，他们的故事每每一唱三叹回肠荡气，至今常常会让人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愿意改变自己、以便使社会相对公平一些的统治阶层注定会越来越不安地发现，这种令他们无比厌烦的江湖义气，正在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群体或者集体行为，而且，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这相当可怕，却实在不难理解，其起因有时简单得惊人。其情形，正如我国古代那句著名格言所说：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水浒传》出现后几百年间，人们读到打虎英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掉十几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相当痛快的原因。
于是，当这种不平积累出足够大的破坏性能量时，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便出现了，明教出现了，弥勒教出现了，白莲教出现了，青红帮、哥老会等等一一出现。它们的出现，常常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先声。一旦统治者应对失当，社会就将由此进入到一种暴烈的激荡之中。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与刘伯温、宋濂齐名的大学者。甚至有今人认为他的思想、见解远比刘、宋高明。在其著作《草木子》一书中，叶子奇告诉我们，当时的官吏完全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了极多敲诈勒索的名目。比如——
部下第一次见上司要交“拜见钱”，没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钱财叫“撒花钱”，逢年过节需有“追节钱”，过生日时必收“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叫“人情钱”，审计追账曰“赉发钱”，论诉是非曰“公事钱”；弄钱顺利叫作“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补上好缺曰“好巢窟”。
叶子奇记载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兽，与土匪强盗等而视之。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都是维护这个社会健康秩序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如人体中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若失去效用，表明已经无药可救。据叶子奇记载，当时，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的官员到下面去办案或处理问题时，其随从中常带有关于金银珠宝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级私人顾问甚至司库。其职能是在第一时间检验被处理对象所奉献物资的品质、分量、成色与价值，以便为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这些各级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数据作为依据的。从历史记载中判断，此种情形可能已经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