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朱元璋与刘邦还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彻底的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亭长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雇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这里。（《明史》太祖本纪1）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就此宣告南宋帝国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九十九岁方才谢世。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这么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战士，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些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母亲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生活实在艰难，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打下了文字根底。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极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墓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席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断然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号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这一年，朱元璋十六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和沿街乞讨差不多的生存方式，可能是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但其饥寒交迫、身体与心灵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历，于人类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象。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一个或许不需要怀疑的情形是，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极端的情形。
由上述种种回到朱元璋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肯定在他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死结，它不停地释放着巨大而可怕的能量。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帝国政治制度，则使这种能量变得无法阻挡，一路横扫过去，邪恶而且畅通无阻，令一切触及者必遭塌天大祸。
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诸多行为的背景与心理基础之一。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一再有机会看到，太多的帝国施政与此相关，太多的人为此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是为公元1352年。这一年，天下已然大乱。朱元璋二十四岁，投奔造反的郭子兴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四年后，即公元1356年，已经成为这支部队副元帅的朱元璋，率兵攻下集庆，更名应天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创建大明帝国，建年号为洪武元年，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此后六百多年一直叫到今天。这一年，朱元璋四十岁，是为洪武皇帝，史称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
描述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与历朝历代遍地血腥和杀戮的改朝换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方和尚也就是流浪汉，经过短短的十六年，便坐上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宝座，在这惊险的一跳中，总会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开始，西汉末、东汉末、隋朝末年、唐朝末年，都曾经发生过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其间，小型起义与暴动不计其数。用一个肯定不够严谨的说法形容，这些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央政权举措乖戾、人心丧尽、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的结果，就是所谓官逼民反的意思。元朝末年，除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特殊之处外，情况也大抵如此。
此时，谈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的光荣与梦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肯定会令他的在天之灵痛心疾首。
当年，这位海洋般的大汗横刀立马，注视着中原万里江山时，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曾经仰天长啸，提议：杀光这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那广袤土地变成丰美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
如今，假如能够俯视这里发生的罪恶，成吉思汗的心头定会掠过阵阵悔恨，若知道这块土地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们腐烂堕落如斯，当初真就该听了那位勇猛战将的建议。以长生天恩赐给他们的手段与力量，这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忽必烈还没有逝世时，那持续了近百年的狂风霹雳已经悄然停息，大元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生机勃勃向腐烂发臭的衰退。讨论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几十年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朱元璋的时代，这个帝国几乎烂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足够了。
此时，那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长生天似乎也已经厌烦，不再赐福给他们，而是频繁地降下天灾人祸。终于，大元帝国这匹百病缠身的老骆驼轰然倒地。最后压垮它的，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真正的泰山压顶。
翻检元帝国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下列两个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心理因素可能对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凶猛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族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凶猛，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猛。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反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原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在我国古代社会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混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的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村庄顿成“平地水二丈”的汪洋泽国，肥田沃土霎时沦为鱼鳖之域。公元1344年即元至正四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们，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史料记载说，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
这种情形导致了两个结果——
其一，主持这次工程的贾鲁是一位优秀的水利专家，此次工程也堪称中国黄河治理史上的杰作。然而，因为上述原因，此人在中国民间传奇中变成了一个阴险、奸诈的恶棍，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虽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其二，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干柴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