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十五年间，除了一篇还算言之有物、却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剧烈惨重的政治搏杀中，基本看不到张居正的身影。包括于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徐阶身处险恶的漩涡之中时，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严嵩势焰最盛时，深切忌讳着徐阶，致使那些与徐阶相友善的人们，鬼鬼祟祟，不敢与徐阶相交往。值此之时，唯有张居正，始终以相当磊落的方式与徐阶往还，导致深知徐阶推重张居正的老严嵩，都十分欣赏器重这个年轻人。
此人之道行可谓深矣。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张居正科举中第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教习他们的人，正是刚刚来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阶。
在此之前，徐阶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国干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当时，连续几任吏部尚书都很看重徐阶，所以，“阶数署部事”，很多时候都是徐阶在代理主持工作。后来来了一位自我感觉极好的尚书，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徐阶就躲开了，来兼翰林院学士，不久，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是在唐代开始设置的，最初的功能，是为皇宫内部提供各种艺术、技艺表现与表演的部门。宋朝的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其最高首长叫翰林院勾当官，搞得就连御厨茶酒也称翰林。而所谓翰林学士，则是由具有优秀文学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门在唐代叫学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学士院，元代则称之为翰林兼国史院。到了明代，才开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归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备天子顾问”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其最高首长就是掌院学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职权的部门，却是一个极其清贵的地方。当时，帝国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是进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内阁，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则非翰林者不能担任。从一个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贵，明朝的宰辅也就是内阁大学士共有一百七十余人，出身翰林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们才会将庶吉士看成是“储相”——后备宰相。
徐阶在翰林院教习的庶吉士们，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中央后备高级干部博士后专修班学员。徐阶兼具双重角色，既是他们的导师，也是他们的校长。就是在此期间，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当时，社会上和官场弥漫着一种追求诗词文学名声的热潮，许多类似今天各种沙龙的文学小团体到处涌动：——“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来了“后七子”；——唐宋派方兴未艾，复古派大旗已高高举起；——“十才子”的自我感觉刚刚渐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气昂扬地迎面而来；——你们哥几个管自己叫“三杰”，我们兄弟们就是“四俊”。
自娱自乐，相当热闹。
其百无聊赖之处，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出苗头——那么多才俊名士们，能够如唐诗人宋词人那样，被人们而非专家普遍记住名字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则几乎完全置身于外，与那些热热闹闹的场面保持着距离，相当克制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从史家的论证中可知，张居正也曾经犯过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科举中第之前，他曾经相当狂热地以古来诗文大家自我期许，并为此着实下过一番苦功。结果，不但发现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赋才气，还耽误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错过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国会试，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也有史家认为，张居正之所以没有参加嘉靖二十年的会试，是因为年龄只有十七岁，太小的缘故。姑且存疑。
是故，此时的张居正潜心于国故典章的钻研，默默关注着时势政治，于喧嚣浮华之中，自显出其特立独行。由此，进入了徐阶的视野。
嘉靖二十八年，散馆，庶吉士张居正顺利点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大约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处级调研员。此后，又是长长的沉寂。其间，曾经为养病等缘故，回到家乡，前后几达六年。
张居正又一次露面，已经是嘉靖三十九年。返回京师的张居正，出任国子监司业，开始成为国子监祭酒高拱的助手与同事。
国子监是帝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帝国最高学府。祭酒是其最高首长，可以理解成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最高加唯一国立大学校长；司业则相当于常务副校长，负责以儒学为主的教学事务。从史书记载上看，高拱与张居正志同道合，两人相处得相当好，以至于彼此“相期以相业”。就是说，两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已经在以有朝一日携手担当宰相来互相期许了。
假如他们对对方的个性了解得再深入一些的话，可能彼此就都不会如此期许了。
高拱比张居正早六年科举中第，那一年，即嘉靖二十年，就是张居正没有参加会试的那一年。此后，高拱也被选为庶吉士，毕业后，授官翰林院编修。高拱后来的迅速晋升，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与他在裕王府给裕王当了九年老师有关，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则与徐阶的推重有关。
中后期的嘉靖皇帝，极度相信道教师父的话。当时，为了长寿，一个道士警告嘉靖皇帝：两龙不相见。结果，这位皇帝便长时间地不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时，也在很长时间内不立太子。因为两个儿子中必定有一个是未来的“龙”，立了太子会使两龙相见，会令他联想到自己的死，联想到这个太子有一天会取代自己。对死的恐惧，甚至令他极度厌恶别人谈到皇家子孙的生，因为这同样会使他联想到有生必有死。
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孙子，即裕王的儿子——后来的万历皇帝出生后，有一位当时颇受宠信的宫中女官祝贺他喜得皇孙，没想到，他竟勃然暴怒，立即将这位女官赶出宫去。就这样，万历皇帝长到快四岁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明代皇家规定，皇室子孙的名字必须由皇帝赐给。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长时间无法知道，裕王究竟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天子。史书称“中外危疑”。
此时，嘉靖皇帝的另外一个儿子景王，更受皇帝喜爱，并且没有按照皇家制度到他自己的封地去，长期留在首都，具有明显的争夺继承权的意思。在此期间，高拱一直尽心尽力地辅导裕王读书，裕王相当尊重他，曾经手书“怀贤忠贞”四字赐给他。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罢相。此后，在新首辅徐阶的举荐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国子监祭酒迅速晋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被徐阶推荐参加内阁的值班，为皇帝撰写受到高度重视的青词。并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成为内阁成员。
此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与徐阶之间发生冲突，渐趋激烈，终至决裂为势不两立。
《明史》中记载：“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从当时情势和史料记载中判断，高拱自视极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继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认为徐阶是在拍自己的马屁，为将来预留地步，于是并不领徐阶的情。这样，他才会在“骤贵”——突然发迹之后，经常赌气般地和徐阶对着干。
而徐阶大约也确实有预留余地的意思在，因此，对高拱很器重并亲近。但他似乎没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处理事务时，显然没有过多考虑高拱的情绪。当时，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内阁值班室附近，时不时地在值班时，偷偷溜回家，并且有时还把宫里的器具带出去使用。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弹劾。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阶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阶的同乡，高拱便认为是徐阶指使的，于是，“大憾之”——痛恨徐阶。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没几天，转过年去，就进入了新皇帝的年号——隆庆元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高拱对徐阶的彻底痛恨，并为此后与张居正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嘉靖皇帝死时，按照惯例，由首辅负责起草老皇帝的遗诏。一般说来，这种遗诏是对过去的盖棺论定，并由此生发出对未来的展望，极为重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那些有作为的首辅，常常以此为契机，给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次，徐阶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在遗诏中，将嘉靖朝四十五年间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结果，史称：“诏下，朝野号恸感激。”遗诏公布后，朝野上下的人们痛哭失声、感激不已，并将这份遗诏和当年杨廷和撰写的那份诏书，视为嘉靖朝一始一终的两大盛事。从而，成为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份遗诏。
没想到，这件盛事却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惹恼了。原因是，此时的徐阶“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张居正，他是和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大学士连边都没有能够沾上。是故，二人大为光火，以至于那另一位大学士提出：“徐阶诽谤先帝，应该斩首。”这显然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情绪发泄，透出一股阴暗的小家子气。
而高拱，则以新皇帝潜邸旧臣的姿态，开始了与徐阶的对抗。最激烈时，发展到二人在内阁中，以激愤之词相互辩驳争吵的程度。徐阶的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在家乡横行乡里的事情，就是在此时，被高拱的追随者揭发出来的。
随后，高拱遭遇了来自南、北两京监察官员们排山倒海般的弹劾与抨击，史称：“言路论拱者无虚日。”这可能是高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隆庆元年五月，大学士高拱以养病为由，辞职了。《明史》作者认为，高拱此次辞职是因为他倚仗皇帝旧臣身份，患得患失，在个人恩怨上反应过度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此时的徐阶，被弄得同样灰头土脸。他大约是感慨万千，很难感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出没，哪里想到竟然在自以为风平浪静的港湾里，险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名相声望，经此一番折腾，恐怕是要大打折扣。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位隆庆皇帝手下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就此，萌生退意，不久便荣归故里。
徐阶之所以如此决意求去，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隆庆皇帝不可救药的好色，其二是他栽培起来的接班人张居正，让他可以放心地离去。
大明帝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出现具有特异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隆庆皇帝可以算是一位。
这位当年显得特别循规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么压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色中饿鬼。以至于在时人的记录中，关于这位皇帝的情色历史，可以称得上蔚为大观。
在他当皇帝的六年中，可能是中国陶瓷业、书画印刷业等制作春宫色情产品最为鼎盛的时期。沈德符在他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这位皇帝对于具有高度写实春宫画面的杯盘碗盏的爱好。江南地区一度发生的“拉郎配”抢婚风潮，就发生在此君当政期间。他的宫闱故事也相当可观。因此，煌煌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徐阶辞职时，才会使用特别委婉暧昧的语言方式，曰：“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帝意亦渐移，许之。”表明徐阶辞职，确实与皇帝的私生活有大关系。徐阶可能是老了，见不得皇帝荒唐。
毕竟，在许多年里，他为太子的问题，倾注了不少心血，承担过可怕的风险，也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与理想。如今，他可能会相当失望。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位特别好色的皇帝却也有一个特别可爱之处——他放心放手地让那些聪明能干的大臣们去做事情，极少滥施权术与威风。
可能是青少年时期压抑过久过重的缘故，这位皇帝时常表现得羞怯而迟钝，在朝堂上经常说不清话，甚至连程式化的对答有时都需要大学士们代替。这使人有理由怀疑皇帝的智力发育水平。
结果，徐阶走后，反倒是隆庆皇帝的这个特点，成全了后来回到朝廷的高拱和张居正，使他先后任用的这三位主要宰辅大臣，都可以放手作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名臣。也使短短六年的隆庆一朝，在明代历史上成为颇有建树的一个时期，在史家们口中享有不错的名声。
张居正真正走上历史前台，应该是在嘉靖与隆庆相交之际，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年底与隆庆元年年初，即公元1567年之初。
徐阶对张居正最为深谋远虑的一个安排，就是在扳倒严嵩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将他调到了裕王府邸，去充当裕王的老师。他再度与高拱成为同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友善。
当时，这个安排多少带有一些风险。因为，嘉靖皇帝喜爱景王远在裕王之上，是众所周知的。而景王的封国偏偏又特别意味深长——他被封在了德安府，就是当年的湖广安陆州，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没有人知道，这位皇帝会不会在一阵清风吹起一缕香烟直达天庭之际，一纸诏书把他召回来，立为太子。以嘉靖皇帝一生行事风格判断，如果他想要这样做的话，恐怕是没有人、包括徐阶能够阻拦得了的。事实上，直到两年后，景王病死，这个风险才算最后化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