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根据帝国的正统观念与制度，作为外廷的官员，张居正不能与内廷的宦官相结交。在理论上讲，外官交结内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认真追究起来，当是可以处死的罪过。因此，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是帝国规范所不允许和为人所不齿的。这是我国历史上，那些与宦官合作的大臣们，通常很难留下良好名声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僵硬的体制之下，不这样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揆诸历史，这可能是太多的人们，不顾后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以张居正的性情而论，人们肯定会认为，至少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儿。然而事实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当周到严密。这种周到严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深思熟虑，应该是出于格外强烈的政治抱负，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帝国政治运作周密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相谋请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试。当他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之间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对帝国政治机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都是高拱所远远不及的。
应该说，张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关键也最脆弱的那个环节。
追根溯源，这个环节是由朱元璋所铸造的。
大明帝国创立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发生过宦官为祸的情形，严重时，甚至可以杀死或者更换皇帝。因此，朱元璋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宦官的轻蔑，认为这帮家伙很多都是坏蛋，难得挑出几个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是故，他们只能从事挑水、扫地、奔走、传达之类的工作。据说，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条针对宦官的规定，即禁止宦官读书。掌管图书典籍的宦官，只许具有识字而已的初级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于那些需要记录皇帝诏令的宦官。并且，据说他还在皇宫中竖立过一块铁牌，上面书写到：严禁宦官干预政事，预者斩。
如此防范，不可谓不严密了。
然而，当朱元璋制定出力图将大权独揽到皇家，从而确保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其交互作用的结果，却使大明帝国变成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国家最为惨烈、最为深重的一个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来自宰相制度的废除。
朱元璋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旨在加强皇家权威的举措，竟会演变成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增强了宦官权威的结果。仿佛就像朱元璋成心如此设计一般。历史老人喜欢捉弄人、特别是喜欢捉弄强人的品性，在此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朱元璋心思细密，考虑重大问题时，常常绕殿徘徊，正思逆想，反复斟酌。当他自以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帖、天衣无缝时，偏偏就忘记了自己那些子孙们，不会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作狂。他们是要在深宫膏粱中出生、在满身脂粉香气的女人怀里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儿里长大的。于是，在后来的世代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大都演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宦官的作用，在制度与实际运作中变化最为巨大。
大明帝国宦官的令人畏惧之处，大体上发生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诞生在公元1420年，即永乐十八年八月的东厂；一个是创制于洪武年间，但在宣德年间脱颖而出的司礼监。后来二者合流，变得威力巨大无比。
东厂是对帝国臣民进行侦缉与刑狱的机构，与锦衣卫齐名，常常被并称为“厂卫”。不同的是，东厂由宦官掌控，地点设在东安门北，可能也是为此，所以称为“东”厂。在东厂中，大约是为了进行敬业精神的教育，所以悬挂岳武穆即岳飞画像，并供奉有历任首长的牌位，上面大书“百世流芳”四字。这个机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侦察，同时，其侦察结果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直达皇帝手中。其最高首长则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称之为“提督东厂”或“东厂提督”。按理说，有一个锦衣卫，已经差不多足够皇家用了，朱棣何以还要再设立一个东厂？对此，至今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解释清楚。
我们已经知道，在永乐皇帝朱棣手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诛十族”和“瓜蔓抄”故事。知道了这些，再看看那些热烈赞颂这位皇帝雄才大略的历史著作，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心理变态。同时也就会明白，东厂这样一个机构，孕育在他做皇帝的永乐年间，该是多么的恰如其分。
司礼监则是在朱元璋时代设置的。当时，其职能就如其名称一样，是负责皇宫内礼仪事务的。后来，在宣德皇帝时代，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也同样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表里相应的重要机构。
大明帝国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号称有二十四衙门。而在这些衙门之下，还有遍布首都与全国、很难统计清楚的分支机构和外派机构。据说，到清朝的康熙时代，皇宫中还有明代遗留下来的宦官在执役。所以，康熙皇帝曾经告诉他的大学士们：“关于明代的知识，你们都是在故纸堆里得到的，而我是在万历时代的太监嘴里知道的。那时，有宫女九千人，宦官十万人。”司礼监就是这些宦官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余金《熙朝新语》卷4，转引自丁易《明代特务政治》19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内阁发展起来的奥秘在于其票拟权。现在，我们则需知道，司礼监发展起来的奥秘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批红权。
在理论上讲，内阁的票拟只是为皇帝发布诏令起草的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后，方才具有法定效力，下达执行。宣德皇帝则在正式开办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学习的同时，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并形成制度，成为此后帝国政治的正常决策程序。由此，皇帝的权力在实践层面上而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转到了太监手中。之所以会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宣德皇帝的个性有关。
在大明帝国诸帝中，人们习惯上认为宣德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此人天赋极高。难得的是，还兼具了政治才能与艺术天才。有论者认为，他在书、画、诗、词、文学方面的天分与造诣，当在艺术天才宋徽宗赵佶之上。除登极之初，其叔叔想仿效其爷爷永乐皇帝朱棣给他找了点儿麻烦、后来被他装进大瓮活活烤死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的太平天子。于是，也就有了不少精美传世的书画作品、让人读不下去从而无从记忆的诗词文章、炉火纯青的宣德炉和“蟋蟀天子”的不朽名声。
我们的宣德皇帝对斗蟋蟀的喜爱程度，堪称独步古今。
况钟是进入了我国民间传奇的一位清官。此公担任苏州知府时，曾经接到过皇帝的一份手书密令，命他协助专程前往江南采办蟋蟀的宦官，弄它一千只上好的回来。皇帝相当郁闷地告诉苏州知府，以往弄来的数量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结果，江南蟋蟀价格狂涨，达到了十几两黄金一只，约合几百两白银、几万元人民币。以至于帝国军队中盛传，某某人捕献蟋蟀，可以得到和杀敌立功同样的官职提升云云。
这位皇帝时常只亲笔批红几本奏章票拟，其余全部授权太监们代理皇帝签批实行。遂成为帝国定制。宣德皇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病死。结果，他所手创的这套制度，到他儿子正统皇帝时代，便产生了重大后果——培养出了帝国第一位大太监王振，由此，引发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成为蒙古族骑兵俘虏、南宫复辟、于谦被杀等一连串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件。
正统皇帝曾经充满深情地给王振写过一道敕文，极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从而，稍微运用一点联想力，就能明白上述一切发生的机理。
这道敕文并不长，语言也不晦涩，故抄录如下：朕惟旌德报功，帝王大典。忠臣报国，臣子至情。尔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教以诗书，玉成令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以尔先帝所重，简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特兹敕赏，擢尔后官。诗云：‘无德不报。’书曰：‘谨终如始。’朕朝夕念劳，尔其体至意焉。（《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于是，在帝国史册上，便记载了许多这位王振的事迹。
下面的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上面谈到的那些大事件。
据说，有一位官居工部侍郎——相当于今日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的高级官员，没长胡子。王振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老爷您都没长胡子，儿子辈的我当然不敢长。”史书上还记载了这位大太监私下里将反对自己的官员剁碎后，弃置荒野的事迹；记载了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大理寺少卿，由于没有当众向他行礼，而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的故事；记载了一位反对他的军人，是如何被凌迟处死的经过。还有属于运气较好的一位，他是当时特别有名的大学者，官居国子监祭酒，就是帝国中央大学校长。王振认为此人对自己不恭，就找了个理由，用一个百斤大枷，把他枷锁在帝国大学门前示众，他的学生们哭号奔走，据说是惊动了太后，才终于在示众三天后获释。
从皇帝呱呱落地开始，王振就日夜陪伴着他，在几近二十年时间里，夙兴夜寐，废寝忘食，苦口婆心，忠心耿耿。由此，皇帝认为他禀性忠孝，度量宏大是合乎其观察角度的。同样，当九岁就继位的皇帝，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时，依靠和信任这样一个人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如此，皇帝的权威和他的权威当然不应该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这种权力的转移与合二为一，已经没有任何不可理解之处。
继王振之后，到张居正的时代，帝国至少出现了曹吉祥、门达、汪直、李广、刘瑾、钱宁等大太监，每一个都有其身手不凡之处，个个都有本事足以将满朝文武百官折腾得死去活来、斯文扫地。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少见宦官为祸。可能与嘉靖皇帝在外省长大、并对宦官心存戒备有关。其朝局情形已经说了太多，不再啰唆。
而在此时此刻，张居正已经与大太监冯保达成深刻默契。从而，掀开了帝国历史上极为奇异的新篇章。
据说，冯保时常焚香沐浴之后，弹奏古琴，水平相当高，且很有儒者风度。他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知书达理、颇有文化素养的宦官，琴棋书画都能来，诗词文章也不错。由于学识涵养在宦官们当中确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因此，嘉靖年间就已经做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
今天，人们时常使用的“太监”这个词，其实是一种高级宦官官职的名称，出现的时间很晚。
我国令阉割后失去男性性能力的人在宫廷中做仆役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能在春秋时代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对这种人的称呼极多，包括了统称、尊称和蔑称。宦官是最一般的统称，其他如：奄人、奄寺、奄宦、奄竖、阉人、阉宦、阉竖、寺者、寺人、宦寺、宦者、宦人、宦竖、中侍、中官、中贵、中竖、内官、内臣、内侍、内监、内竖、貂珰、竖珰、貂竖、竖貂、大珰、小珰等等，看到这些词汇，全部都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宦官。我们知道，“竖”这个字眼，在古代用在人身上时，带有一种极度蔑视的成分。其含义已经超过了今天“那小子”、“那家伙”、“那东西”之类，具有骂人“不是个东西”、“不是个玩意儿”的味道，不屑与不齿的意思很重。
太监这个词在辽代最早出现时，是一种官职称谓，为宦官管理机构太府监的最高长官。元帝国因袭之。到了大明帝国，宦官机构大幅度增加，于是，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便全部设立了掌印太监这个官职，为各监之最高首长，正四品；其他四司首长为司正，正五品；八局各设大使一人，也是正五品。从此，人们就用最高一级的官职名称，来通称宦官。拍马屁的味道很重。因为，绝大多数宦官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太监。
司礼监的最高首长掌印太监，此时，早就被称之为“内相”了。在人们的眼中，其地位与内阁首辅是同样的，二人“对柄机务”，就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相对掌管国家军机大事的意思。第二把手，则是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被看成相当于次辅兼刑部尚书。然后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相当于内阁诸成员。这些太监地位崇高，二十四衙门的其他太监见到他们时，是要叩首礼敬，视为上司的。而且，按照帝国制度，这个级别的太监每人所配备的工作班子加生活侍从，人数在六十人左右。这只是正式制度规定的人数，实际情况可能会远远不止如此。
隆庆元年，即公元1567年，冯保晋升为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成为司礼监的第二把手。这使他在帝国官场中的地位，与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差相仿佛。
这时，掌印太监的职位出缺。按道理说，应该由冯保依序递升，谁知，大学士高拱偏偏向皇帝推荐了御用监太监接任司礼监掌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