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监在十二监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负责御前围屏、床榻诸木器和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器的造办。这一举荐相当失策，颇有点扶粗使丫头为正室夫人的意思。其不符合宫中常例也有违情理之处在于，按照宫廷规矩，御用监太监不能接掌司礼监。而且，更糟糕的是，假如这位粗使丫头国色天香聪明伶俐倒也罢了，偏这位御用监太监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很有可能接近文盲的水平。而司礼监却是每天都要和国家典章制度、来自全国官员们的文书报告打交道的。
于是，“保由是疾拱”——冯保由此痛恨高拱。
果然，这位既无姿色又无眼色的粗使丫头，不久便惹翻了好脾气的隆庆皇帝，很快便被罢而去。
高拱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次推荐了一位尚膳监太监来接掌司礼监。这次虽然破了规矩，但还不太离谱，因为这位负责皇帝饮食的太监有一手绝活，本来就很受皇帝喜爱。结果，此人顺利接掌司礼监掌印。史书记载说，“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冯保无以复加地切齿痛恨高拱，这才与张居正深入结交。其含义当然是想报这一箭之仇。
从帝国制度的角度看，高拱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作为大学士，他没有理由破坏帝国规制，将更有资格、能力更强的冯保愣挤到一边去。这种强横的做法不可能不招人讨厌，不可能不带来乖戾之气，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气。
但同样作为大学士，他的做法又很可以理解。原因是，作为帝国士大夫的代表，但凡正派一点的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看到宦官们的权势过大，帝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举凡此种情形出现，都意味着不小的灾难。
我们找不到冯保在此之前得罪过高拱的记录，这表明高拱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刻意打压冯保。冯保手中的权力已经很大，他的资历、素养与能力越强，对内阁决策管理权限的破坏力就可能越大，高拱也就越要抑制他。如果不是因为隆庆皇帝的个性和对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信赖，高拱大约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做到了。只是手法过于粗暴，为后来的不祥结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徐阶尚在朝中，张居正也已经进入内阁。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反对高拱的做法。在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是支持高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理念与利益。直到徐阶离去，张居正又受到高拱颇为轻率的伤害。
事实上，或许正是高拱自己相当情绪化的个性，才一再化友为敌，使冯保有机会建立起了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一旦形成，几乎就注定了高拱的政治溃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自己犯错误，自然给了别人犯更严重错误的理由与机会。帝国政治制度本身的非理性化，注定了这一切的无可避免。
我们只要把时间这个参数向两端拉长一点儿，就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种政治理性的缺失，使帝国与所有参与者个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与成本。即使是那些在各个方面堪称杰出的人，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冯保的机会，出现在隆庆皇帝重病弥留之际。时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闰二月，大约与放纵过度的性生活有关，三十五岁的隆庆皇帝已经一副形销骨立的模样，面色晦暗且伴有热疮。
他面带愠色，紧抓住高拱的手，说：“我不回宫里了。”
高拱连忙劝解：“皇上不回宫可怎么行？望皇上还宫为是。”
皇帝恨恨地：“有人欺负我。”
高拱：“何人胆敢无礼？有祖宗重法在。请皇上告诉臣，臣依法治他。”
皇帝深深地叹口气：“唉，什么事？还不是宫里的事。”
据说，就是在此前后，张居正察言观色，看到皇帝“色若黄叶”且神已朽矣，知道其人病入膏肓，已是无可救药。于是，在暗中写了关于皇帝后事处理的十几条意见，密送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此时，冯保至少已经在两个方面做了深厚的铺垫。
一方面，那位接手司礼监掌印的前尚膳监太监，一时间颇受皇帝倚信，他肯定想了不少办法讨万岁爷爷喜欢。我国写实程度很高的春宫作品的繁荣发展，和皇帝身上的那些热疮，可能都与此人关系不小。这样一来，皇帝是挺快乐，皇后妃嫔们却不大可能开心。特别是曾经被移居别宫的孝安陈皇后和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肯定不会为此感谢他，这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冯保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自己对皇家的满腔忠爱倾注到了皇后、贵妃和皇帝的继承人身上。
我国古代，对此种做法有一个极贴切的形容词汇，叫作“烧冷灶”。大凡已经步入帝国政坛或准备进入官场者，这是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此种做法难以被看成是正派的，最后结局也鲜有善终者，不过，以此种功力一举拿下高位的，在我国算得上史不绝书。其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战国后期，阳翟，即今日河南禹县的珠宝商人吕不韦。与冯保同行的，则至少有宋徽宗时代的童贯和本朝稍后一点的魏忠贤。
另一方面，在外廷，他与内阁次辅张居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高拱在他那本虽然火气很大，却也相当有名的遗著《病榻遗言》中，曾经对此做过相当细致的描述。高拱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逢迎谄媚无所不至。冯保有一个心腹仆人名叫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中去。只要是他想要的，张居正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促成，使这家伙特别感激张居正，不遗余力地为他与主人冯保奔走。三个人像合穿了一条裤子般，变成了一个人。于是，一有什么事，张居正就捏估出一个东西，由徐爵交给冯保，冯保再在宫中以皇帝的名义批出来，张居正则袖手旁观，假装不知内情。高拱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高拱尽管对此深恶痛绝，但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以皇帝的遗诏为例，本来，理所当然是应该由帝国首辅高拱来主持，结果，却由次辅张居正代劳了。原因是，眼下皇帝还没有死，高拱哪里可能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给皇帝？于是，在张居正的指导点拨下，冯保也不知是怎么撺掇的皇后、皇贵妃，竟然能够让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皇帝，基本上按照冯保和张居正指示的方向，对后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怒火万丈，却又全然无从发泄。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十岁的小皇帝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