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长达十年,在帝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万历初政,竟然是在这种波诡云谲的重重黑暗中拉开的序幕。这实在算不上是个好的开头,其诡异乖戾之处,令人无法想象后面的结局会是皆大欢喜。
对于张居正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杰出政治家,只能以这种阴暗的开端,涂抹着自己的脸谱。仿佛挥舞了一支过于粗暴的墨笔,黑墨淋漓之际,使他后来那些对帝国真正伟大的贡献,也变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脸。
这还不算,最大的不幸则是——
从张居正一生行状判断,他或许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后名。然而,诚如帝国政治所一再展现的那样,此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伤害的常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声,甚至主要不是名声。与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国官场的“储相”庶吉士相比,今年四十八岁、年届知命的张居正,已然是帝国首辅。当年那些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经明确而具体地铺展在他面前。然而,他却很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盘死棋。
就像没有人能够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目标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盘活这一局已经死透了的棋。从此以后,张居正真心实意、雄心勃勃地为帝国所做的一切,客观上,可能只是让这盘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的确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除了与冯保之间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钧及其母亲慈圣李太后的“倾心委倚”,则是张居正能够大展拳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按照《明史》所载,李太后出身于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漷县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东南的漷县镇。此地在元代为漷州,下辖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县。明初太祖时漷州为县,到清代并入通州。太后家境贫寒,其父李伟为避兵祸,逃难来到北京。初进裕王府时,李太后只是一个低级侍女,后来受宠,生下皇长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隆庆元年晋封为贵妃。而正宫陈皇后体弱多病,且没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别宫”。种种迹象表明,她与李贵妃和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处融洽。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应尊先帝时的正宫皇后为皇太后,有亲生母亲须称为太后者,要另外再加徽号作为区别,就是地位略低于正宫皇太后的意思。这种情形,显然无法令万历皇帝和他的亲生母亲满意。另外无法满意的,则是冯保与张居正。于是,冯保以两宫太后并尊暗示张居正。最后,张居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尊陈皇后曰仁圣皇太后,尊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并驾齐驱,没有了区别,遂成帝国定制。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兴,对自己的首辅大臣说:“昨天,大内百花盛开,我奉陪母后赏花盛宴,开心极了。”他说的母后,指的当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张居正奏曰:“仁圣陈太后那儿长期寂寞,恭请皇上能够放在心里。”小皇帝颇以为然,回宫报告自己的母亲后,亲自驾往陈太后所居宫殿,将其接到鲜花盛开处,再设盛宴赏花,尽欢而散。
张居正心思细密,应该令两宫太后深感欣慰。
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李太后时说: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治理国家,臻于富强,太后“之力居多”。表明这位皇太后确实曾经给予了张居正相当大的支持。
许多年以后,在给帝国晚期政治带来重大影响的所谓“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对册立自己不喜欢的皇长子为太子一事迁延乖张,太后问他是什么理由,万历皇帝回答说:“因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届中年的万历皇帝惶恐万状,跪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来。“都人”是当时宫廷内对低级宫女的称呼。后来,几乎受到皇帝终身宠爱的郑贵妃,想以为太后祝寿的名义,让自己亲生并备受皇帝喜爱的福王留在北京,太后很不客气地反问:“我的儿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来为我祝寿?”帝国制度,凡成年的皇家亲王,必须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许在北京逗留。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长子,最终能够成为皇太子并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慈圣李太后对儿子的管教之严,在历代帝后中是有名的。长时间罚跪是她惩处万历皇帝错误的常用手段。经常是小皇帝哭泣着保证改过,才被允许站起来。每次小皇帝读书下课回宫,太后都会让他模仿讲官,在自己面前复述讲习内容,以考查并巩固其学习成果。每临早朝,太后则必会在五更时分,大约是早晨四点多钟,亲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们将睡意正浓的皇帝强制扶起来,洗漱装束,看着他登轿而去。对于十几岁十分贪睡的孩子来说,其痛苦可以想见。
丈夫死后,这位来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贵已极的皇太后,一个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儿子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圣贤之君。驱逐高拱之后,她对张居正寄托了无限希望与信任,“大柄悉以委之”,就是将军国大政全部委托给张居正处理,称得上全心全意。据说,她训斥万历皇帝时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像那些拿“狼来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间妇女。可以看出,其间并无恶意,充满敬意。
后来,甚至到小皇帝已经长到十八岁,娶妻生子,按照帝国惯例早已到了亲政——主持国家大政的年龄,张居正“乞休”、“归政”,就是请求退休,将大政归还皇帝时,皇太后仍然命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断然回答:“请张先生辅导皇帝到三十岁,那时再商量由人接班也不迟。”这位皇太后一口气活到了万历四十二年,仅仅比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严嵩或徐阶那样,寿命足够长的话,后来的情势发展可能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从人的心理发育规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吓唬孩子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孩子的心中有效地培养出对狼的终生恐惧;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话,那么,这种恫吓一遍遍重复的结果,则可能会在小皇帝心中,既培养起对张居正的敬畏之心,却也完全有可能为皇帝未来的逆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以国人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与支持张居正,有着其他方面的微妙考虑,譬如男女之情一类。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驱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单独召见了张居正。这次平台召见很有名,是张居正位居帝国首辅之后,与皇帝之间的第一次奏对,大体确定了十年万历初政的基调——
小皇帝对张居正慰劳备至,说:“先帝活着时多次告诉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生尽心尽力地辅佐。”
张居正泪流满面,跪俯在地上,顿首泣谢,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尽力,以图报效。方今国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讲学亲贤,节用爱民,是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恳请皇帝圣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道:“善。”第二天,张居正于心潮难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献了十年辅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中谈道:“为臣之道,必须出以公心,不谋私利,才能称得上一个忠字。臣子我从小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对这个字烂熟于心。走上官场之后,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什么堕落、从而玷污这个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励自己奋发有为!”
“我要谨守祖宗旧制,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施政举措,譬如:尊主权——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权力;
课吏职——对官吏职责高标准严要求;
信赏罚——赏罚严明奖勤罚懒;
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以及裁汰冗员、整顿驿站管理、节俭开支、整饬边防与军队、实行一条鞭法,乃至清丈土地等等,无一不可以作如是观。
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被认为是“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仔细推究起来,这所谓“六大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实在没有一件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倒真实地反映出了张居正试图恢复祖宗旧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细检视当日之情形,应该说,张居正的这种努力,进行得相当艰苦卓绝,其程度还真的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年漫长岁月,就像我们在以前的描述中所不断看到的那样,当年太祖创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困扰中华帝国近两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时一一出现,其交织缠绵的结果,令种种弊害,更加积重难返。譬如,豪强富户,“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表明新一轮的弱肉强食早已展开。而土地兼并也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大明帝国特色——“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实,民脂民膏已经被榨干了,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则“元末之事可为殷鉴”,元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那么,怎么办?张居正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显然,张居正是以这种“磊落奇伟之士”来自我期许的。
平心而论,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段中考察,譬如观察其十年释放权力的过程,又让人很难怀疑张居正忧国忧民、竭心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在他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于其同时代人来说,无法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数。而对于今日之读者,则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吊诡之处。未来,张居正令人扼腕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导出的。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