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一时间，英雄豪杰和流氓恶棍蜂拥而起，中国进入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
中国人习惯于诗意地称呼这种情形为——逐鹿中原。
由于中国文化排除了众人分享这“鹿”的可能，因此，就必须有一个人要灭掉所有对手——这里所说的灭，通常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灭，即肉体上的消灭——独自俘获并享有这只“鹿”。这既是中国政治传统特别凶残一面的原因，却也真的是中国人特别幸运的时刻。因为，如果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人们立刻就会像被爹娘丢弃了的孩子，惶惶然于天下没有了主子，从而不知道自己应该向谁磕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下去。中国社会则将就此进入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
我们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但凡这种时刻出现，都将意味着更深重的黑暗与灾难的降临，意味着一个人的脑袋可能还不如一个土豆值钱。
因此，那些不知踏着多少人的尸骨血肉走上龙椅的开国帝王，常常会受到热烈的爱戴、赞颂与尊崇。这也是那些赞颂的言辞和表现不管多么肉麻卑贱令人作呕，我们却很难将其一概看成是虚伪的原因。
公元1368年1月23日，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消灭了主要的割据群雄，登基称帝，创立大明帝国，算是正式捕获了那只元失之“鹿”。从此，开始了大明帝国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直到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即公元1644年4月25日凌晨。当时，朱元璋的子孙——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与一位陪伴他的宦官，相对吊死在御花园的煤山寿皇亭。其地点在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园里面。
据说，登基之前，朱元璋的心里充满了期待与忐忑。
一年前，朱元璋曾经派一员大将，准备将安置在滁州的“大宋”皇帝小明王韩林儿接到南京来。谁知，在长江瓜步渡口就是今天的江苏六合附近，一船人全部被翻沉于风大浪急的大江之中。当年，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将义帝装在船里沉于江中，结果，给刘邦留下了号召天下讨伐项羽的口实。如今，所有护送小明王的随行官兵都可以证明，他们一路上如何恭谨护持，船翻后，这位大将如何奋不顾身地跳进隆冬时节的江水中抢救皇帝。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皇帝是被有意害死的，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意志，归结于这位小明王并非真命天子。朱元璋表现痛心，他痛骂这位将军一顿，关了他几天有酒有肉的禁闭，然后将他发回前线去戴罪立功。
第二年，朱元璋将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小明王龙凤十三年，改元称为吴元年。这一年，已经是公元1367年。
七月，随着张士诚的灰飞烟灭，李善长率群臣劝进，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回答说：“若天命果然在我，何须汲汲惶惶？我曾笑话陈友谅，刚刚得到天下一角，就急吼吼地妄自称尊。我岂能步他的后尘？”
到了下半年，局势便显出大局已定的模样——割据群雄如浙江沿海一隅的方国珍、四川的明玉珍、福建的陈友定、广东的何真等，终于在坐井观天之际，迎来了将自己变成釜底游鱼的时刻。而北京——元大都京城里的大元帝国君臣，虽然已是日暮途穷，却也在一系列的内讧与自相残杀中，冲杀出了几位相当厉害的角色。这些人称得上是百战之将，相互之间乌眼鸡一般，但没有人愿意把江山拱手送给朱元璋。因此，北伐中原，拿下大都，取元而代之便成为朱元璋此阶段的战略核心。
此次北伐，朱元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确实显出了大战略家的水平。
当时，谋士如刘伯温，武将如常遇春都主张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北京。朱元璋大不以为然。在《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部署。
——北京百年之都，城池坚固。悬师深入，若师老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而敌援兵四集，岂不进退失据？因此，要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回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户，则天下形势尽入股掌之中。此时元都势孤援绝，将不战而克。然后乘胜而西，大同、太原及关陇之地可席卷而下。
结果，正如此次领兵北伐的统帅徐达所说，此后的情形，与朱元璋的布置竟然“分毫不差”，一切都是按照朱元璋预料的那样发展的。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再次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此时，朱元璋被形容成万民仰望的“红日方升”，是帮助上天抚育天地万物的上天之子，若不正大位，就无法满足天下臣民的心愿，臣子们将要以死相请。朱元璋很谦虚地拒绝了。他显然很清楚，这些臣子们，没有人会在此时此刻为此去死。第二天，李善长再一次率百官恳请，希望朱元璋能够为天下苍生百姓的利益着想，满足大家的要求，就出来当这个皇帝吧。终于，朱元璋“勉从舆情”，就是勉强答应舆论请求的意思，决定出来为天下造福。
此后，朱元璋的日子相当难熬。
原因是，举行登基大典的黄道吉日选在正月初四，然而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便阴霾四布，下起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二十二日，朱元璋搬进新建的皇宫，并祷告上帝：如果我朱元璋可以做天下的主子，就请上帝神灵在初四那天降临，届时日朗天清；如果不可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到大年初一这一天，雪虽然停了，天空却依然阴沉。初三日，朱元璋有些沉不住气了，下令百官戒慎戒惧、以诚敬恭谨之心侍奉上帝鬼神，不要惹神灵生气。结果，十数天风雪阴霾之后，正月初四一大早，竟然云开雾散，红日当空。只见蓝天丽日之下，彩旗白雪，把个六朝古都石头城装点得分外妖娆。
如此，表明上天正式批准他成为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
是日，登基大典在庄严肃穆中顺利举行。
先是祭天大典。
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导引下，于钟鼎鼓乐声中，朱元璋率众从皇宫浩浩荡荡直奔京都南郊的天地坛。那时，天地日月尚是同坛而祭。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分建于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分时而祭，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天地坛第一层，南向东位供奉着昊天上帝，西位供奉着皇地神祇；第二层则为日、月之位；两侧东西分列供奉着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隍之位。
祭仪第一项为迎神，又称燔柴祭，燔烧祭坛之上的木柴，将宝玉和牛羊猪三牲置于火上炙烤，令芳香直达天庭，意义在于恭请天地神灵前来参加此人间盛会。
然后，便是宣读祭天祝文。祝文大意是：以前，上天您派来的天命真人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在您恩赐给我的英贤们辅佐下，天下已然安定下来。大家都说没有主人，非得尊我为皇帝，我不敢推辞，所以现在敬告您，已经决定定天下之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恭请您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尚飨！就是请您享用祭品的意思。
下一步程序则是和上帝神灵一起享用祭品，正式的名称叫做饮福、受胙，就是饮祭酒，吃祭肉，表示接受上天的恩赐。
大典的最后一项仪式是送神，燃旺坛上大火，毕恭毕敬地凝神注视，将贡献给神灵的玉帛埋好。再拜顿首，祭天大典礼成。
然后是即位大典。
紧接着前面的祭天大典，皇帝要立即换上绣着日月山川与龙的衮服，又叫龙袍；戴上前毓平顶冠冕，就是眼前耷拉着十二串珠帘的那种怪帽子，所谓皇冠是也，在天地坛南面即皇帝位。
文武百官在左宰相李善长的率领下，北向行跪拜大礼，山呼万岁。此礼行过之后，朱元璋便正式成为大明帝国洪武皇帝。
即位大典之后是祭祖大典。
即位后的当今皇上，需率领皇家诸子手捧神主即写着祖宗名字的木牌，前往太庙祭告祖先，行祭祖大典。在这个典礼上，需要感谢祖先神灵的庇护，将四代祖先追尊为皇帝和皇后，向每位祖先奉上玉玺与玉册。程序是，由皇帝依次向各位祖先宣读玉册册文，然后奉献叩拜如仪。
据说，就是在这一次祭祖时，朱元璋恍惚中似乎看到了他的母亲前来受享，致使他神情激动地疾步前去迎接。宰相李善长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皇帝陛下的诚孝感通天地神灵所致。遂使皇帝感慨而满怀喜悦。
最后，皇帝需要驾临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朝贺。
届时，由李善长率群臣跪拜，宣读贺表，群臣舞蹈扬尘再拜顿首。然后，由李善长代表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有关人员加封官爵，大家跪拜谢恩如仪。
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结束。（以上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此后，朱元璋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凡三十一年。
平心而论，回望洪武这三十一年的岁月，实令人感慨万千。
朱元璋以自己的作为，让一切对他的评论根本无法在好、坏、善、恶这种伦理的层面上进行，也使中国人评价皇帝时惯用的诸如圣君、暴君、明君、昏君之类概念基本失去效用。原因在于，作为一位皇帝，此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复杂。
有一种理论认为，评价政治与历史人物时，不能用善恶的标准，而必须用历史的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就是说只看此人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其他均可不论，或顶多是次要因素。这种理论显然为政治人物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幸亏此种理论不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否则，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大约会远远不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
不过，即便以此种理论衡量，我们还是无法截然判定，这位朱皇帝对中国历史究竟是推进了，还是促退了。原因仍然是此人的作为实在过于复杂，且不论依照上述理论能否作出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不管这位皇帝如何复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出发，而是将他作为一个人来打量，从人的层面来开始工作的话，或许我们的讨论反倒会更加接近事实。或者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更加远离事实。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历经十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经历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比较起来，当时的割据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国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此方面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揆诸历史，中国人所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这种情形的确如滚雪球一样，能够带来众望所归、百川归海般的效应。其结果，一般会令那些自视过高、刚愎自用的顾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或者从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备此种德行，常常被知识分子们作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气候、是不是一位具有识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标准。在赞美帝王的煌煌业绩与品德时，臣子们也时常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尧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到后来，上述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拍马屁时的专用语，在相当长的世代里，被士大夫们以极高的频率使用着。
一个很难改变从而令人不解的事实是，我国的创业者们在理论上大多会认为应该这样做，但实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关的情形，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素质。上天不会让太多的人具备此种素质，否则，岂不要天下大乱？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写作对仗工稳的骈体文，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譬如，封徐达为信国公的诰文就是他亲笔写制的，称“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廿四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引《稗史汇编》）。
他那些充满个性与豪气的诗词也会令人印象深刻。
《示不惹庵》诗曰：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野卧》诗曰：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至于那首与黄巢异曲同工的《咏菊花》，就不仅仅是个性与豪气了。诗曰：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在这位皇帝的《御制文集》中，各体诗词有一百多首。为此，他相当得意，说：“我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