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9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主体育场
图30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帐篷式体育场
最突出的是冬奥会，其开幕式场地由于摆脱了400米跑道的限制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开幕式风格的变化，至少在审美上如此。1956年不对称设计的方形体育场让习惯了夏季开幕式的人们眼前一亮，如图31；负责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开幕式的是著名的迪士尼公司，图311956年冬奥会体育场与展演等密切相关的因素迅速地融入到了开幕式设计中，其独特的方形场地和屋顶设计也给整齐划一的队伍增添了一丝冬季项目的灵动，见图32。图33是1964年冬奥会主会场，空间利用情况可见一斑。
3文艺表演——从服务于仪式到展演
为了突出奥运会的教育功能，现代奥运会采取的是利用精美的艺术形式，通过合适的方式将公众的热情与奥林匹克崇高的理想融为一体，构建一个适宜的、充满艺术性的开幕式，来激发运动员和观众高尚和神圣的情感。开幕式文艺表演的风格在这一阶段变得日益多样，之前服务于仪式的文艺表演开始向着娱乐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是会歌的问题。现代奥运史上的第一支奥运会主题歌《奥林匹克圣歌》产生于第一届雅典奥运会，1958年被国际奥委会确定为正式的奥运会会歌，但此后各国还是为自己举办的奥运会创作了主题歌。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歌手倾情演绎的奥运会主题歌，既通过音乐展现了主办国的文化特色，又让音乐直接参与了体育，起到了宣传体育文化的作用。战后，伦敦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相当紧张。当时的开幕式远非如今这般是一个表演，但奥林匹克圣歌的问题还是进入了组委会的议题。最终，《上帝赐予光荣》（NonNobis，Domine）被选作圣歌，在开幕式上由12000人演唱。此曲亦出现在了官方电影《体育的光辉》与国际奥委会哥本哈根会议上。1952年冬，因为天气寒冷，大型现场乐队和合唱团并不合适，所以播放了录音版本的《上帝赐予光荣》。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和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都采用了名为《奥林匹克赞歌》的主题歌。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提供了一个后来奥运会可借鉴的方法，把奥林匹克圣歌第一次翻译成了英语，此后的罗马和东京都分别将奥林匹克圣歌翻译为本国语言演唱。20世纪60年代正值冷战时期，经典的歌曲常常被用作消除过分的国家主义，如两德在同一面旗帜下参赛时用的就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同时，由数千人的大型合唱团来表演奥林匹克圣歌，这更符合人们统一融合的愿望。此时的圣歌和主题歌曲还扮演着仪式组成部分的重要角色，对神的感谢和赞美等在歌词中有着深厚的体现；表现形式也基本以合唱为主，显然是继承了唱诗班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
开幕式文艺表演的风格在这一阶段变得日益多样，之前服务于仪式的文艺表演开始向着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当人们对开幕式的期待日益转向展演而不是仪式，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入场式音乐从进行曲变成了轻松欢快的乐曲。会歌在表现形式上也由侧重于西方古典音乐甚至宗教音乐等转而采用了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流行音乐等，然而仪式的音乐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效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并不总能在日常有所耳闻。有着与流行歌曲同样的获得途径、方式甚至相同的演唱者，必然地导致其仪式性质的降低。
罗马奥运会则主要是追溯奥林匹克灿烂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一座巨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罗马太有名了：从彼得大教堂到罗马竞技场，从罗马的喷泉到罗马的松树，几乎样样都是经典文化遗产中的永恒题材。罗马在历史名胜旁兴建起了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将古代的运动场与现代的体育建筑融为一体，从而造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样作为举办城市文化展示和提升的开幕式，1964年东京奥运会旨在向世界展示战后日本的新面貌，展示日本文化的东方风情。当时正是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阶段，日本这个特殊的组合体中充满了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人与机器、文化与经济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冲突同样体现在开幕式的组织理念之中——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创造日本特色、充分利用声音、色彩和光，尽其所能来创造“日本气氛”。本届奥运会上，唯一一次在开幕式历史上考虑到了人们的嗅觉方面。点燃圣火后，观众中弥漫起了菊花的香味，这是通过安装在坐席底下的小孔完成的。不过由于无法在之后迅速发展的电视直播中使用，后来的奥运会再无尝试此法。
1968年，墨西哥文化讲究规模宏大，形式辉煌，亦派对亦节目的风格使之成为历史上观众参与程度最高的开幕式之一。文艺表演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最严肃和最重要事件的组成部分。
本阶段的开幕式，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之间发生了力量的对比，仪式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文艺表演全面取代。然而，开幕式的效力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它浓缩得更有效率，而且依然扮演着使奥运会与其他大型运动会有所区分的重要角色。到本阶段结束，仪式维度几乎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仪式之所以成为仪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种继承和坚持，这增加了仪式的效力，也印证了时任主席布伦戴奇的观点，“奥林匹克运动是20世纪的一种宗教，它集所有的其他宗教的基本价值于一身，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其基本价值是那些普遍的诸如共同诚实、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良好道德等原则，因此能得到全世界的广泛接受。奥林匹克运动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在世界各地落户，开幕式也越来越向体育和文化维度汲取营养而淡化了国家和军事的严肃气息，虽然它所处的背景还是那么政治化，并且整个奥运会也受到了很多影响，但是开幕式在这个时段开始显示出其独立性，这更是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从1912年开始的包括建筑、雕塑、文学、音乐、绘画在内的艺术比赛虽然参赛者众多，但离顾拜旦“体育和艺术合二为一”的设想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从1952年开始，艺术在奥运会上只以展览和表演形式出现，不再进行单独比赛。艺术比赛独立身份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开幕式从仪式向展演的转变，以满足体育与艺术天然融合的特质。其次，文艺表演的形式在二战前主要是团体操和集体舞蹈。当时欧洲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讲求艺术作品的庄重典雅和崇高，也在审美上为整齐划一的舞蹈打下了基础，有效地营造出了庄严气氛。二战后，规模宏大的团体操表演逐步让位于多媒体的、富于民族、文化和艺术特色的造型表演，文艺表演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成为开幕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日常文艺表演的大致相同从根本上导致了开幕式效力的急剧弱化，也就难以再具备严肃性，营造崇高氛围也就不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了。
慕尼黑浓厚的文化底蕴使组委会和有关方面格外在意奥运会的文化色彩。他们在奥运会开幕之前组织了57场歌剧、9场轻歌剧、10场芭蕾舞、8场合唱音乐会、43场交响音乐会、24场独奏和宫廷音乐会，为即将开幕的奥运会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慕尼黑还以蜿蜒的奥林匹克湖为背景，用出人意料的手笔将奥运会的主要场馆包容在连绵的帐篷式悬空顶篷之下，将体育场馆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给激烈的比赛带来了大自然的温馨，更强化了这次民间化开幕式的展演特质。开幕式依旧包含了歌舞和儿童们的欢呼，慕尼黑的小学生通过在跑道上的舞蹈来表示对世界各地运动员的欢迎，充满了浓重的巴伐利亚风格，表演完毕后还向运动员鞠躬致敬并献花。1976年，学生体操运动员和其他12个国家的代表一起表演了舞蹈。欢快强烈的音乐将奥林匹克精神的热情、光辉和人性化特色传达给了运动员，最后的和弦则表达了加拿大年轻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敬意。
4开幕式功能的演变
开幕式从仪式到展演的变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功能方面的盈亏：
（1）教育意义的消退
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开幕式具有天然的教育学意义[66]。作为奥林匹克文化的集中展示，开幕式的首要功能原本是传播奥林匹克主义和精神，进行奥林匹克教育，通过升旗、宣誓等仪式和文艺表演场景的设计和布置等把人们带入奥林匹克世界，并从中体验和重温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精神满足和教化。早期的开幕式结构逐渐完善，内容却少有变化，重复且规范的内容四年一次地向世人传播着奥林匹克运动的教义。
以深度、抽象为特征的仪式转向以平面化、直观性为特征的展演后，开幕式的教育意义急剧消退。注重视觉并以此来起作用的展演，甚至不需要美和崇高的吸引。人们将开幕式看作一场大型“秀”的同时，越发注重视觉上的冲击、当下的反应和即时的体验，大量通俗的娱乐性视觉符号冲击着人们对仪式的“凝神专注”。随着审美主体的生存空间被挤兑，其审美感知能力一步步走向弱化，人们对开幕式不再怀有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而是娱乐、游戏、消费、享受的“消遣性接受”，从而抑制了其膜拜价值，消解了其教育意义。
同时，人们看到的奥运会是经过媒体过滤的奥运会，其对镜头的选择等使其对奥运会教育价值的剥离成为可能。视觉爆炸导致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不断攀升，于是，观众对没有达到一定强度的视觉刺激比如入场式和宣誓仪式就无动于衷。因此，越是包含丰富意义的内容越难以通过视觉形象得到强化，使得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理解其背后可能蕴含的深刻意义。在这个前提下，人们不得不节约注意力。长期以往，对奥林匹克运动内在意蕴的关注就变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以至逐渐消亡。
（2）艺术的“去精英化”
“艺术取代宗教，审美创造崇高”。顾拜旦坚持认为，艺术和体育的结合会产生新的崇高形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是要以严肃和神圣来形成高贵的特质。大合唱和舞蹈等虽属表演范畴，却为仪式服务，所以在审美方面，呈现出崇高的艺术品位，也是将奥运会与单纯的锦标赛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因此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秘密就在开幕式等仪式之中。[66]奥运会尤其关注和重视审美维度，并通过其为仪式服务的目的及其仪式意味，创造了体育运动与运动员的“宗教”，并通过这种“宗教”使人们“移情”，从情感、精神上与奥林匹克思想体系进行交流，使之成为高尚的社会文化活动。
然而，进入展演时代后，艺术面临着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商品生产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后，开幕式的艺术生产和消费需求急切地向通俗和流行求爱，文艺表演也急于接受是否营利和是否吸引眼球的无情审查，以保证其商业前景。电视为文化的“去精英化”提供了技术条件，加之大合唱和团体表演等原有艺术形式的局促和脆弱，开幕式的文艺形式逐渐实现了大众消费，从而导致开幕式降低为普通的文艺表演，很难继续担当将奥运会与其他体育比赛区别开来的重任。毋宁说，这种区别已经在开幕式艺术的“去精英化”中彻底淡化了。
（3）难以对奥运会所需要的特殊感情进行唤起
开幕式的魅力还表现在对共同感情的唤起上。开幕式中逐步建立并传承下来的程序，调动了参与者的感觉和思维，使之对开幕式的主旨产生兴趣和情感上的感性认知，满足了人类共同情感的需要，使得人们达成了共识。知道或不知道下一步发生什么并不重要，只要观看或参与其中，通过感情的唤起和增强，便可吸引心灵。这种意识的力量，一度对强化奥林匹克精神意义重大。
同时，严肃的军事化风格把人们的情感和现场氛围定格在庄严和崇高。顾拜旦认为开幕式是最重要的奥林匹克仪式，国家元首宣布开幕、宣誓、忠诚、骑士精神、国家荣誉感和体育运动的光辉等对于所有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来说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从仪式发展为展演后，开幕式在唤起这种特殊感情上已然吃力，单纯的程序传承已经不能吸引受众。一方面，程序虽然固定，但引起关注的并不再是重复本身而是每次添加的不同国家或城市的特色，比如宣誓仪式虽然在重复，但受众更加关心的是哪位体育明星来宣誓而不再是重复的宣誓仪式本身；另一方面，奥运会与受众之间不再需要特殊的仪式情感，对“秀”的观看和接受，受众只需要准备好猎奇的心理即可，而不再是吸引心灵的仪式的重复力量。
（4）传播和传承奥林匹克主义和精神的功能弱化
仪式最普遍的功能就是其一以贯之的作用，开幕式也不例外，既是人们对奥林匹克标识、仪式及其内涵、感情和信念的响应；又集合了艺术手段，创造和再创造了感情和意义本身。开幕式文化的存在形式原本是复制，程序作为开幕式中的一个惯性因素，是观众寻求认同最经济的路线和标签。
展演时代，奥林匹克主义和精神在超大型“秀”场中实难寻找到自己原有的传播路径，电子影像媒体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消除了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以及奥林匹克主义和精神这种需要一定的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大大简化了从符号的所指到能指之间的思维过程，更符合人们的接受习惯，因而受众逐渐转向重图像轻文字、重直观轻抽象的具象性思维，与内在的、深层的、抽象的奥林匹克主义和精神格格不入。
（5）小结
开幕式的形态结构是实现其功能的最基础条件，主要包括时空、器物、角色和行为。随着时空上仪式背景转变为展演空间、器物（火炬盆）转变为猎奇以及对点火者的重视、角色上对性别和不同文化的开放以及行为上入场式风格从军事化到民间的变化，开幕式的基本形态结构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无论从时空准备的变化还是行为以及角色的开放，开幕式作为仪式的基本形态结构从“封闭”到“开放”，已经从根本上脱离了仪式的封闭性。
另一方面，仪式的功能因此被颠覆，教育功能和传承功能弱化，感情唤起功能的减弱和艺术的“大众化”趋势使开幕式的高尚文化特质逐渐掺杂了“秀”过分迁就商业市场和迎合受众的特点，不再坚守严肃和崇高，致使开幕式传统功能衰落乃至消失，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和审美情趣上难以完成其原有功能。
5原因
二次大战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变化给开幕式带来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