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的需要说，每一种工作都是必需的。只要每个人做好份内工作，维持物质的丰厚，促成社会的繁荣，他就应该骄傲和自豪。若从生活的价值来说，能够体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做过了自己所喜欢的事，没有虚度生命，心灵从容富足，则在富在贫，皆可安心。即所谓“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说：人皆有利欲之心，此不可免，但是要去贫贱，求富贵，则必须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能嗜欲太过甚至不顾一切，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富贵。一个人的价值，只要它确实存在，就决不会因穿着华服或蓑衣而有所改变，关键在于有自持之心态。陶渊明荷锄自种，嵇叔夜树下锻炼，他们均为贫介之士，但他们的精神却万古流芳。君不闻自古以来就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慨叹？故古人曰：“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对于我们如何取值生活，这些的确是足资凭藉的箴言。
要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就要具不贪之心。要懂得播种一分，收获一分的道理，不要强求，不要希冀意外的惊喜。《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的哥哥高西木进了四十大盗的藏宝洞，欣喜若狂，忘了回家，致使强盗回来，把他砍死。佛陀在《佛说四十二章经》中告诫世人说：财色之取，譬如小儿食刀刃之饴，甜不足一食之羹，然有截舌之患也。
其实，在古人看来，“富贵”两字，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不取于人谓之富，不屈于人谓之贵”，白衣草鞋，自有一股飘逸清雅的仙气，粗茶淡饭，自有一份闲适自得的意趣。
4不贪即心之主
汉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文字，先民在造字时，一定下了许多功夫，在字里面预设了一些警示人的玄机。“忍”字头上一把刀，就不用说了。这“利”
字的一边也配了一把刀，一头撞进去的贪心者其实正是撞在刀刃上了。
《聊斋志异》中曾借《聂小倩》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道理。聂小倩是一个被妖物胁迫害人的女鬼，以财色惑人，她勾引一个叫宁采臣的读书人，先用美色引诱，宁采臣却不为所动，于是她又捧来一锭黄金。不料宁采臣一把抓起，把它扔出屋外，正气凛然地说：“这是不义之财，拿了会玷污我的钱袋！”女鬼随即说这不是真金而是罗刹鬼骨，如果拿了它，会被它截取人的心肝。世上不义之财，不仁之贵的所有者，哪一个不怀“罗刹鬼骨”的恐怖？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古人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佛祖告诫世人：“财色之取，譬如小儿贪刀刃之饴，甜不足一食之羹，然有截舌之患也。”任何宗教，都有戒律，而每一种都有关于财色之戒。这种不谋而合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些争名夺利的人不该把这看作当头棒借以猛醒吗？
中国人历来提倡“不贪为宝”，主张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但是现代人往往以“饱汉不知饿汉饥”这种逻辑来糟踏古人明训，其实他们并不理解智者仁者的情怀，这是一种精神，而并非真的贫穷。
元代许衡，夏季一天与众人行走，走得口干舌燥。正巧路边有一片梨林，于是大家一哄而上，摘梨解渴，这时，只有许衡默默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吃，这梨树没有主人啊！许衡回答：“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该乱拿，现在世道混乱，故梨树无主，难道我心也无主吗？”子罕和许衡这两位贤人都拒绝了诱惑，以不贪为立身持命的“宝”和“主”。“难道我心也无主吗”这句话读来让人心潮奔涌。内心有主，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念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种人生将是自信、自立、自尊、自爱的，是不会为功名所累的人生。
5故将取之必先予之
在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道家思想是最机智、最富有辩证因素的一种。它也是糊涂学的重要理论依据。道家的思想特别强调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对立与互相转化，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曾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持而盈之，不可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因此，一国之君虽然是在万人之上，但想要稳居万人之上，必须先学会安处万人之下。“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一个人求名求利，立功立德，必须首先要从不求名利做起，不能自恃有德，假如处处表现自己的才德，惟恐失去自己的“善”名，那实际上就已失去了德、名(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功。
上德下德，是以有德；不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同理，一个人无论要想得到什么，都应该先给予别人，帮助别人，使“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
即使于声色滋味上，也是懂得物极必反，故取舍有度：“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生)则取之，害于性(生)则舍之”。这就是道家提倡的“全生葆真”
之道。同时也是糊涂修身学的主要观点。
四、无为而治宁静致远
在生活中，往往有着很多“越抹越黑”的例子，同时也不乏“越做越糟”的例子。
“无为”指因循守旧的态度，生活或政治上随波逐流，谨慎维护自身利益。其实，这里讲的变与不变，有为与无为都属于对待人生或事物的方法，这是无可褒贬的。符合形势需要，就是对的，不符合形势需要，就是错的，如春秋战国时期就是需要有为，需要变革的时代。因为当时的社会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斗争，使整个中国处在割据和战乱状态，这时谁变得更快，变得更彻底，谁就能强大起来，谁因循守旧，就坐以待毙。秦统一六国之后，就需要放慢步调，休养生息，使用无为法。因为这时，天下大同，翦灭了六国，刚建立起的新的生产关系已经适应了社会需要，又没有足以对国家构成威胁的内乱外患。这时就得放慢节奏，休养生息，提倡无为之治。这时继续苛政酷刑，兴师动众，实是自取灭亡之道，所以本来指望传之百代的江山二世而亡。这里特别要指出，无为法并非是绝对的无为，而是无为无不为，这种方法需要更高明的驾驭术。
使用有为法，需要超人的才智和胆略，雷厉风行，当机立断，这在政治上尤为重要。改革，即使在政治上相当成功，而改革者却总易招致忌恨，预后不良，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中一条规律了。如吴起、商鞅都是如此，分析其原因，还是韩非子说得透彻：“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改革会触动一个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使之改变以重新组合构架，不仅会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极易引起已经安于某种社会结构状况的民众的普遍恐慌和不安，即使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但他们对引起他们不安的人也是不满的。上下夹攻，此身危矣，后世人云亦云，声誉不佳。如商鞅变法，整整改变了一个时代，后世太史公司马迁对其评价却是：“其天资刻薄人也。”所谓刻薄，无非是违反众意，然而顺从众意，又何以谈改革。
“无为而治”是先秦道家学派提倡的一种治国保身之道。老子曾说：“其政闷闷，其民屯屯，其政察察，其民央央。”意思是，国家的政治昏庸，老百姓就淳朴；政治上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刁顽。因此，政治最好无所作为，国家就好治理了。《老子》又说：“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动，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总之，只要无所作为，天下自然端正、归化、富强、淳朴，看起来很难理喻，但有时候施之于政，用之于商，却出奇效。
1闲散淡泊超然物外
人们大都渴望和追求荣誉、地位、面子，为拥有这些而自豪，人不情愿受辱，为反抗屈辱甚至可以生命为代价。所以，现实中便出现了各种各样争取荣誉的人，及反抗屈辱的勇者和斗士；也有为争宠，争荣不惜出卖灵魂的势利小人，愿为奴隶而不可得的人。但同时，也有人把荣誉看得很淡，甘做所谓“荣辱毁誉不上心”
的清闲人、散淡者。
他们对出身、家世、钱财、生死、容貌都看得很淡泊，追求精神的超脱，正所谓“去留无意，任天空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窗外花开花落”。庄子曰：“荣辱立然后睹所病。”(《则阳》)意思是说，人们心中有了荣辱的念头之后，就会有种种忧心的事情。过分关心个人的荣辱得失，就只能忧虑烦恼，无法摆脱。
他在《徐无鬼》章中说：“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大意是说，追求钱财的人因钱财物品积累不多而忧愁，贪心者永不满足；追求地位的人常因职位不高而暗自悲伤；贪恋权势的人，特别喜欢社会动荡，以便从中扩大自己的权势。同时庄子也从正面阐述其观点。“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缮性》)大意是，不追求官爵的人，不因为得取高官厚禄而喜不自禁，不因为穷困贫乏而随波逐流，趋势媚俗，所以他也就无所谓忧愁。所以庄子主张“至誉无誉”(《至乐》)。在他看来最大的荣誉就是没有荣誉，把荣誉看得很淡很轻，名誉、地位、声望都算不了什么，即使行善做好事也不要留名。
《庄子·刻意》章中说道：“就薮(sǒu)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这里，庄子列举了几种人士：隐居江海的人，与世无争、逃避世事的人，清闲自在的人。这些人也没有什么荣辱毁誉的强烈愿望或忌讳。所以，栖身山林江湖，流浪旷野荒原，闲散度日。
这正是道家的处世态度，“顺其自然”。在同一章中，庄子讲了闲散居世的好处：
“平易恬胟(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追求恬淡的人，不会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没有强烈的物欲，邪恶就难以侵袭他的身心。尽管庄子的“无欲”
、“无誉”观有许多偏激之处，但当人们为金钱所惑，为官爵所累的时候，何不从庄子他老人家的思想中发掘一点值得效法和借鉴的东西呢？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四十六章》中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要懂得荣辱的分寸。知足就不会受辱，就不会遭遇不幸。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患，贪得无厌是最大的罪过。把钱财、家世、容貌视为荣辱标准的人，一般都不知足，越有越想有，越有欲望越盛；欲望太盛，就会产生邪念，为拥有更多的财权而不择手段。由敬财、爱财而贪财、聚财、敛财，甚至于巧取豪夺、唯利是图、谋财害命。市场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正是由此所致，生活中这类例子几乎每个人都曾耳闻目睹，真乃是欲壑难填人心不古！
劝君做一个“荣辱毁誉不上心”的没事人、清闲汉吧！
2汉承秦制萧规曹随
凭借武力实现独霸天下的秦朝，不懂得韩非“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政治而已”的道理，也不体谅形势的需要，只是一味地求变和有为，一味使用严刑峻法，滥用民力，广赋苛捐，加之采取文化的野蛮专制，终于激起农民起义和各地贵族的反抗，只维持了十几年统治便告灭亡。
刘邦建立汉朝后，对秦亡的教训很是警惕。这时陆贾为他写了十二章论文，并合为一书，刘邦称之为《新语》。陆贾的主要观点就是“无为而治”，“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民逾炽，而敌人逾盛。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总之，文中提倡无为而治是“长久之术”。刘邦接受了这个观点。
于是崇尚“黄老道德之术”成为汉初政治的一个特点。以前史家总结汉初的政治统治时有“汉承秦制”、“与民休息”、“萧规曹随”等说法，都是“无为而治”的引申。
“萧规曹随”是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故事。
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到其子汉惠帝即位，萧何一直为相。汉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萧何病重，惠帝亲往探望，问道：“您百年之后，谁可接替您的位置呢？”萧何回答：“知臣莫若主。”惠帝问：“曹参这个人怎么样？”萧何答：
“皇上您真是找对人了，这样老臣死而无憾了。”说完暝目而逝。其实，萧曹二人曾因评功、评位次、封赏等事有过嫌隙，素不来往。而萧何临终时却举荐曹参接替其位，也算一段佳话了。
曹参本是一员战将，扶佐刘邦打天下，立了不少战功。后来作齐国丞相，在政治上推崇黄老道德之术，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曹参取代萧何为相后，并未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所建树，而凡事都依萧何立下的条令，没有任何变更。
他从各郡中选择了一些文辞木讷、稳重忠厚有长者风范的官员作为丞相府的属官，而将精通言辞文章和追求功名的人都打发走了。而且曹参日夜饮酒，不问政事。同朝的官员和其他宾客见他终日无所事事，都想劝告他，可是但凡来人，曹参一见到人家开口，马上拉住饮酒，饮酒中间如想再开口，立即灌酒，直到来人喝醉，往往一句话也未说出就走了。
遇到人们犯了细小的过错，曹参非但不过问，而且想办法帮他遮掩过去。日久天长，他的丞相府清闲得近乎冷清。
惠帝怨怪他作为相国而不视事，心想他这么做有点儿对不起我吧？曹参的儿子曹纜官拜中大夫，惠帝让他去问曹参，到底怎么回事？曹纜回家后，找个机会去问父亲，没想到曹参听后大怒，立即打了他两百鞭子，还说：“天下大事，不是该你管的。”次日上朝时，惠帝责怪曹参说：“与曹纜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让他问你的。”曹参听了，赶忙免冠谢罪并说：“陛下自审，才能比得上高祖吗？
”惠帝说：“我怎敢与先帝比呢！”曹参又问：“那么陛下看我的才能与萧何相比怎么样呢？”惠帝说：“你似乎不及他。”曹参说：“陛下说对了。现在高祖和萧何已平定天下，昭明法令，陛下垂拱而治，我们臣子遵照执行，上体下行，不就是可以了吗？”惠帝听完，恍然大悟说：“这样确实是很好，你不必说了。”
由此可知无为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了。这种做法省心省力，皆大欢喜。《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一首民歌：“萧何为法，讲若盘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这首民歌表达出当时老百姓衷心的拥护。后来，吕后、文帝、景帝都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形成了一个历史上相当著名的清平时期。
不过，无为而治并不是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行得通的，应视具体的社会情势而定。何况无为也并非绝对的无为，汉初之所以成功，与“汉承秦制”这个大前提有关。如把“秦制”的建立比作烹调食物的话，那么汉初就是吃食物，和消化的过程。社会政治也有拿来与消化的分别。王安石变法的时期，北宋积弱已久，好像一个十分饥饿的人，当务之急是寻找食物，先来填饱肚子，然后再提倡无为，提倡遵守祖宗的成法。如果坐在那里消化，消化的是自身的脂肪、肌肉、血和生命。再如清末，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已走到尽头，帝国主义的炮舰开到家门口，国内鸦片风行白银外流，人民衰弱，内忧外患。因循守旧，害怕变革使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民族屈辱。所以尽管无为很惬意，保险系数又大，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时代。
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一个人被一团乱麻缠住，越挣扎缠得越紧，倒不如静止不动，慢慢梳其纹理，从而得以摆脱困扰。
3顺境不骄逆境不颓
大丈夫不论得志或不得志，均能恬然处之。孟子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