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时行文惯例倒置于《附会》之后的《总术》，实则是文术论的一篇序言。它开头谈“文”、“笔”之辨，显承“论文叙笔”而来。而“文场笔苑，有术有门”，这就自然由文笔论过渡到文术论。文体论中的“敷理以举统”虽然也是一种“术”和“门”，但仍局限于一种文体。这里的文术，则是跨文体的更为普遍的“文奥”。因而“执术”就可“驭篇”。本篇所说的“研术”，就是探讨创作法则，属文学创作论范畴。从论题角度，又可将文术论分为两列。从《神思》到《情采》六章，探讨文学的构思、风格、因革、构成等重大问题，可称文术通论。从《熔裁》到《附会》十二章，研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修改锤炼等细小问题，可称为文术余论。文术论不仅占有相当的篇幅，而且提出并阐发了许多重要文学范畴和命题，并与基本文学观时时映发，因而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总术》置于《附会》之后，证明在刘勰心目中，《附会》以上才属“研术”的文术论。这就又产生了一个谜：《时序》以后五篇在结构上是何归属呢？虽然可以肯定它独立于前三部分之外，但刘勰毕竟未作结构的归纳，我们从全书中也找不到丝毫的暗示。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比分析，作出接近原意的判断。文术论十九篇有一个共同性，就是都在研究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而极少谈文学与其他系统的联系。最后五篇恰恰相反，它们大多超出文学创作本身的范围，专门探讨文学与外界各系统的相互作用。《时序》谈文学与世情的关系，《物色》谈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知音》谈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程器》谈文学与作家道德修养的关系。惟独《才略》陈述与作家个性相应的“辞令华采”，但也仍是以“崇文之盛世”角度立论。文学发展中的各重大关系可谓略备于此了。因此，我们不妨称这部分为关系论或文学发展观。《文心雕龙》以《程器》收尾，也颇耐人寻味。“雅丽”文学观终于落实于作家“摛文必在纬军国”的现实行动，《文心雕龙》的根本动机和盘托出。
诚如刘勰所言：“弥论群言为难”（《序志》）。但经由他的精心结构，终于使这部文论专著，基本上达到了如《附会》所要求的“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枢纽”论、文笔论、文术论、关系论四大系列，井然有序，回环照应，主次分明，甚至连有些篇章之间也“前后相衔，必于前篇之末预告后篇所将论者”。它既有异于《乐记》一类文论的散珠式结构，也不同于《文赋》一类文论的单线式结构，而是一个多层级、多侧面相互勾连的立体网络结构，这种相当高明的结构能力，或主要得之于玄谈论辩术和佛经形式逻辑的滋养。理论系统的这一高度自组织性，使《文心雕龙》在时代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达到了理论表述的最佳化。
由以上极为粗略的清理，可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概述为：它以儒家文学观作为基本依托，吸取玄学思想质素和佛经论证法式，运用以事实征验为基础的历史考察、综合分析和抓取主旨等方法，通过以“枢纽”论为统摄，以“文笔”论、“文术”论、“关系”论为子目的四大范畴系列，系统阐述了立足于“述时”、‘达政’，重情志而不轻文采，顺乎自然而不离规范，继承传统而又富于新变，致力博学而又宝爱才情的文学观。从根本上说，这一理论体系，正是反映了南朝日益发展的寒门地主希望改革朝政和文风，以维护封建地主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文化要求。
三、《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整体评价
在上述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各要素的清理中，已很自然地包含一定的评价。但理论体系的整体功能故然与各元素的性质有关，而关系更大的却是各元素的相互作用。诚然，《文心雕龙》的思想观点体系，特别是其中的“雅丽”基本文学观，是整个理论体系最活跃的因素，决定了这一体系的基本指向，但基本指向也并不等于整体功能。《文心雕龙》建筑在经验归纳基础上的历史考索、综合分析和体要抓纲方法，使思想观点体系获得了坚固的事实基础和较强的理论深广度。而基于严密的内在逻辑，虚实交应、主次分明、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的外在逻辑结构，又使这一思想体系呈现出空前的明晰性和可读性。这个由较为进步的观点、方法、结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理论体系，以斥讹逐滥的现实指向为动力，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创作法则和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因此，它决不是单纯的针对现实不良文风的文学批评，也同时是涵盖古今、“言为文之用心”的文学史、文学（文章）理论。“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序志》）数语，就表述了它的整体功能。
抨击浮艳，是《文心雕龙》彰明昭著的针对性。刘勰揭露当时许多文人沽名钓誉、“真宰弗存”（《情采》），蔑视法则，“反正为奇”（《定势》），可谓入木三分。即如对《文心雕龙》评价不高的黄山谷也不能不承认它“讥弹古人，大中文病”。南朝齐梁期间，浮艳文学越来越阻碍着文学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文心雕龙》这一现实指向应说是顺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军国”（《程器》）的口号，虽然明显表现出刘勰的阶级属性，但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笼统地反对封建中央集权。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权就往往成为维系统一、抑制豪强、兴修水利的重要力量。特别在“魏晋以来，置君如奕”，士族操纵，篡杀频仍，“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南朝，多由寒门出身的皇帝组建的王权，确有一定约束门阀的意义，虽然这种作用往往消融在同士族的妥协勾结之中。当其“外虞孔炽，内难方殷”之时，《文心雕龙》炳焕“君臣”、昭明“军国”（《序志》），激扬“文武”、力主“达政”（《程器》）的美学倾向，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应当看到，功能只是系统向外部介质输出的潜在可能性，它能否转化为现实性即效益，要看条件是否具备。以清除浮艳为己任的《文心雕龙》之所以“未为时流所称”（《梁书·刘勰传》），就在于变革土族政治、文化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众人独醉我独醒”，植根于时代而又超出于时代，是刘勰的光荣，也是刘勰的悲哀。合理性不为现实性所容，这是经常发生的历史悲剧。
然而，我们如果把《文心雕龙》置于中国古代审美发展的广阔背景之中，就完全应该为《文心雕龙》的命运感到庆幸。前已指出，《文心雕龙》是对先秦两汉美刺审美观和魏晋南朝情采审美观批判择取并予融汇的结果，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的审美观。而它一经产生，便自然纳入时代审美图景之中，对文艺理论产生影响。在锺嵘《诗品序》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这一审美观已开始获得一些实际的回响。特别是颜之推“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的主张，更是与刘勰“宜正体制”论声气相投。文学史一般强调唐代文学对南朝文学的变革，却往往忽略了对南朝文学的继承。不仅魏晋南朝的文艺情采哺育了唐代诗文，而且两期的文艺理论也一脉相承。我们完全可以把提倡深沉内容与优美兴象相结合的唐代“兴寄”审美观，视之为刘勰“雅丽”审美理想在新的历史螺旋圈上的复归。唐代凡是注重文学社会内容而又不废情采的文学理论，如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韩、柳古文理论，白居易诗论，都可能从《文心雕龙》中吸取过理论营养。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刘知己，乃至在《史通》中多次征引袭用《文心雕龙》。“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但如果埋没了刘勰的筚路蓝缕之功，那是不太公平的。还应注意，我们不能把《文心雕龙》的历史影响，仅仅看作思想观点的流布渗透。作为一个具有审美图景意义的理论体系，它还为后人提供新的认识工具，为向新的理论领域进军开辟道路。
《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在观点、方法、结构上都体现出我国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实着社会伦理内容的以理节情、情理结合、情采结合，为我国古代审美意识一大特点。有人曾指出，《周易》所体现的“刚健，笃实、辉光”的美，“代表了我们民族一种很健全的美学思想”。对《周易》多所渔猎取资的《文心雕龙》，倡扬“序志述时”（《通变》），“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风骨》），不也在标举“刚健、笃实、辉光”的美吗？也有人认为，“儒道互补是两千余年来中国美学思想一条基本线”。《文心雕龙》既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和政教功利，又倡导情性、才气、自然清新，不也隐隐透出儒道互补的旋律吗？注重经验、寻讨源流，举本统末，为我们民族惯用的思维方式。但一股说来，经验感悟敏锐，理论思辨较差。而《文心雕龙》却达到了我国古代文论理论辨析的较高水平。它那虚实对应、纲举目张、立体连续的结构方法，也显然有别于西方古代文论平行链环式结构。正是由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才使它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都达到“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的高度，成为东西方古典美学的双璧。然而，关于《文心雕龙》和西方美学的同异对比，迄今仍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对这块土地的耕耘，或有可能打开一个中西文论对比的突破口。《文心雕龙》富有民族特色的关于文学创作、鉴赏的具体论析，自然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发掘的宝藏。在这里取箧探囊，将大有利于当代文艺民族化的发扬。
至此为止，为论述的方便，曾有意回避了对《文心雕龙》局限的批评，而实际上，这一理论体系的成就与失误往往难解难分。刘勰作为一个封建文人所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似不必多说。儒家“文质彬彬”和“诗言志”的诗教，故然给这一体系以有力支撑，但封建伦理观念和温柔敦厚诗学规范，毕竟也大大削弱着这一理论大厦的科学稳固性。而作为一部文学论著，我认为其思想观点的最大缺欠，却在于对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魏晋以来文采大发展的深远意义，缺乏更为清醒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刘勰虽然天才地猜测到了时代审美思潮的精华，提出了“情采”范畴，但毕竟未能把这一范畴与“质文”、“华实”等传统术语严格和明确区别开来。而较为明确地界定文学特征，并在实际上揭示“情采”内含的，是萧统、萧绎等人。《文心雕龙》经验归纳的方法，一般还停留于综合事物的外部特征，而缺乏较深层次的概括。对文学诸多对立统一的分析，较多地注意了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而很少顾及矛盾双方的转化。“归本”儒家经典，即或是经过改造的儒家经典，也不能不扼杀着历史考索、抓纲举要方法的勃勃生机。对各类文体的逻辑界定，也嫌过重文字诂训，并时见牵强附会。整个方法鲜明体现出古代朴素辩证思维经验直观、笼统猜测的弱点。逻辑思路的不时中断，文学观点的经常跳跃，使研究者不得不给予较多的增补、连结，从而酿成众多的歧见。其体系结构虽然达到了时代的高度，但离近代对范畴系列的科学安排还相去甚远。某些篇章的安置就不尽确当，如《通变》列入关系论更宜，《才略》则可提到“文术”系列。把“原道”、“征圣”作为“雅丽”范畴的向上延伸，亦颇生硬。即以刘勰的逻辑意图而言，由“人文”引出“情文”，由“情文”导出“情采”，然后由“情采”脱出“雅丽”，这样才顺理成章，较为科学。或许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偏爱，研究者往往对《文心雕龙》的观点，方法，结构竭力维护，曲为圆通，但这却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由于《文心雕龙》的弱点同优点一样，也具有我们的民族特点，因而对它的深入剖析，其意义似也不低于对优点的肯定和阐扬。
（本文原载于《文心雕龙学刊》第4辑）
注释：
［1］自然图景，即人们对自然界总的认识框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由于认识深广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自然图景。它是人们继续认识的出发点，并以其确定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的再认识。参看元文伟《自然图景的认识论意义》（载求实出版社《自然科学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2］扬雄：《长扬赋》，见《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3］《西京杂记》卷三傅介子语，涵芬楼《汉魏丛书》十四。
［4］《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第九册，第2735页。
［5］《东汉会要》卷三一《礼》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1页。
［6］《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第六册，第1756页。
［7］《汉书·王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第九册，第2829页。
［8］《后汉书·酷吏列传·阳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后汉书》第九册，第2499页。
［9］语出《汉书·艺文志》。笔者同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该文《说明》的观点：此文可能是依据刘歆原文，非班固所言。《两都赋》更能代表班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