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简介可知，“情采”观、“自然”观、“通变”观、“才学”观四大元素，构成了《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四大支柱。它们在“雅丽”基本文学观统摄下，表述了与所谓“新变”文学观相对立的美学理想，即倡扬情采并茂而又反映现实，顺乎自然而又不离规范，继承传统而又富于新变，致力博学而又宝爱才情。这种表述虽然业经我的清理，但或不至于违背刘勰的根本宗旨和内在思路。
（二）方法体系
科学方法，如从水平方向看，可分为研究方法、论证方法、结构方法，如作层次分析，则有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学科方法。这里探讨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方法，属于学科方法，但自然也与哲学方法和一般方法相联系。从横向看，侧重于研究方法，即考察对象的思维方式，但也密切联系到论证方法。方法作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在理论研究中“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研究的严肃性如何，就完全依赖于方法，依赖于行动方式。一切都在于良好的方法”。
从总体来看，《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富有两大特色。一是综合性，二是经验性。
所谓综合性，是指更重视对文艺现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满足于局部剖析。汉代文论本已作简括综合。其特色是与“天人感应”的早熟型系统论宇宙图式息息相关，既注重整体关系又较为笼统。魏晋期间的文论，如《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等，则冲破了汉代思维图式束缚，以对文艺局部规律的剖析见长，但同时又流于琐碎。《文心雕龙》不满于它们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以“弥论群言”（《序志》）为己任，在新的高度上实现了宏观综合，其概括的深广度可谓前无古人。如果把文艺现象比作一座高山，那么汉代文论是在远处瞭望，魏晋文论是入山浏览，而《文心雕龙》则是深入山林之后的顶峰俯瞰。
所谓经验性，是说《文心雕龙》基本上不是一个纯粹思辨的体系，而是一个经验归纳的理论形态。重视实际经验，为我国古代传统的思维特点。但一般说来，先秦、两汉对经验方法的运用尚缺乏较高的自觉，经验列举也多支离破碎。刘勰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的征验方法，自觉贯彻“捃理须覈”（《事类》）原则，力求将其全部论证建立在确凿的文学事实之上。这在“论文叙笔”中的“选文以定篇”（《序志》）部分和《明诗》、《体性》、《时序》、《才略》等篇中，均有突出体现。就全书而言，“论文叙笔”的上篇，正是提供了下篇“文术”论的经验根据。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理论，都应“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在事实基础上，经由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把握事物本质。这一方法特色，使《文心雕龙》整个立论获得坚实的唯物论根基。在这两大特色的辉映下，如下几个方法原则特应注意。
一是“寻根”、“索源”。
刘勰在《序志》篇中批评了前代文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就透露出他论文寻根索源的雄心。他确实在著作中实践了这一点。刘勰的经验方法，不停留于罗列事实，而是能进而把文学现象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描述、概括，即所谓“原始以要终”（《时序》）、“援古以证今”（《事类》）。“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序志》）的“宗经”口号，虽然带有一定保守色彩，但“援古”毕竟为了“证今”，达到“矫讹翻浅”（《通变》）的目的。因此其本质并非复古，而是革新。考之实际论证，文体论中的“原始以表末”（《序志》），叙述各类文体渊源发展，合起来可视为一部文体发展史。《通变》和《时序》对历代文学演变的概括，或简或繁，却都阶段分明，特征突出。在这里，“通变”观就同时转化为历史方法，鲜明体现出观点与方法的相互作用。“通古今之变”是汉人最早提出的口号，但历史论证的大量实践却至晋为烈，刘勰正是从这时代的潮流里吸取了历史感。思格斯曾经称赞黑格尔“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早于黑格尔一千多年的刘勰，其历史感当然无法与之相比。但黑格尔是唯心的思辨猜测，刘勰是唯物的经验归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各有千秋。
二是“擘肌分理”。
《序志》云：“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这表明，刘勰对古今文论均采取分析态度，以抓取文学规律为准的。通观全书可知，刘勰对一切文学现象都能“擘肌分理”，辩证然否。这正是他发扬魏晋文论分析特长的结果，也是能在新的高度上实现综合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是这种细致分析的典型例证。汉人往往对《离骚》采取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偏激态度。而刘勰却能区分出“同于风雅”、“异乎经典”的两面。这种区分虽然带有儒家诗教的局限，但他确又未为传统所囿，高度评价了《离骚》的“自铸伟辞”、“惊采绝艳”（《辩骚》）。对三代经典以下的作品，刘勰也多能分析其优劣短长。对事物的分类既是一种归纳，也是一种分析。汉代的文体分类还十分模糊。自《典论·论文》起，文体分类日见细密。《文心雕龙》则集大成而发展之，将文体划为三十四类七十三种，虽难达全部剀切，但毕竟大为深入。特别应当指出，一般说来，刘勰对文学现象的分析，总是力求“兼解以俱通”（《定势》），十分注意事物间的依存和联系，而竭力避免“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知音》）的片面性。如基本文学观：“衔华佩实”、“华实相扶”和重要观点“通变”观的提出，就是运用这一方法的成果。这又一次证明方法与观点的相互作用。也正是这一方法原则的普遍贯彻，使书中充满了丰富的对应范畴，诸如“质”与“文”、“华”与“实”、“奇”与“正’、“雅”与“俗”、“古”与“今”、“神”与“物”、“意”与“言”、“才”与‘学”等。乃至创造出一些复合范畴，如“情采”、“通变”、“雅丽”等，其义素也联立对应。
三是“宜体于要”。
《序志》首先明确提出的这一方法原则，大大增强了经验归纳、历史考察、联系分析等方法工具深入掘进的力量。在书中也常将这一方法称之为“贵乎体要”（《序志》）、“晓其大纲”（《史传》）、“宜撮纲要”（《诸子》）、“治繁总要”（《奏启》）、“贵乎精要”（《书记》）等。它实际上也就是在复杂的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在众多矛盾方面中抓主要方面，以“迹坚求通，钩深取极”（《论说》）的方法。诚如刘勰所云，“贵乎体要”是古代经典早已重视的原则。但是，那还只是极为粗略的经验直观。汉代学术的驳杂综合，又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了它。汉末《人物志》、《中论》等著作，开始较多地用“本”、“末”术语品评人物、议论政事，魏晋玄学则借用这些术语作本体探讨。继而本体论转化为普遍的方法原则，“举本统末”成为剖析事理的一柄利剑。认识这一广阔的思想背景，才能看到这个似乎取自儒家思想库的方法所闪烁的时代光辉。对《宗经》篇提出的“正末归本”口号之成为贯穿全书的线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由此可知，“雅丽”基本文学观，又是“体要”方法的结晶。在全书的总体设计上，刘勰也作了“务总纲领”（《附会》）的安排。作为“文之枢纽”的前五篇，就是全书的总纲（总论），而“以驭群篇”的《序志》则是纲中之纲，为理解全书的钥匙。上篇“诠次文体”，下篇“驱引笔术”，亦各有“要”。文体论部分的“敷理以举统”就是运用此法概括文体要领，而全书每篇后的“赞曰”正是“体要”的篇章大意。刘勰对各对应范畴、对应命题的剖析，也多能根据事物性质和现实针对性强调一个方面。在辩析实与华、情与采、正与奇的关系时，就强调了实、情、正的重要。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自觉运用，极有利于把握文学现象的本质，大大增强了《文心雕龙》的理论深度。
总之，《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力求从事实出发，在多方面联系中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关键，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现象，从而体现出朴素的唯物色彩、一定的发展观点和初步的辩证因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朝朴素辩证思维水平的明显提高，在这些高层方法的统领下，还结合运用了逻辑定义、归纳推理、分析与综合、假譬取象等多种具体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汤用彤先生曾深刻指出：“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与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断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文心雕龙》之成为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组织完备之新学”，实也得力于上述之“新眼光与新方法”。
（三）结构体系
广义地说，结构也是一种方法，是对理论观点时空秩序的合理安排。由于它带有极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而也可以把它从方法中分立出来。一般研究《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多注意观点，而轻忽结构。但“理论是概念的有结构的体系”，结构是观点的等级秩序，二者交互为用。不理清结构，也难以讲清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结构可分为内在逻辑结构和外在表述结构两方面。从理论秩序角度看，上述对思想体系的说明，也可谓内在逻辑结构分析。这里则侧重分析《文心雕龙》外在书面结构，联系到内在逻辑结构。探讨尽可能尊重《序志》自述的基本构架，进而作些阐释、发掘和清理。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刘勰把它分为“以驭群篇”的序言和“其为文用”的正文四十九篇。这种结构方式，取鉴自“大易之数”。《易、系辞》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传统儒家一般理解为“太极”衍化出天地人世的秩序，而玄学家则进而借以论证“无”对“有”的统宗。刘勰则“不屑古今”、“惟务折衷”，坚持《系辞》的唯物倾向，吸取玄学“举本”的辩证思想，借用此语，强调了《序志》对全书的概括、统驭功能。所以，拙文称《序志》为纲中之纲，理解全书的钥匙。说它为整个理论体系的蓝图也决不为过。
人们历来把《文心雕龙》五十篇划分为上篇和下篇两大部分。但细细揣摸《文心雕龙·序志》的说明，似乎不是如此。刘勰对全书内容，结构的介绍，运用了三个相似的并列句式，即“……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显然，他是把全书分为三部分，而不是分为两部分。“枢纽”部分并非上篇的内容。这就显示出“枢纽”论（文学总论）的重要地位和独立性，也与前述的“体要”方法相呼应。至于上篇和下篇的区分是明显的，前者“论文叙笔”，研究实际的文体；后者“剖情析采”，探讨抽象的文术，一实一虚，相映成趣。这样以实、虚性质划分上下篇的方法已有先例。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术，属虚，外篇言人伦政教，属实，就是如此。
这么说来，《文心雕龙》全书，实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执术驭篇”三部分，也即文学总论、文体论和文术论三部分。如果再加上“以驭群篇”的序言，实际上四大部分，而决非上篇、下篇二分结构。“枢纽”范畴的提出，显示了“体要”的功能，和概括基本文学观的意图。“枢纽”五篇，又可顺序分为前三后二两部分。刘永济先生指出：“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此论甚明“枢纽”脉络。值得深入研讨的，是刘勰为何把《原道》置于“枢纽”首位。纪评认为“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这就把后世的伦理之“道”与这里的本体之“道”混淆了。与抵斥讹滥的撰述动机相应，“文之枢纽”的重心，在于提出救弊的“雅丽”基本文学观，“雅丽”范畴才是实际的逻辑基点。只是为由“宗经”引出“雅丽”范畴，才前推两级，上溯到“征圣”、“原道”。说到底，“原道”不过是揉合儒学天道观和玄学本体论，而为“圣”和“经’涂上一层神圣的油采，给“雅丽”范畴奠定哲学根基。虽然“道”的内含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决定一个文艺理论哲学性质的，毕竟是对文学基本问题即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回答。通观全书，刘勰对此基本上做出了唯物的回答。
《宗经》明确指出，后世每类文体均以经典为“首”、“源”、“本”、“端”。这或是由“枢纽”过渡到“论文叙笔”的内在逻辑脉落。但是，文体论决不是各类经典文体的演化史。它虽然在重视文体渊源流变中过分强调了前代文体的影响，但实际上重点还在阐明各类文体特征。这是因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是写作的第一步；对各体文章写作要领的概括，又易于与“枢纽”论和“文术”论遥遥呼应。其目的还是树立标准，矫正文坛“讹滥”之弊。在此意义上，文体论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论。整个文体论，又分为“论文”、“叙笔”两大序列。每类文体的考察，一般又包括“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几部分。这既表明历史考索、逻辑界定、事实征验、理论概括等多种方法在文体论中获得综合运用，也表明不同方法的运用在这里转化为叙述结构，真可谓科条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