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践论》指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文艺理论对材料的要求也是如此。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到齐、梁，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有文学记载算起），从魏、晋文学的初步“觉醒”到刘勰的时代，也历经三百多年。在这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汉代，由于整理经籍的需要和造纸术的发明，藏书事业就颇发达。当时，国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致形成从汉武到成帝“百年之间，书积如山”的盛况。据《后汉书·艺文志》摘要辑记的书籍目录，仅诗赋就有一百六十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造纸术经由东汉蔡伦、左伯的改良，到南朝又前进了一步，质地优良的滕纸、麻纸和防蠹的黄纸大量生产。加之，南朝私人著述成风，因而藏书事业更为兴盛。据载，当时私人和官府的藏书都极丰富。南齐的崔慰祖“聚书至万卷”，致使“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在梁朝与刘勰同衙的王僧孺，也“聚书至万余卷”。而昭明太子所在的东宫，藏书竟达“几三万卷”。南朝所存的文学资料，已基本包罗了我国古代文学诗、赋、散文、小说等多种基本样式。在此期间，诗文选本也陆续问世。仅据《隋书·经籍志》记述，就有杜预的《善文》，李充的《翰林》，挚虞的《文章流别》，萧统的《文选》等。此外，前代流传下来的许多重要文论著作，如《乐记》、《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等，也为齐、梁的文论集成提供了借鉴。尽管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对这些著作多有微辞，但通观全书，对它们的继承线索还是历历可见。至于与文学有关的“儒”、“玄”、“史”等科的学术著作，则更是汗牛充栋。建设系统文论的“米”，确已大体齐备了。
有了较为丰富的材料，还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而能否思考得好，除立场、观点的制约外，研究和论证的方法是否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刘勰之前的文论研究方法，普遍存在主观、烦琐和空泛的弱点。魏晋的许多文论，虽然较前深入、细密，但仍然多是横断面的剖析，缺乏纵贯古今的历史分析，因而显得碎乱、单薄。到南朝，适应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殷鉴兴废的需要，受清谈风气的影响，谈古论今成为时尚。史学被钦定为官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史书的撰写盛况空前。此间出现的史书，大都较能尊重史实，即使以弘扬佛法为宗旨的《高僧传》，也广为采访，务求信实。史家也每以史事的核实自负。这种空气，使得许多学者可能以历史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从而把社会现象作为一个客观过程描绘出来。恩格斯曾经赞扬黑格尔，说“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南朝的学术研究，可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这种“历史的研究方式”。当然，历史的研究方式也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要求摆脱起纷乱作用的偶然性，抓住主流和本质。本来，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就具有举大义、贵体要的特长，但这一特长却长期受到今文经学烦琐哲学方法的排斥和压抑。在南朝，由于传统儒学的再度发展，这一治学方法的优良传统也获得发扬，善撮要旨成为文、史、哲研究的共同倾向。因此，一般而论，南朝的经学能兼采众说，融会贯通，重在义理，贵有心得。此风甚至波及佛经翻译，使得许多佛经译文也能“善宣法要”，“简而必诣”。古人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就是指这种治学方法所造成的学风特色。显然，抓住要旨的研究方法，摆脱了烦琐哲学的羁绊，有利于人们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顺利前行。另外，玄谈的出现和佛教的传播，又刺激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使南朝的论证方法也更加多样和严密。玄学较之今文经学，是更加高级的唯心论，所谓“高级”，就是指它的论证要更为系统、缜密。从史籍看，谈玄的名家，大多辞才逸辩，锋颖精密。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因明”（即逻辑）学也流入我国，佛经的具体论证又起了为之印证、示范的作用。晋释慧远曾这样赞叹佛经《大智论》的逻辑论证：“论之为体，位始无方而不可诘；触类多变而不可穷；或开远理以发兴，或导近习以入深；或阖殊途于一法而弗杂；或闢百虑于同相而不分；此以绝夫纍瓦之谈，而无敌于天下者。”这与《文心雕龙·附会》所谓“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何其相似乃尔！长期的佛、儒、道之间的辩论，对逻辑也是一种促进。由僧佑主持，刘勰也参与编辑而成的佛教论文集《宏明集》，虽然讲了一些本末颠倒的理论，却也是那样丝丝入扣、条分缕析、汪洋恣肆。毫无疑问，论证方法的进步，为学术研究的准确表达提供了极大便利。
建安以来，由于儒学一尊地位的轰毁，较能容纳异端思想，因而整个思想界的风气甚为通脱。此风惠及文苑，遂形成为较自由的文学批评空气。从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对七子的品评，即可想见当时文人之间正常的讨论。象曹植这样杰出的诗人，也热诚欢迎别人“讥弹其文”、“愿应时改定”，并毫不矜持地为别人润色文章。到南朝，由于礼教束缚一直较松，思想禁锢不太严格，士族以积世文儒文贵，士人以博学多识相矜，清谈和讲佛又相煽成风，因而更是“士崇讲论”、“华辩益昌”，学术讨论的空气更为浓厚。在这期间，无论是讲解经书，阐发教义，还是谈论历史，研讨文艺，大都保持学者风度，展开严肃而又平和的讨论。只要不直接危及现政权的稳定，对于学术论争，当权者一般无意干预。直到梁代的有神、无神之争，梁武帝才运用行政手段，败坏了这种学术空气。原因就在于，范缜的“神灭”之论违背了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的既定国策。不过总的说来，梁代讨论文学的气氛还是热烈的。君臣唱和赋诗和评诗论文成风，因诗文而升迁者也不乏其例。梁武帝本人也喜好、擅长文学，“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阕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昭明太子也在东宫“引纳才学之士”，“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以“文章著述”为乐。南朝文坛继承了建安文人虚心切磋的传统，如《颜氏家训·文章篇》所说：“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这种浓厚的学术讨论的空气，有助于学者们互相启发、集思广益，为集大成文论著作的出现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此相联系，南朝私人著述也蔚为风气。自魏以来，许多帝王就不满足于现实的荣乐，而追求千古声名，“以著述为务”。在南朝，由于统治者急于吸取中外思想资料，构造新的精神武器，采取笼络士人的政策，加上印刷术的改造，文人学士更是纷纷著书立说。甚至连与政治联系密切、特别敏感的史书，也允许私人撰写，而无官修的限制。无疑，这对决心以著述建功立业的文论家是个莫大的鼓励。
建设理论体系的最后条件，是诞生能顺应历史潮流，并善于利用社会条件的理论家。以上，我们曾经把文学资料比作理论研究的“米”，那么理论家就是从事研究的“巧妇”了。高尔基曾指出：文艺批评家“必须比作家更有才华，他对于本国的历史和生活比作家知道得多，总之，他在智力方面要高于作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大体具备了这一基本条件。刘勰的世界观充满矛盾，唯物论、唯心论错综交织。本文不打算具体讨论刘勰的生平和思想，这里我只是想着重指出，刘勰作为一个庶族地主的思想代表，使他的学术研究较能尊重文学发展的史实，较能密切联系南朝的社会现实，从而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刘勰兼修儒学、玄学、佛学，使他有可能吸取各家研究和论证方法的特长，磨砺自己的犀利笔锋。《文心雕龙》的纲举目张、科条分明、前后贯通、置词严密，向我们显示了其研究和论证方法的极大先进性。刘勰协助僧佑整理经藏，在东宫与昭明太子及其他文人学士相处的经历，也使他有机会阅览大量文献资料，得与俊才名家切磋琢磨。除做短期的地方官外，刘勰大部时间是过着清静的书斋生活，这于他潜心著述，也是个有利条件。由此看来，历史提出的任务最后由刘勰来完成，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这偶然的背后，终究埋伏着历史的必然。
以上简略地考察了《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这些肤浅的结论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并能体现出文论产生的若干规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对当今文艺理论建设的宝贵启示。当前中国处于重大社会转折、变革时期，文艺理论的拨乱反正和建设刻不容缓。此功不竟，文艺的发展就将带有极大自发性、盲目性。虽然，十年浩劫严重破坏了我国文艺资料的积累，但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却也有利于人们得出正确结论。国内抢救和整理资料工作的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人类思想史证明，各历史阶段的理论高峰，都是以优秀理论家的个人著作为标志的，在文艺理论领域也是如此。但是，多年来，我国却几乎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个人专著，对个人著书立说未予足够重视。借古鉴今，吸取以往的教训，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有学识的文论工作者，标新立异，创建学派，潜心著述，向人民献出高水平的理论著作。曾诞生过刘勰这样杰出学者的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培育出担当时代重任的杰出文艺理论家。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研究》1982年第1期）
注释：
［1］关于《文心雕龙》写作的具体时间，长期以来均认为是齐末，近年来有人重新考证，以为《文心》实成于梁代。我则倾向于成于齐末梁初。但本文不拟具体论证此说，只是在较为广泛的历史背景下，探寻《文心》问世的历史必然性。
［2］《宋书·臧焘传论》。
［3］郭象《齐物论》注：“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
［4］《晋书》卷三五，《裴頠传》。
［5］《南齐书》卷三九，《刘瓛陆澄列传》。
［6］《梁书·儒林传序》。
［7］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6页。
［8］裴子野：《雕虫论》。
［9］见王充《论衡》之《伕文》、《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