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指出：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1］，论文要“顾及作者的全人”，否则“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2］。
前人和时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探奥发微，多所贡献。但遗憾的是，对《文心雕龙》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却往往略而弗详。诚然，史书对刘勰身世的记载都甚粗略，他的文集也已亡佚，这均为探究刘勰生平带来了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对现存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鉴别分析，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结论，也并非绝无可能。而这种探讨，对于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又必能大有助益。本文，就是这种探索的尝试。
一、关于刘勰家世
谈到刘勰的家世，人们往往根据《宋书·刘穆之传》关于刘家为“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记载，而定刘勰出身于名门士族，又以《梁书·刘勰传》关于“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的记述，而定他出自一个破落士族家庭。这种简单化的推论，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无疑，汉高祖的儿子刘肥是地道的世家大族。但并不能由此断定，数百年之后的刘勰就一定是士族出身。这是因为，士族地主虽然竭力维持并强固其政治、经济特权，但由于历经农民起义的扫荡，南北两朝的对峙，士族政权的频繁更迭，豪族间和士庶间的激烈竞争，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也不会一成不变。
根据现有资料，考察刘勰曾祖之后的几代，很难得出刘勰是士族出身的结论。从《宋书》的《刘穆之传》、《刘秀之传》和《南齐书·刘祥传》来推算，穆之、秀之和祥分别为刘勰的曾祖、祖父、兄弟几辈人。传称穆之、秀之“爰自布衣”、“少孤贫”，还谈到祥曾被权贵斥之为“寒士”。而且，刘穆之也自认“家本贫贱”。在南朝，人们每每以士族身份为荣，决无本为士族却谦称庶族之理。这些史传还记载，刘穆之很能体察下情，斟酌时宜，限制“盛族豪右”的“负势陵纵”；刘秀之则有治理襄阳六门堰，整肃士族“聚蓄”、“自资”之风的政绩；刘祥敢于当面讥刺权贯褚渊，并用连珠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此类举动，也不可能是士族地主之所为。另外，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作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而刘穆之，却是帮助宋高祖东征西讨的将军，刘秀之也任过武职，他们还都作过其他杂官。刘勰的父亲刘尚也是武将。还有，南朝士族政权是用法不及权贵的。但从上述几篇传记可以看出，在宋齐两朝，刘家却屡有遭受弹劾者，有的甚至只因“庙墓不修”而治罪。当然，情况是复杂的。士族内部不同集团间也有明争暗斗，个别士族也有身陷囹圄者，宋的谢灵运，齐的谢眺，即是两例。但他们毕竟是因“无君”、“反叛”的大罪获诛，而不是因“庙墓不修”之类的小过得咎。
由上观之，与其说刘家近于纯粹的士族，毋宁说近于一个庶族官僚地主家庭。但是，是否象有些人所形容的，刘勰很“穷苦”，连生活问题都不能解决呢？也不是。刘勰先祖中的穆之、秀之都曾官至三品。穆之尝由高祖“委以腹心之任”，“内总朝政，外供军旅”，生前食邑千五百户，死后进封三千户。刘秀之也封邑千户，其家还接受过皇帝的巨额赏赐。当刘祥大发牢骚的时候，南齐皇帝批评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不该有不满意的地方。（以上分见三人本传）可见在宋齐两朝，特别在宋朝，刘家确乎是显赫一时的。一般只能由士族中人充任的上品和职闲廪重的“清官”（其他官职称为“浊官”），刘家也能分一杯羹。此外，士族通婚很重门第，极少与寒门通婚。而何、颜大族却与刘家有姻亲关系，何承天以女妻秀之，颜延之以妹嫁穆之的长子虑之。当然，宋齐两朝，随着庶族力量的增长，都曾利用一些寒人掌管机要，以适当限制士族，有的士族也通过与有权势的庶族攀亲以维护自身利益，因而不能由此确认刘家即为士族。但是，刘家的社会地位毕竟不是很低，却可以由此获得证明。
刘家确曾分享过士族政权的一些政治、经济特权，说他们很“穷苦”，并不符合实际。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个家庭也确在走着日渐衰落的道路。由宋到齐，其权势越来越小，官位越来越低，受罚越来越多。这败落的原因，史书没有详明的记述，但据有关资料提供的一些迹象判断，很可能与宋齐禅代和士庶政争有关。刘穆之是宋高祖的佐命元勋，刘秀之的父亲及其本人，也都是宋的开国建国功臣。齐代宋，刘家的地位发生若干变化并不奇怪。在齐受禅后，刘穆之的重孙刘彪，刘秀之的孙刘隽，就分别受到除官降职的处分（见刘穆之、刘秀之传）。如果他们不触犯萧齐王朝，而是仰承王权鼻息，南齐政权也会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刘祥开初的“位涉清途”就是证明。但是，桀骜不驯的刘祥却不仅撰宋史“讥斥禅代”，而且“轻议乘舆，历贬朝望”、“轻肆口哕，诋目朝士（《刘祥传》），他因此而受到流放广州的惩罚就毫不为怪了。
综上所述，并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刘家为纯粹的士族或破落士族，而现有的资料倒更有利于证明刘勰出自一个曾一度显赫但却日渐衰败的庶族官僚地主家庭。这种特殊的家世，不能不对刘勰的经历产生微妙的影响。
二、关于刘勰的经历
范文澜先生在所著《文心雕龙注》（下）《序志》篇注中，根据刘毓松《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的考证，推想刘勰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四六五年）左右；齐武帝永明五、六年（公元四八七、四八八年）依僧佑居定林寺，明帝建武三、四年（公元四九六、四九七年）始撰《文心雕龙》，在和帝之世（约五○一年）成书；梁天监初（公元五○二年之后）奉朝请，踏入仕途；僧佑于天监十七年（公元五一八年）卒于建初寺，刘勰撰制碑文；僧佑没后，奉勅与慧震在定林寺撰经，功成后启求出家，改名慧地；随之在武帝普通元、二年间（公元五二○、五二一年）去世。最近，李庆甲在《刘勰卒年考》（《文学评论丛刊》第1辑）一文中，考出刘勰出家为僧在中大通三年（公元五三一年），卒年是公元五三二年，修正了范先生的推论。刘勰的一生经历可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在南齐依沙门僧佑，声名未显的时期；二是在梁朝进入朝堂，身价益增的时期。
刘勰本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究竟所学者何，没有细述。但从刘穆之“少好《书》《传》”（刘穆之传）和《文心雕龙》对孔子儒学的崇拜来看，其主要内容为儒家经典恐庶无差错。南朝期间，名儒之隐居京口讲学者甚众，刘勰久居此地，很可能受其熏习。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在宋齐两朝，儒学的正统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连僧人讲佛也每每征引儒经，僧佑的《宏明集》后序就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刘勰成为儒家信徒，甚至梦中见到孔子，也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刘勰作为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一个传统儒学的信徒，为什么竟投依僧佑呢？这是一个颇费思索的问题。据刘勰本传的文意，“家贫不婚娶”似乎是他“依沙门僧佑”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实在令人难以信服。由上述刘勰家世观之，相对良田无边、奴仆成群的名门士族来说，刘家未尝不可说“贫”。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贫到生活无着、投奔无门、娶妻无钱的地步。这里面，恐怕还有史传作者难以明言的原因。《刘祥传》就透露出信息，刘勰同辈兄弟们的仕途已艰难坎坷。而此时，佛教日盛，僧侣地主逐渐成为仅次于士族地主的特权阶层。信释拜佛已酿成流行的社会风气。刘勰的保护人僧佑就是年仅数岁时入道的，并曾因避家人的“密为访婚”［3］而躲至定林寺。后来，僧佑成了“德炽释门，名盖净众”［4］的高僧，亲为士族王室讲律，并奉勅入吴，弘扬佛法。刘勰希图借佑之力，以避祸灾，进而迎合时好，寻求出路，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刘勰已成了僧佑所信赖的捉刀代笔的得力助手，定林寺藏经多由刘勰编定，僧佑的碑铭也是刘勰撰文。刘勰就以僧佑的寺院经济为物质基础，在比较优裕安定的环境中博览群书，从事著述。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优越条件，《文心雕龙》这件博大深奥的精神产品也决难产生。
但是，刘勰毕竟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5］，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正是典型的儒家处世哲学。的确，刘勰一刻也没有忘记匡国济俗的宏愿，他的“独善以垂文”只不过是“奉时以骋绩”的必要步骤。因此，他虽然长期佐僧佑撰经，并长于佛理，却并未入道。也正是由于“摛文必在纬军国”思想的指导，他才背着苦心写成的《文心雕龙》，投献于士族文人首领沈约门下。《文心雕龙》虽然也得到沈约的赏识，但终齐之世，刘勰未能入仕。其中的原因，除齐未的荒乱之外，刘氏家族在政治斗争中的受挫也仍是一个不能排除的因素。
据刘勰本传记载，一入梁，刘勰即“起家奉朝请”，此后的仕途一直比较顺利。这当然不能不归于沈约的延誉之力，这位宋齐的元老，到梁朝仍然是仕宦显赫。另外，随着梁朝当权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而带来的僧佑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梁朝最高统治者对僧佑“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勅就审决”，许多王室贵戚“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6］。这自然是刘勰仕进的一个有利条件。还应看到，梁武帝为了巩固统治，调和士庶间的矛盾，增立州郡县名目，大增地方官额，这也使得刘勰这样的庶族地主得官较易。
开始，他只是做些职位较低的杂官，在任太末令时“政有清绩”（《刘勰传》）。这说明，同他的祖先一样，他确也有些实际的治世才能，而不同于那些“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7］的腐朽士族。以后，他官至东宫通事舍人，后人因而往往以“舍人”称之。《梁书·庾於陵传》载：“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又《宋书·百官志下》介绍：中书通事舍人的职责是“掌呈奏案章”。据此推想，东宫通事舍人的职权也大体类此。由此足见，刘勰迁任此职非轻。也恰值此时，刘勰深得爱好文学的皇族昭明太子萧统的钟爱。《梁书·昭明太子传》载：“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刘勰自然也是这个贵族文学集团的一位“名才”。加之，刘勰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名僧碑志常请他制文，这就使他俨然成为社会名流了。当然，刘勰荣任“清选”也并不能确证他为士族。因为宋齐以来都曾重用一些庶族干才充任“清选”。《南齐书·倖臣传序》就记载：位高权重的中书通事舍人，从“孝武以来”，就“士庶杂选”，到齐武帝建武年间“亦用寒人被恩倖者”。梁高祖也曾说过：“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庾於陵传》）但无论如何，刘勰在梁代的地位，与南齐时期是大不相同了。
刘勰奉勅撰经之后，启求出家，经皇帝批准后即于定林寺正式入道，不久也就逝去。有些后人对他从信奉儒学转而皈依佛教不以为然，很不理解。有的封建文人则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对他进行指责。其实，刘勰的这种变化，正是南朝思想发展和地主阶级文人特点的必然反映。对此，鲁迅先生曾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而且常常做一点注解。”［8］汉末以来，儒术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急切地搜罗中外思想资料，拼凑维护封建制度的新的精神支柱，从而酿成晋以来的玄（道）、儒、佛的升沉变幻，并逐步导向以儒学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统治者根据其不同需要对三教所做的不同强调，必然造成不同的思想风气。附在封建制度这张皮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唯帝王之命是从的上层知识分子，自然会在思想领域随风转向，从而表现出“无特操”特色。象范缜那样不惧威逼，不为利诱，始终坚守思想信仰的人，是极为少见的。归根结底，思想信仰的变化，只不过是维护阶级利益和求得自身腾达的需要罢了。在文学理论上造诣极深的刘勰，也未能逃出这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以上就是刘勰一生经历的大体轮廓。至于他具体的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则拟另草专文探讨。一孔之见，切盼得到学界同仁指教。
（本文原载于《泰安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
注释：
［1］鲁迅：《魏普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1页。
［2］鲁迅：《“题未定”草》之七，《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3］慧皎：《高僧传·释僧佑传》。
［4］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5］刘勰：《文心雕龙·程器》。
［6］同注［3］。
［7］《晋书·刘惔传》。
［8］鲁迅：《吃教》，《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