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如上述，《文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古与今、通与变的关系，这也是刘勰《序志》篇的夫子自道。我曾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新探》一文中，称《序志》“为纲中之纲”、“理论体系的蓝图”，它有助于我们抓住《文心》的主要矛盾。《序志》尖锐批评了近代不良文风：“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逐讹滥。”纪评正确地指出：“全书针对此数语立言。”刘勰对前代文论的批评，也是它们“不述先哲之诰”。既然不良文风的根源在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脱离了经典所确立的写作常理常法（也即“正体”），那么救弊方案自然是正末归本、寻根索源，向经典法式学习。于是，便顺理成章地确立了“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的“文之枢纽”。对“枢纽”五篇的所有误解，都来源于脱离上述主要矛盾。所谓“三正二负”的关系，决不如想象的那么复杂、神秘，它不过是“正末归本”纲领的逻辑展开。之所以把“正纬”、“辨骚”列入“枢纽”，也并非如有人所猜测的，与经书关系较为密切，对后世发生较大影响，借以解决由经典到创作转变的关键，而恰恰在于树立了“正末归本”、“昭体晓变”的范例。在刘勰看来，最早“离本”的文，一是“纬”，二是“骚”，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所以要从根本上求“正末归本”，就不能不对“纬”和“骚”作出批判，这也是一种“寻根索源”。有人认为，《辨骚》是强调“变”，恐不确切。刘勰对“变”有分析有限制，对“异乎经典”的“变”是反对的。所以，《辨骚》强调的不是“变”，而是变而“不失其真”、“不坠其实”，是“变”不失“正”。至于说只有前三论才是总论，那更是失之千里。基于以上认识。我很同意石家宜先生的论断：“‘正末归本’即以‘正体’来纠正‘失体’的末流，正是刘勰商榷文术的主要出发点和构造体系的基本思路、基本倾向。”我想借此发挥，它也是整个《文心》体系的基本思路、基本倾向。
正是这“正末归本”的根本指向，决定了刘勰在“文之枢纽”中提出了以经典为写作典范的“衔华佩实”基本文学观；在上篇论文叙笔中，从文体特征角度“曲昭文体”；在下篇畅论文术中，从写作法则角度“昭体”、“晓变”。这一切，又决定了《文心》的“好辩”和“弥纶群言”姿态，表现出“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的“体大虑周”的文学原理论的整体功能和特性。这就是《文心》体系的大貌。在今天来看，他对常与变、古与今的“折衷”处理，包含着一定的朴素辩证因素。但对以经典为代表的“有常之体”盲目推崇和绝对化，又终于使他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救弊。刘勰的“因”与“革”，均以“经”之“正体”为准，与我们今之继承与革新思想也大有区别。而唯物辩证法认为，常理常法也不是永恒的．也应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还应看到，《文心》主“变”的思想，显然深受《周易》“通变”观的影响。但《周易》就存在“无往不复”的循环论和复归倾向。这种倾向，至今仍积淀于现代中国人心中，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值得人们引以为戒。
四、怎样还原才能忠实于原著
周振甫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发言中曾谈到，研究古代文论，应该区分对原著的清理与阐发，深得与会者响应。涂光社先生在《文心十论》中也曾倡导：“必须分清何处是古人的认识和成果．何处是今人的探索、演绎和改造。”前一方面就是还原，即忠于原著的梳理；后一个方面就是阐释，即对原作的辩证分析和扬弃。但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这二者搅混在一起，许多认识分歧每每由此而生。如大家都声称，《文心》的理论体系应该是它本身所故有的，而非论者主观强加的，但却说《文心》的理论体系，是围绕“物、情、言的关系”而展开，恐怕就有违刘勰的本意。这只能是论者根据现代文论整理、发现的思想。《文心》中也确有这一思想，但决非刘勰建构理论体系的框架。这种解读，就是混淆了还原与阐释。
当然，任何还原都不能不带上研究者的主观眼光，问题在于，怎样使这种主观性尽量减少，客观性尽量增强。为此，仅靠通常的串读方法恐难以克服此弊，还应贯彻上面提到的从高层和外围看对象，抓住主要矛盾等整体性方法原则。下面，以《文心》研究的两例试作分析。
1、《原道》的主旨究竟是什么？
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同题。有人说“原道”之“道”是个本体范畴，有人说不是。同是理解解为本体，有说是唯物的，有说是唯心的，有说是二元论的。对《原道》篇地位的理解，有说是全书的纲领、奠基石或逻辑起点，有的说不是。我们究竟怎样理解，才比较符合刘勰的本意呢？这既需要我们理清上下文意，又需要超出本系统的宏观视野。
先看“原道”之“道”是否本体范畴。古人治学极重渊源师承，《文心》也很重追本溯源。因此，有必要对此前“道论”的发展，作简要回顾。据我所知，从先秦到魏晋，凡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郑重探讨的“道”，都是被视为根本性、本体性的东西，在孔子、老子、管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周易》那里，都无不如此。而汉代《淮南子》，甚至有与《文心·原道》同名的《原道》篇。高诱注云：“原，本也。本道根深，包裹万物，故曰原道。”可见《淮南子·原道》属本体论范畴。在这里，“道”被视本源性、本体性存在：“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稍早于《文心》的魏晋玄学，更明确把“道”提升到本体高度。王弼在《道德经注》中就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文心·原道》之“道”会是什么呢？“原”字本身，就有追本溯源之意。《原道》开头说，天地日月之象，均为“道之文”，暗示出“道”是诸天象的本根。文中有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话，还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核心命题。这就是说，“道”、“圣”、“文”（也即“经”）乃三位一体。《宗经》称“道”为“三极彝训”、“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都在强调“道”的普遍性、永恒性和绝对性，也即本体性。有人回避这一点，偏说《宗经》之“道”与《原道》之“道”不是一回事，这显然与“原道心以敷章”命题不合，难以自圆其说。《正纬》批评纬“乖道谬典”，也是是把“道”与“经”紧密联系。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原道》之“道”，确凿是一个与“经”紧密相连的本体范畴。
那么，这个“道”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本体呢？有人根据“有物必有其文”的论述，得出结论，认为是指“自然之道”，也就是自然规律。这完全不符《原道》篇的自身逻辑。原文讲得甚为分明：天地万物是“文”的根据，“道”又是天地万物的根据。那么，“道”也就是“文”的根据。有人根据“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一语，判定“原道”之“道”就是指“自然规律”。这又是不顾《原道》整体语境，断章取义，也是无视古汉语多义性特征。在古籍中，“道”有多义，有时指本体，有时则否，取日常义。在上引中，“道”即为日常义，所谓“自然之道”，即指自然而然的道理，与“自然规律”风马牛不相及。论者称《原道》是解决文学本质问题，即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如按论者的理解，《原道》就是阐明“有其物必有其文”这一“自然规律”，这算什么文学本质？其实，《原道》也并非解决文学本质也即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解决文学本源也即回答“文学从何而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