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古代文化视野中的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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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的反思(3)

诚然,《原道》篇并未明言“道”的哲学性质,当时也达不到这种哲思水平。但我们毕竟可以从对“道”的形容中,揣摩它的某种性质。诸如“若廼《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原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原道》);“天道难闻.犹或钻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征圣》);“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宗经》);“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图箓之现,乃昊天休命”(《正纬》),等等。显然,这都是说明“道”是个颇为神秘难言的根本法则。将本体根基分为“唯物”、“唯心”和“二元”,乃是西方分析思维的产物。而古代中国的笼统直观整体思维,不可能作此类区分。所以,古代带有本体色彩的“道”,就只能是一种浑融的根本法则。如硬要以西方本体论形容,就只能说,它是既“唯物”也“唯心”的混合物。当然,刘勰的“道”论有较多唯物成分,但也确有神秘唯心因素。这种弊病,又为此前的“道”论所共有。《古文尚书》就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危”;《荀子·解蔽》也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老子》形容“道”是“恍兮忽兮”、“不可致诘”的“夷”、“希”、“微”;《周易》一方面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时又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之为“不可以形诘”、“数自冥运”、“不知所以然”;即使是颇具唯物色彩的《管子》之“道”,也是“莫知其极”(《管子·艺术》);《淮南子·原道》,也谓“道”乃“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如此等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刘勰“道”论染上一点神秘意识,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把“道”拔高为现代化的“必然性”、“自然规律”。古人怎能达到这等思想高度?

那么.《原道》的意图究竟何在呢?从“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论述看,《原道》确有抬高文学地位的意图。纪评就早已指出,《原道》“首揭文体之尊”。但最高的“文”毕竟是“经”。从《序志》和《枢纽》各篇有关论述可知,刘勰是先确立经典作为“正末归本”的典范,高抬“经”的神圣地位,才开篇论“道”的。因为“经”是“道”的完美体现,表现的是“恒久之至道”。由此可见,刘勰的着眼点和着重点,不在“道”而在“经”。因此,我也不同意说《原道》“是全书立论的基础,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奠基石”。在我看来,真正的奠基石,乃是《征圣》篇“圣文之雅丽,故衔华而佩实”命题.及其具体化《宗经》中的“六义”。这才是《文心》全书真正的逻辑起点。整部书都是在发挥这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这些丰富的内容,从神秘难测的“道”中引申不出来。持前论者是据《原道》数言“自然”,而视《原道》为“审美基石”的。诚然,“自然”观念是刘勰为救弊而提出的很有价值的思想。但从《原道》全文看,这种思想并成为为贯穿主题,《文心》全书虽然也有几处谈到“自然”,同样也未能成为贯穿思想。因此,我很赞同石家宜先生的观点:“‘自然’思想始终没能成为《文心》支配思想”。我也不同意把刘勰所论“自然”,等同于《老子》与《淮南子》的“自然”。那里的“自然”属本体性范畴,与“道”同义。而刘勰之“数言自然”,却多是日常义之“自然而然”。那些“自然”乃取纯然无为之意。而刘勰的“自然”,却是有为创造的,所谓“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序志》),否则就没有文章了。他只不过是主张在创作中去除过分矫饰罢了。也许在刘勰心目中,“圣文之雅丽”就是标准的“自然”。说《原道》以“自然之道”改造了圣人之道,突破了“文以载道”的模式,恐也太过。实际上,我们从“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等语来体味,这神秘之“道”的主要表现,就是儒家的礼教。只不过这“仁孝”要出于真情,而不能“真宰弗存”(《情采》)罢了。这与玄学的“名教本于自然”,又有某种呼应。《文心》虽然主要是从文章角度“征圣”、“宗经”,无意直接弘扬儒道,但从全书看,他是从不主张脱离儒道的。

2、“论文叙笔”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众所周知,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认识方式,是注重实际应用。这也影响到对文体的态度。郭绍虞先生讲:“文体分类的开始,由于结集的需要。”这当然很对。但是否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为了写作。文体的基本特征,其实就是该文体最基本的写作方法。只有把握文体特征,才能写好这种文体。所以,早在结集需要之前,人们就开始讨论文体了。孔子诗论“思无邪”、“兴、观、群、怨”,也就是从思想内容和鉴赏效果角度论文体。扬雄论“赋”,也有这个目的。到魏晋以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和发展,这两种需要同时增强,于是文体论大盛。始则有《典论·论文》之论;继则有《文赋》之论;后有《流别》、《翰林》的分类编纂;以至有刘勰《文心》文体论的集大成。所以,刘勰的重视“论文叙笔”不是无来由的。

但直到今天,人们对《文心》的文体论的认识,与刘勰的本意仍有差距。常听人们说,《文心》“理论最集中”的是创作论。言外之意,文体论没有多少理论。或者认为,文体论只是为其后的创作论提供了资料基础。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也许不无道埋,却不一定符合《文心》的本来意图。刘勰把“论文叙笔”的文体论置于上篇,或也并非不无深意。这深意大概不会是仅仅为后文提供资料基础。那么,这深意究竟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文心》是畅论“为文之用心”的论著,即研究“怎么写”的基本法则。而这法则的核心,则是掌握文体要领。即使是“雅丽”和“衔华佩实”的最高标准,也要通过各文体特征予以体现。所以要先论文体,此有《文心》言论为证。《熔裁》就提出:“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而“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这“位体”,就是指确立文体特征。《通变》谓:“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这“大体”,也是指文体基本特征。刘勰是个有写作实践的人,不是空头理论家。他从创作经验出发,在论文时首先讲文体特征,不是很自然吗?除此之外,文体论置前,或还另有深衷。《序志》讲得很清楚,近代文风的根本弊病就是“文体解散”,即在写作中背离了经典所体现的“有常之体”。何以救弊?方法是“正末归本”。于是,便先在“文之枢纽”中为经典“常体”正名,提出“雅丽”和“衔华佩实”最高标准。但经典水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只有一种典范意义。而有实际应用意义的,则是不违“圣文”最高标准的各常用文体的写作法则。在“释名以章义”中,凡有经典论述的,均依为指归,如《明诗》之“诗言志”、“思无邪”即是。在“选文以定篇”中,也以是否符合经典“常体”及符合程度决定取舍。在“原始以表末”中,则简述各文体依、背经典“常体”的发展过程,带有总结经验教训性质。最后在“敷理以举统”中,归纳出符合经典“常体”的文体特色,以便于具体把握应用。这也就是《通变》所谓“确乎正式”,《风骨》所谓“曲昭文体”。刘勰认为,通过这种“正式”的确立,就能从文体上“正末归本”,所谓“昭体故意新而不乱”,而不至“失体成怪”。总之,“论文叙笔”也就是通过“确乎正式”、“昭文体”而“正末归本”,这可说是救弊的硬件和硬道理。

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在刘勰看来,各文体的“常体”是稳定的,但具体写作方法即“术”是多祥的,即所谓“文体多术”(《总术》)。因此,《文心》下篇便畅论“文术”。许多“文术”,均与“文体”联系密切。关于《定势》,长期争论,愈争愈玄。其实,与全书的“正末归本”、“曲昭文体”联系阅读,其意并不难索解。何谓“势”?刘勰明讲即“文章体势”。请注意,是把“体”与“势”联成一体的。所谓“定势”,即“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者也。也就是依各人情趣,确立文体和文体特征,并依此特征自然确立文术和文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模经为式省,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无不是凿凿例证。而近代辞人的毛病,恰在于“文体遂弊”、“失体成怪”。因而“讹势所变”,“体”不正则“势”难定。

以上,就是笔者对《文心》体系探索所作的部分思考。所提问题未必准确,对问题的回答就更无把握。文中有异时贤、先贤之处,决无不恭之意,不过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哲言,更坦诚地讨教罢了。疏谬之处,尚祈方家教正为盼。

(本文是为一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为未刊稿)

注释:

[1]牟世金:《近年来<文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江海学刊》l964年第一期。

[2]参看拙作《向着整体上升——研究《文心》方法的综合化趋势》。《文心雕龙学刊》第3辑(1984年6月)。

[3]牟、萧该著收入齐鲁书社l992年6月版《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中,已成牟先生的遗作。

[4]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年版,第66页。

[5]诺伯特·维纳:《人当作人来使用》,文见《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l978年版,第175页。

[6]参看牟世金、萧洪林《刘勰和<文心雕龙>》,《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第58页;石家宜《踏勘<文心>体系形成的轨迹》,《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

[7]罗立乾:《“龙学”研究应当为当代文艺创作服务》,《文心雕龙学刊》第五辑,第332页。

[8]刘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文心雕龙学刊》第七辑(l992年l1月)第2、3页。

[9]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文载周宪等译《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