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泰山人文景观并非绝对没有与自然景观相适应的审美因素。这些景观悠久的历史与泰山的古老，建筑物的高大与泰山的雄伟，也多少能形成审美同构。对人文景观持较为超脱态度的人，敏锐感受到上述景观意蕴，也可能对泰山风光形成审美欣赏。元好问面对秦皇、汉武的封禅遗迹，发生了“翠华行不归，石坛满苍苔”的历史慨叹，而不那么敬而仰之，所以才能产生“但觉胸次高崔嵬”（《登岱》）的感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李白《登泰山》其一、其三），“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还”（杨继盛《登泰山》），这些诗句所表现出的征服和藐视宏伟客体的气魄，精神的自由解放，山外有天的宇宙无穷感，与泰山的高拔、开阔、壮观适成“崇高”的审美同构。但这种境界，显然均回避了前述人文景观，而只与自然景观相感应，而且也并非多数人所能达到，同时也改变不了景观配置的总体特征和格调。
以上，就是历史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那么，如何科学评价这一事实呢？这些事实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启迪和经验教训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首先探求形成泰山景观配置总体格局的文化背景。
泰山的名气由来已久。早在“三代”时期，它就成为群岳之首，后来更明确成为“五岳之宗”。而“五岳独尊”意识的形成，体现出中华民族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模式和世界观，主要是原始自然崇拜，即由天空崇拜、太阳崇拜转化而来的东方崇拜及东方大山崇拜。由于生存条件的原因，在原始人思维中，空间关系占有重要地位。包容人类并直接作用于其视官的天空、大地，给原始初民以深刻印象，“皇天”与“后土”成为最早的自然崇拜，特别是“天”成为“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太阳由于在天空赫然运行，又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因而特别受到关注。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意味着带来光明、温暖、生命和繁荣，特别对地处温带、以农为生的我国古代先民来说，太阳的出现意义更加重大。因而由对太阳的崇拜又生发出对太阳升起方位的崇拜，《文献通考》有谓：“东岳，以其处东，北居寅丑之间，万物终始之地，阴阳交泰之所，为众山之所宗主也。”所以，在古代，“国家有事，方岳必先泰山”（颜希深编《泰安府志》）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东方崇拜，奠定了泰山“五岳独尊”的特殊人文地位，并左右了泰山景观配置。泰山景观中的许多楹联、刻石、诗文，都在显明昭彰地提示这种特色。
泰山的这种特殊地位，又强化了它的政治、宗教、民俗色彩。首先是吸引了历代帝王，使他们把泰山当成一种维护长治久安的政治工具。《风俗通》指出：泰山“尊曰岱宗。岱者，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古称“山岳则配天（《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表明天、山的崇拜紧密相联。而“青帝天神也，东岳属焉”（《宋史·天文志》）。既然帝王声称“王者受命于天”，那么到“天神”所“属”的“五岳独尊”泰山朝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泰山的原始崇拜和政治色彩，又助长了道教的繁荣。道教是揉和原始崇拜、阴阳五行、谶纬神学、民间神话和封建迷信而成的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由于它植根传统文化土壤，又较通俗简便，在唐宋以后，特别在明清期间，便得到长足发展。泰山由于地处东方，被视为“神山”，又为王室举行政治大典的处所，因而道教和道观便在泰山大大发展起来，道神“泰山大帝”和“碧霞元君”成为泰山至上神。道教的广泛适应性，又吸引了潦倒文人来此寻仙访道，大量民众来此烧香求愿。这样，政治性与宗教性，王权与神权，皇家色彩与民俗信仰几方面相结合，便成为泰山景观—大特色。而对神秘之“天”的崇拜，又是联系各个方面的纽带，并成为泰山人文景观的内在灵魂。否则，你就难以理解，何以泰山景观多以“天××”命名。
古代社会对待泰山的上述态度，又反映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心理，主要是天人合观的直观整体思维。《周易》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论述，不可以看作是历代帝王朝拜泰山的理论根据吗？因此，古代中国，在泰山是既封天，又禅地，既求仙，又吊鬼，无非是为了制造一个天、地、人、神合一的假象，以自欺欺人。这种扭曲了的天人合观思维，从根本上制约了泰山景观的总体设计和景观配置。从祭地祭鬼的蒿里神祠，到发布政令和祭祖的明堂，又到祭天、祭神的玉帝观、元君祠，这种“地狱”、“人间”、“天堂”相联相继，以“升天”为最高潮的景观格局，不确实体现一种虽无明确景观理论却有自觉文化意识的整体构思吗？而今，虽然阎罗祠等遗迹已不复存在，但由历代帝王封禅大祭而奠定的朝天、祭天景观格局，不是仍然在东路留存着吗？到此为止，人们就不难理解，泰山景观配置的总体构思，为什么会突出东路人文景观，突出宗教建筑，突出道教建筑，突出宫廷色彩和神学气息，而淡化自然景观和自然审美了。而岱庙天贶殿大型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则是这种整体构思的艺术折光，那山神出巡的内容不过是帝王朝山的象征，画中的山林动植，不过是帝王活动的环境陪衬，毫无独立审美品格可言。
上面，我们对泰山景观整体配置的成因作了历史回顾。那么，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着眼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应该怎样评价这种景观格局呢？对它的未来发展又寄予什么希望呢？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看重政治、伦理功利，这也影响到山岳建设，从而使众多名山大川有丰厚的人文景观和人文气息，与自然景观相辉映。这是与欧美纯粹自然园林大异其趣的景观格局。由于同王朝政治、民族宗教、民间信仰关系更为密切，因而上述特征在泰山尤其突出，堪称典型。泰山自古以一座“神山”、“仙山”、政治山、文化山的面目自立于名山之林。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民俗及其所依附的民族心理，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局部的缩影”（郭沫若语）。但迄今为止，许多赞美泰山人文景观的研究者，并未看到这一深义，而只是认为泰山有众多的名胜古迹，能激发“深沉的历史感”。而事实上，从一个重要侧面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模式，才是泰山的鲜明特色及其在中国和世界名山中的特殊地位。它的价值和局限也均在这里。具有异质文化的高层次外国游客，对此每能有敏锐感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官员卢卡斯先生来泰山考察后就一眼看清了这一点，指出了泰山“既是自然、又是文化的双重遗产”特色（《走向世界》泰安专辑）。但由于民族文化的隔阂，对于这“双重遗产”究竟如何独特地结合，大约还是现代中国文化人更有资格回答。概要说来，泰山自然景观是作为一种政治、宗教象征与人文景观结合，从而从属于人文景观的。于此表现出的自然审美观，是一种“君子比德”、赋予自然以政治伦理内涵的审美观。这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因此，泰山作为一个“大文物”（苏秉琦语），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而它所表现出的将自然与人类、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联系起来考虑的观念，也有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合理内核。
但是，名山景观作为一种旅游景观，毕竟具有多重价值和功能，其中包括审美功能。而且，伴随各国现代化的进程，都市化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速，人类返归自然、观赏自然的渴望日益增强。对于大多数国内外游客来说，游览名山，主要不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而是观赏各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因此即使面对国际旅游，也不能一味强化古迹和其他人文景观。从审美角度，特别从自然审美角度考察，历史形成的泰山景观配置整体构思和格局有无局限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而有人却认为，泰山两种景观结合得“极其和谐”，能“获取最佳的观赏效果”。我想，之所以出现认识分歧，焦点在于对“完美结合”的内涵有着不同理解，是把这种“结合”仅仅理解为二者的“合璧”，即两种景观的并存及有节奏地排列。如果这也是一种“结合”的话，那也只能是注重外在空间关系的表面、形式的“结合”，而不是从属于共同审美本质的对立统一。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事物总体功能并不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两个美好的事物凑在一块儿（即“合璧”），并不一定出现一个美好的关系。实际上，整饬、对称的特征只是多存在于古代单体、单群建筑中，大型园林建设反而追求非对称的自然、多变；而大型规整式园林在欧美倒更为多见。我认为，两种景观在美学上的“完美结合”，首先和主要的，应是审美意蕴、美学风格的内在统一。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自然景观中只有一个人文景观（如钱塘江畔六和塔），不能有节奏交替出现，也能达到“完美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迄今的许多旅游景观研究，只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上述认识分歧启示我们，对名山景观的研究，如果脱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矛盾的对立统一等辩证逻辑法则，而只是静态地排比事实和主观感受，决难做到“综合考察”和“总体把握”。
总体上看，泰山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审美呼应，确实缺乏自觉。在古代园林理论日渐成熟的历史条件下，更见其局限性和落后性。古代园林理论已提供许多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的宝贵经验。如山景园林贵乎自然，应以山景为主调；人文建筑要有利于观赏自然风光，起点景、观景作用；山林屋宇宜隐不宜显，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宜麓不宜顶；建筑用材、造型、色彩贵乎淳朴，与山林野趣相适应；观览线路宜曲不宜直，小径应多于主道，等等。古人甚至也已认识到，有时在美丽的自然景观旁边，最好不设亭台等人文景观，所谓“要知风月无边处，不着亭台更自奇”（方蒙仲《采芹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审美法则大多为泰山景观配置整体构思所忽视。如过于热衷大红、大黄、大绿的皇家色彩，就与泰山青苍山林色泽不协调。试与其他名山那些青砖、灰瓦、蓝檐的道观相比，就更能确证这一点。峨眉佛教圣地，许多寺庙的建材也无奢华虚浮，有的甚至不施漆粉，反而能与苍郁山林浑然一体。泰山观览线路高度集中东路，既可惜了满山大好风光，又造成客流拥塞，使山间几成闹市；而青城山却主次线路交织，分支小径叉到众多山峰，于广泛领略自然美，孰优孰劣，判然分明。即以泰山景观本身而言，相对来说，较之东路金碧辉煌的宗教建筑，那些掩映于山林深处的佛寺如普照、灵岩等，其选址、结体、造型、色泽，反而更易于与山林美景相协调，体现出一种清虚、幽丽之美。只是冯玉祥先生捐建的小学，堵立于普照寺前的道口，虽是德政遗迹，在审美建构上却是一个明显失误。而如果换上一两个小品点缀、过渡一下，将更有利于对普照寺及其周围山林美的观赏。较之炫耀富丽、尊贵的铜亭、铁塔，那选材、造型更为朴质的石亭、无字碑和石佛塔，或许更能与泰山崇高美产生审美同构，也更加耐人寻味。这许许多多经验教训，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和认真总结吗？揭出以上种种，决非苛求古人，而是为了提醒今人，继承并超越前人，改进泰山景观配置，避免乱建人文设施（特别是假古董），追求俗气的金碧辉煌。而这些不良倾向，又确实在泰山和其他景区存在并蔓延着，并在“继承传统”的命义下进行。因此，拙文对泰山景观整体构思的反省，决非无的放矢。
对泰山景观配置整体构思的审察启示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旅游景观建设，虽然不能脱离各自的民族文化，却可以并应该不断抛弃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过时因素，继承并发扬真正的民族文化精华，使旅游景观遗产焕发青春。现代中国人所希望看到的泰山，是一个既保留历史面目，又能充分发挥旅游景观经济、政治、教育、科学、体育、审美等多种功能的古老而又年青的名山。为此，增设新的人文景观需慎之又慎，在对旧有人文景观充分和正确利用的同时，应着力开发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并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让泰山的壮美自然风光更好地滋润中外游人的心田，激扬中华民族的威武人格和阳刚之气，孕育绚烂多姿的瑰丽诗意！
（本文由《对泰山景观的再认识》和《泰山景观配置的整体构思》两文合并而成，原文分载《旅游学刊》四卷二期和1991年第4期）
注释：
［1］乔治·桑塔耶那：《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2］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