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心雕龙》名世的刘彦和，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一生，经历了由学者到官吏又到沙门的曲折历程。这一经历，故然有其独特个人特色，却也体现出士大夫人生模式的普遍性，从而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史意义。
1、学者
这是指刘勰入定林寺、依僧佑“博通经论”（《梁书·刘勰传》）的阶段。据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1］，刘勰于齐永明八年（公元490年）二月之后入建康钟山定林寺，时年24岁。到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任临川王记室时出寺，正应本传“积十余年”之说。在此期间，刘勰成就了两件大事：一是协助僧佑整理佛经，二是撰成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这均是刘勰以一个学者身份所从事的学术事业。
从认识史角度看，中国自古就有以“知”求真的观念。荀子所谓“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就是一个典型命题。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哲学是伦理学、认识论和逻辑学混一，认识论和逻辑学从属于伦理学，求知求真从属于政治道德践履。所以，孔夫子把“知”归结为“知人”（《论语·颜渊》）；老子也称“智”乃“知人”和“自知”（《老子》二十三章）；荀子谓“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左传》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昭公十年》）；班固将“智”纳入“五常”伦理模式（《白虎通德论·情性》）。总之，“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时至魏晋南朝，随着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适应玄佛对“本无”、“真如”论证的需要，“智”的地位和作用便有了很大提高。但王弼等贵无派玄学家却偏好老庄“绝圣弃智”之论，每每贬低“智”力。如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二十五章注即谓“用智不及无知”，第六十五章注谓“多智巧诈，故难治也”。其《老子指略》则称“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与此相联系，他也反对好“名”，认为“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四十四章注）。而弘扬佛“智”的僧肇，在其精心结撰的《不真空论》中，又倡言“物非真物”、“有非真有”。这实际上也就排斥了真正的“智”。因此，真正敏感到并反映出上述时代精神的，恰是尊奉儒家“三不朽”人生哲学的寒门士子刘勰。在他看来，“辨雕万物，智周宇宙”（《文心雕龙·诸子》），人的智力能穿越时空，有无限潜力。所以，他倾情礼赞“智术”：“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序志》）高度评价“智术之子，博雅之人”（《杂文》）。与此同时，他也充分肯定因“智”而扬“名”，故谓“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序志》）、“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诸子》）。确实，在“下品无高门，上品无素族”的时代，智能与名声，也许是寒门士人的唯一优势。刘勰入定林寺读书、治学，正是为了发挥这一优势。
当时建康锺山的定林寺，藏书丰富，名僧汇集，与文坛和王室均有密切关系，确实是干誉时流的好去处。刘勰在“博通经论”之后，便开始选择进身突破口。崇佛虽是魏晋南朝思想界新气象，但作为立身治国支柱的儒道，统治者迄未放弃，并不时根据政治需要而有特殊强调。在刘勰的青年时代，就有“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家寻孔教，人诵儒书”（《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等史载。但聪慧的刘勰，深知注经难超马、郑诸儒，便决心以文论建树，引起社会重视。刘勰务实关政的人生观，使其本能地厌恶南人浮华文风。而他的“北人意识”，又使其自然选定儒家文学观作为拨乱反正武器［2］。于是便“搦笔和墨”（《序志》），至有《文心雕龙》之作。但当时文人并无很高地位。齐武帝就曾明确表示鄙薄文士。他曾讲：“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齐书·刘系宗传》）在这种情势下，有抱负的刘勰决不会甘心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他要显示自己也“堪经国”，他的更高目标，还是以文干政，驰骋“军国”。于是，刘勰的人生履历便随之翻开新的一页——踏入仕途。
2、官吏
《文心雕龙·程器》所论述的文人修养，同时也是刘勰的人生理想。那就是：“丈夫学文”而“达于政事”；“文武之术，左右惟宜”；“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以为这样的人，才堪称“梓材之士”。“摛文”得“名”，“负重”需“位”。扬“名”归根结底又是为了获“位”。只有身居官位，才能有所作为。刘勰对当时以门第取人深为不满，故而慨叹“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正因刘勰有强烈从政意识，所以才容易接受儒家“述志”、“为政”文学观。这在《序志》及其它篇章中，均有充分论述。此外，像批评“江左篇制”的“嗤笑徇务之志”（《明诗》），抨击赋家“逐末之俦”的“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张扬“说”体的“披肝胆以献主”（《论说》），呼唤对策的练治、工文之“通才”（《议对》），也都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如美国华裔学者林中明先生所述：“以大量的篇幅讲《祝盟》《诏策》，谈《章表》《奏启》，其实以文论为表，而政功为用。”［3］凡此，均与刘勰人生理想有关，而不能仅归之于“尊儒”。
刘勰作为一介书生，却数言“练武”、“习武”，昭明“军国”，原因何在？这大约植根于时代环境。时值南北分裂，内乱频仍，正是军人用武之时。而世族地主，大多“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篇》），因而难应武事；加之他们“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南齐书·褚渊王俭传》），因而也不肯“屈志戎旅”（《宋书·王昙首传》）。这样，军旅之事便落到庶人肩上，使寒门得以军功进身。宋、齐、梁开国帝王，也无不由此大功告成。刘勰身为寒门后裔，登朝无门，父尚又曾位居武职，他之张扬武德，既适应朝政需要，也表达了军功致仕的期待。他虽未经武功训练，但对“辞如珠玉”的“孙武兵经”（《程器》）却略知一二。林中明认为，刘勰入居定林，“乃是一石数鸟之策”，是其“谋定后动，成功运用兵略”的范例［4］。他之蜗居定林，以学者身份出现，极可能是一种“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程器》）的兵略。稍后的经历，很快证实了这一推断。
刘勰从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到天监十七年（518年）任步兵校尉，十余年中历任七职，仕途比较顺利。这主要得力于梁王朝起用寒人的选吏政策，也因于他个人的从政策略。梁朝同宋、齐一样，鉴于东晋门阀势盛、权威下移的教训，不得不在笼络世族、赋其特权的同时，起用寒人，参掌机要。由此，刘勰才得以跻身仕途。天监八年（509年）五月，武帝下诏令“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梁书·武帝纪中》）。刘勰在这前一年出任太末令，独挡一面，就很可能与此政策有关。刘勰便因此而以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在进身策略上，刘勰极注意借助外力，如借助沈约而“奉朝请”，借助僧佑而任临川王记室均是。由《文心雕龙》可知，刘勰是位有事业心的耿直之士。与侍主人格的相睦程度，必然会成为影响其仕途的重要因素。他任临川王记室不足二载，可能就与此有关。由《南史·梁宗室传》可知，临川王萧宏沉湎酒色，腐败无能，两人必难长期合作。而后来，他竟能任南康王萧绩记室达7年之久，似透露出二人相处甚洽。史称绩“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俭约”、“以善政称”（《南史·梁武诸子》），这肯定颇合刘勰口味。昭明“偏览众经”、“尽通大义”、引纳才俊、天下“称仁”（《南史·梁武诸子》），对刘勰“深爱接之”，也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