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顾农先生商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和王元化先生同时提出刘勰非士族说。先生在赐函中称：“您的观点和拙文接近，我们分头作出了相近的结论，在我来说，有一种空谷足音之感，所以特别觉得亲切。”［1］（《清园书简》第53页）自此以后，关于刘勰门第的讨论确实甚少。考其因由，或许有二：一是学界已普遍认同此论，二是苦于难觅深入门径。当此之际，忽见顾农先生发表《刘勰的门第》一文［2］（《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7日第15版），意欲“尝试着向前推进”，对刘勰出身庶族说提出异议。遗憾的是，顾文并未针对王文论据、论证提出驳议，其论据、论证也颇可商榷。拙文意在旧作基础上，补充若干史料，尝试新的思路，重申刘勰非士族说，同时对顾文略陈异见。
鄙意以为，探讨刘勰门第，是否应把握几个原则。一是确立判别士、庶的全面标准；二是承认士、庶地位随形势变化而升降浮沉；三是充分利用南朝正史列传中的实证资料，进而作出综合判断。
综合学界已有研究，南朝士族门第的确定，似应有综合指标。诸如：比较完整的世系；依托庄园经济，甚至有部曲武装；多任职闲廪重的“清”官，鄙薄武职，所谓“文清武浊”；具有文化优势和社会声望，号称“清流”；婚姻强调门当户对，忌讳与寒门联姻；子女享受经济、政治荫庇特权，可以蠲役免税，特许做官；生活铺张、奢靡，难以视事；学术思想迷醉玄学；审美趣味偏于声色绮靡，如此等等。
如果上述标准大体合理，就很难认定刘勰属于士族。王先生《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就兼顾了以上许多指标，并结合《文心雕龙》中的政治思想，作出综合判断。而顾文，却仅就官品高低立论，对多数标准弃之不顾。这样得出的结论，恐怕就很难靠得住。
其实，官职大小，品第高低，并不能作为判定士族的必要条件。因为随着士族的日益腐朽，寒人掌机要，已成南朝通例。执事重臣，每由寒人充任，尤其是中下层武职。这就给寒人入仕提供了条件，也为庶族地主掌权创造了机会，致使南朝开国君主均属庶族武装集团。由刘氏家族官宦史和《文心雕龙》标举“军”、“武”可知，他们恰是个武功官僚集团。因此，刘勰曾祖辈、叔祖辈、父辈官位较高，并不能成为士族门第的标志。
关于刘勰世系，顾文仍取《宋书·刘穆之传》“汉齐悼惠王肥后”说。对此，王文已据《南史》语缺和魏晋间刘族官位不显予以否证。作为刘姓族人，我深知刘氏宗族续谱，向有攀附汉代皇族积习。何况齐悼惠王刘肥，还确曾封爵琅琊（莒地在其内）呢。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决非一切皇族后裔均是世家大族。史载：东莞人徐澄之，永嘉乱后，“遂与乡人臧昆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书·徐邈传》）。可见同一郡望之人，也并非均为世家。刘姓南迁，也当作如是观。如刘穆之、刘秀之确系刘肥之后世家大族，就不可能在齐悼惠王肥和他们之间，存在世系缺环。因为其时“世重高门，人轻寒素，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在晋代，就有个齐悼惠王肥的后裔刘超，曾任安东府舍人；其父刘和，曾为琅邪国上军将军；而刘和，又是汉城阳景王刘章之后（《晋书·刘超传》）；刘章，则是汉齐悼惠王肥的儿子（《水经注》卷二十六“巨洋水”），世系就了然分明。《宋书》称穆之为刘肥之后，很可能因他政治地位较高，又由东莞迁来，附会而成。
关于刘族家境，穆之曾对帝言“家本贫贱，瞻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南史》本传则称“穆之少时家贫”、“好往妻兄家乞食”；其从兄子刘秀之，则是“少孤贫”（《宋书·刘秀之传》），而且“俭吝”异常，号为“老悭”（《宋书·王玄谟传》）。如若本属士族，无论如何败落，也不至困窘至此。
另外，在宋齐两朝，刘家还屡有获罪者。如刘邕因“庙墓不修”而削爵（《南史·刘穆之传》）；刘祥为“轻肆口哕，诋目朝士”（《南齐书·刘祥传》）而入狱。如是士族，决不会因如此小过而获重罚。
还有一个刘勰非出士族的证据。依萧梁官制，“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武帝纪上》）。《文心雕龙·序志》“齿在逾立”一语，明示彦和仕前已经“过立”，其为“后门”而非“甲族”无疑。
现在可以谈谈刘勰的起家官“奉朝请”了。顾文认为，“刘勰起家即为奉朝请，表明他资品高”，进而认定其必为士族。这恐怕与史实难符。《宋书·百官下》谓：“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永初已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隋书·百官志》也称：梁代奉朝请，也只是“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省诸奏闻文书”。可见，“奉朝请”不过是官员预备役人员，不会有高资格要求。刘宋就已经“选杂”，至南齐，更是“奉朝请至六百余人”（《南齐书·百官志》），更不会只用士族人士。因此，顾文认定奉朝请为“清要之职”，“刘勰出身为世族应当是没有什么疑义”，就未免过于武断。根据我读南朝各史的印象，奉朝请确实“选杂”，决非仅是士族一途。如陶弘景、丘巨源、何逊、伍辑之、卞彬、荀伯子、沈崇傃、刘霁、刘昭、司马筠等人，均曾为奉朝请，却并非均为士族。刘宋元徽年间任奉朝请的刘系宗，就是“以寒官累迁至勋品”；而梁武帝时做过奉朝请的吴均，就标明“出身寒贱”。其实，早在刘宋，就有人指出：“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宋书·王敬弘传》）一种名额不限无争的预备官，怎么会显示士族特权呢？南齐永明中，奉朝请已多至六百余人，又上哪里找这么多士族？而“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而且“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又怎么会只许士族充任呢？天监初与刘勰同时起家奉朝请的刘昭，也非士族。
现在不妨再看看被顾文看重的东宫通事舍人一职。顾文称：东宫通事舍人“一向皆取甲族有才望者为之”。所据或是《梁书·庾於陵传》“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却未睹下文，高祖却命庶士庾於陵与周舍充职，并言“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而且“时论以为美”。可见，当时东宫重用寒门士子，已成惯例。其实，此前刘宋的刘系宗，其后梁大通年间的庾肩吾，均任过东宫通事舍人，也均非士族出身。刘勰由寒门晋身此“清选”之职，又有什么奇怪呢？
还应指出，自打魏晋以来，“为时流所推重”便已成为士人身价的重要标志。由“时流清望”（《晋书》卷六十四）、“时流名辈”（《粱书》卷一）一类提法可知，“时流”乃为“名辈”、“清望”即士族豪门所引领。故而“不为时流所重”，每与“渐失缙绅之望”（《宋书》卷六十）相提并论。刘勰《文心雕龙》撰成，却“未为时流所重”，足见其在士族名流心目中的地位。即使后有文坛大老沈约支持，终朝也未见点滴评论。其影响，不过是为名僧碑志撰文。这能证明其士族身份吗？
综上所述，足见顾文关于“一个四品高官的儿子，起家即为六品之奉朝请，后来又当过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怎么可能出身于庶族寒门”的质问，并无史实依据。相反，我们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问：根据以上史实，刘勰怎么会是士族出身呢？此题事关对《文心雕龙》的理解与评价，不可不辩。
（本文曾刊于镇江图书馆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编辑《信息交流》2010年第1期）
注释：
［1］王元化：《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2］文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7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