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6周年时，晋西北根据地反蚕食、反“扫荡”和挤敌人的斗争取得可喜的战果。一年多时间，我们共挤掉敌据点128个，收复2685个村庄，解放人口36.45万人。我们支队在这期间拔掉敌人的4个据点，袭击了东社、开栅等地的敌伪军，杀敌200多人。抗日政权进一步扩大，不少的两面政权转成抗日政权，伪政权大大缩小。我六支队又前进到太汾公路两侧活动。归我们指挥的汾阳、文水、交西县大队不断深入敌占区，打击小股敌人，形势有了很大好转。
此时，苏联红军开始向德国法西斯反攻，美国对日本的进攻也节节获胜。国际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伪军、伪政权人员看到前途不好，有些人表示要和八路军联系，做点好事，给自己留后路，我们瓦解敌军的工作进展较大。
但是国民党内很多顽固分子不顾事实真相，继续诬蔑共产党、八路军对敌抗战不力，游而不击。1944年9月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一行七人要来参观八路军作战实况。其中，有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福尔曼、赵超构等，有美军卡斯堡少校。八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把这个参观团护送到我们六支队，实地参观我们如何对敌作战，有什么战绩？我们支队全体指战员决心狠狠打击敌人，取得实实在在的战果，让这些记者和美军军官亲眼看看，以回击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谣言，扩大我军的声威。
我们支队在八分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和支队长郭庆祥的指挥下，于9月14日到17日4天中，对汾阳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我的任务就是做政治保证工作。第一步袭击汾阳城，炸毁了飞机场、火车站、火柴厂、电厂，消灭了一大部分敌人口中外记者站在离汾阳城10多里的山岗上，听到隆隆的爆炸声，看到高高升起的浓黑的烟尘，相信我们部队在真正打仗。但是，头两天，我们还没有抓到俘虏，缴获的武器也不多，我们决心进一步扩大战果。
9月16日，我们支队决心攻夺协和堡（距汾阳城不到10里）。在这个堡寨中，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连，他们凭借坚固的堡墙据守，担负汾阳城外围的防御任务。
我们的侦察部队同该堡伪军中个别士兵有联系。我们命令他们做内应，配合我军的攻击行动。当晚布置汾阳游击大队阻击城内敌军出援，命令三、六连担任主攻西门任务，其余作机动部队。三、六连在浓黑的夜幕掩护下，同内应的伪军士兵取得联系，迅速攻入西门。接着，三连向伪军驻地攻击，六连向日军驻地攻击。伪军遭到突袭后，稍作抵抗，在火力压制和战场喊话的强大压力下，缴枪投降。日军驻在一个高墙大院内，院墙十分坚固，六连发起攻击后，被敌哨兵发现，日军严守院门。但是这个大院有一个后门，已由我预先埋伏的战士侦悉，于是，六连就由预伏的战士引导，从后门突人院内，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有的用刺刀捅，有的猛力厮打，终将日军30多人全部消灭。
此次战斗，俘敌100多人，缴获枪支、掷弹筒、小炮等100多件，手榴弹、子弹很多。
当我队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日造武器回到中外记者的驻地时，他们十分高兴。爱泼斯坦说“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也封锁不住了。”福尔曼也说“这种军民合作打敌人的情况，是中国旁的地方所没有的。”后来获得情报说：有一个日军士兵爬到大院内一棵树上未被发现。第二天，汾阳城敌军来到协和堡时，这个士兵因受到剧烈的剌激，体力衰竭，从树上倒栽下来死掉了。这个消息，战士们听了都拍手称快。
1944年9月，我调任五支队政委兼离东县委书记，离开了六支队。原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经中央党校学习后，被分配到陈庚部队工作。他向组织提出要带六支队随他去太岳军区。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1944年11月间，六支队离开晋绥八分区编人陈康部队。以后，在1946年解放眼县时，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遇到了六支队的部分干部，由于军情紧急，没有详谈。听说，这个部队以后挺进豫西，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军事行动。我在这个支队工作两年多，有些优秀干部和战斗英雄至今还有概略的记忆。
六支队干部中，有几位提升为军级领导。如支队长郭庆祥在二野部队中担任过副军长，转业地方后，在茂名石油公司做负责工作。侦察参谋郭时盛担任过十丸军军长。副连长姜玉安担任过宁夏军区司令员。
还有几位著名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干部。赵德甫在石沙庄战斗中带头冲锋，与日军拼刺刀，打死日军5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侦察员李根生在协和堡战斗中，改装潜人日军驻地，打开后门，为突击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又同日军展开肉搏，对全歼日军起了重要作用。副指导员张鉴经常深人班排，和战士打成一片，对病号关怀照护，采用个别谈话方式，解决思想问题，进行政治教育，鼓励战士英勇作战。他的事迹受到晋绥分局和军区的重视，被提名并选为“七大”代表。在我一生的战斗和工作中，常常记起这些好同志，以他们的革命斗争精神和英雄事迹激励自己，教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