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晋绥分局和军区决定新军总指挥部和决死二纵队司政机关合并组成第八分区。由罗贵波同志任司令员、政委并兼任第八地委书记，实行一元化领导。八分区包括交城、文水、汾阳、交西、太原、清徐、榆太、祁北、离东等县。在同蒲铁路之东，就是太岳军区，陈庚部队在那里坚持抗敌。
罗贵波同志赴任之前，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考虑罗贵波同志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军事、政治水平高，工作能力很强，既能指挥打仗，又能搞地方工作，而且意志坚强，待人谦和。所以，我愿意继续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回答说“愿到八分区工作，但是不愿意在分区机关，愿到战斗部队。”罗贵波同志带着我和其他干部于1943年2月末到了八分区。我曾于1938-1939年在这里打过游击。时隔5年，这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日伪军几次进山“扫荡”，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敌人深入山区建立了5个据点，我军所占地区大大缩小，村落大多被烧毁，粮食、牲畜被抢去不少，群众躲到深山挖窑洞居住，生活十分困苦。敌军又打通了离石至岚县的公路，沿途每隔30里左右都筑有确堡守备，使八分区和晋西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隔离开来分区和军区的交通运输受到阻碍。敌人妄想把八分区各县蚕食掉，化为他们完全统治的地区，以掠夺民力财力，保障同蒲铁路和太汾公路的畅通。
1943年1月，晋绥分局和军区召开对敌斗争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布置了对敌斗争的任务。3月间，我被分配到六支队担任政治处主任。六支队原是决死二纵队的四、六两团，共有20则多人。经过5年多的残酷战斗，减员很大。有300多人牺牲伤残，还有300多人因受敌军细菌战的危害，得了伤寒、霍乱等疾病，元医少药，过早地离开人间。实行精兵简政，调走了200多人去抗大学习。现在只有400多人，3个步兵连，1个侦察警卫连。人数虽少，但个个都是百炼成钢的坚强战士，每个连、排都可单独活动，伺机击敌。每个战士都可人自为战，或化整为零，或聚零为整，确实是一支坚强的部队。支队长郭庆样、政委张范，军政素质高，政治意志坚定，对敌情、地形熟悉，打游击战的经验也很丰富。他们很欢迎我去和他们一起工作。八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是我们的直接领导。罗贵波来八分区实行一元化领导，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大家迫切希望对敌斗争形势尽快好转。
罗贵波同志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布置了各支队、各县的对敌斗争任务。我们六支队的具体任务是：由支队长郭庆祥和我带两个连同交西县委配合挤掉岔口的敌据点。由张范政委带一个连深入汾阳边山，配合汾阳县委打击小股出犯的敌伪军，摧毁敌伪政权，镇压罪大恶极、死心投敌的汉奸。
岔口位于中西川和西冶川的交汇地。住在此地的日军ω多人、伪军100多人时常出犯我根据地的村落，残害人民群众。我们支队和县委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把敌据点四周20里内的农民迁移到较安全的地方。在石沙庄设伏，消灭了由东社镇给岔口敌人运送给养弹药的部队，破坏了道路，阻断了东社至岔口的交通。敌伪军缺粮缺弹药，十分惊慌。我支队乘势夜袭岔口，俘伪军80多人，杀伤日军3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从此，日军不敢在村中住宿，集中到山头的调堡。但是山上没水，必须下山沟取河水饮用。我们就派小股部队配合民兵，埋伏在适当地点，射杀下山取水的敌人。一个多月里，敌军没法站稳脚跟，就慌乱撤走。沿途民兵和地方武装接连追打，杀伤日军过半。撤到东社的只有10多个狼狈不堪、失魂落魄的日军。在收复岔口的时候，兄弟部队也陆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经过军民密切合作的对敌斗争，八分区的我方根据地向前推进了70多里。在汾阳边山活动的部队也消灭了一个连的伪军，太汾公路以北的两面政权也被争取成为抗日政权。这次挤敌人斗争获得的胜利，使得群情振奋，上级组织也给予嘉奖。
八分区总结了“挤敌人”的斗争经验，确定一、二、五、六支队各组成一个武工队，和地方干部结合在一起，深入敌占城镇周围的乡村，开展抗日宣传，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政人员，要求他们看清形势，立功赎罪，争取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真心向我，假意应付敌人。我支队派出的武工队在汾阳敌占区神出鬼没，敌伪闻风丧胆。每过一个月的时间，武工队负责人即回支队汇报一次，我表扬了他们机智勇敢的战斗作风和取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