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二、六两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有在新疆安家落户、长期扎根的想法。我同大家一样，并不认为新疆离内地太远、气候较冷、生活不习惯等而工作不安心，想方设法调回内地。
1950年2月，我奉令调任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任主任，同年7月，成立伊犁区党委，我担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2月下旬，我们在没有御寒大衣、靴子的情况下，冒着严寒和纷纷飘落的雪花，坐着一辆卡车，从喀什出发，在乌鲁木齐稍作停留，办好手续，就向伊犁前进。在3月8日妇女节这天，我们到了美丽的伊宁市。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军政领导干部交谈，初步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后，便开始工作。
我积极参加区党委的集体领导。除开展建党、建政和土改等中心工作外，还根据自己的职责，开展相关的工作。
充分肯定和赞扬三区革命的成绩。1944年，在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领导下，伊犁地区爆发了群众性的起义，迅速扩展到塔城、阿尔泰地区。起义的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赶走了这3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成立了革命的政权和军队。毛主席称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指示，我们进一步明确宣传三区革命的性质和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当三区革命的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等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时，不幸飞机途中失事，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遇难。昕到这一不幸的消息，我们所有的汉族干部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一样心情十分悲痛，对遇难者表示了我们深深的哀悼。
在五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五军就是原三区革命时的民族军，主要由三区革命中武装起义的群众组成，建国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五军。它管辖十三、十四两个师、两个骑兵团，后由五师抽调军政骨干，又增编了一个十五师。五军刚建成时，未设政治委员，没有政治工作机构和政工人员，也很少开展系统的政治教育。新疆军区为提高五军的政治素质，抽调一批干部，担任该军军、师、团政治委员，建立起军、师、团政治部，在各营、连配备了教导员、指导员。不到一年的时间，五军从军到连都有了政治工作人员。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教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和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的教育。在此基础上，着重在少数民族的军政干部中发展共产党员，逐渐在团以上单位建立了各级党委。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连队中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支部，自上而下都有了党组织，奠定了党对五军领导的组织基础。
在广大军民中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讲明了抗美援朝的起因和意义。我们说，在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美机轰炸我东北重要城市的情况下，应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的请求，我国出兵朝鲜，抗击美帝侵略，既是尽国际主义的义务，也是为了保家卫国，是必要的正确的。同时我们还指出，美国虽然兵力强大，但它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中朝人民是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正义战争必然要失败，正义战争尽管暂时力量较弱，但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经过宣传，广大军民爱国主义精神大大提高，胜利信心大大增强。1951年秋，朝鲜人民军代表到伊犁宣讲他们抗击美帝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雄事迹，更加鼓舞了广大军民抗美援朝的热情，掀起了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高潮。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境内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锡伯等少数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团结是好的。但由于国民党多年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有些少数民族对汉族还有一些疑虑，汉族群众中也有少数人对少数民族有不正确的看法。再加上个别坏人蓄意挑拨民族关系制造谣言，说“解放军是汉族人的军队”、“汉族干部是异教徒”等。针对这种情况，各级宣传部门反复说明共产党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解放军要解放受反动派压迫的各族人民；汉族干部是来帮助各族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要平等相处，互相帮助。以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来伊犁慰问各族人民，对增强民族之间的亲密感情和促进民族团结起了良好作用。
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五军中，一方面抽调基层干部到训练班学习，另一方面，对在职干部规定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等。我也经常给干部讲课。一般来说，干部学习热情高，进步快。
组织干部学习土改政策，为农业区的土地改革作思想准备。我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建国后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听了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主要精神之一就是要为完成全国民主革命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工作。回来后，除在伊犁党政干部中作了传达外，还到塔城、阿尔泰对党政干部作了传达。
1952年4月初，新疆分局主要领导人来到伊犁，指示在农业区大规模土改前，要加强牧区工作。除开展宣传教育、医疗卫生工作外，还要进行一些社会改革。我担任了塔城地区的牧区工作团团长，带了一批干部和医生，带着电影放映机和药品，到了托里、和丰、裕民等牧区开展工作。我们向广大牧民作了以抗美援朝、热爱祖国、民族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无偿地给牧民看病、放电影等。这时，党中央、西北局关于牧区不进行改革，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传达下来，所以原先设想的一些改革都没有实行。但从指导思想上来说，要在牧区实行改革是不妥当的。我在学习党中央、西北局指示后，慢慢地觉悟过来。
另外，我在伊犁工作的两年，还未深人了解民族特点，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工作上有不够谨慎等缺点。比如建国初期，干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我作辅导报告时，有个维族干部不怀好意地提问“人是怎样来的？”我未加深入考虑就回答说“类人猿经过劳动变成的。”这本来是正确的，但却不符合维吾尔族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古兰经》的教义。于是，少数人就趁机散布我是异教徒，不敬真主，不敬穆圣等。又如“三反”运动中，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支刚刚建立起党组织的部队里只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正面教育活动最合适，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这支部队里也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批判，引起维吾尔族干部的不安和疑虑，影响了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这些都是应当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