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由侧重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过程的解释，有其必然性。这是在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文学不仅满足于表现人生、而且要指导人生的观念支配下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这是文学试图在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态势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有不可逆转性。这种不可逆转性的深层动因是：在中国现代，人们的最大困境是生存困境，对付困境的最有效手段是社会革命，是反抗现存制度和既定秩序，是挣脱现实强加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种种束缚。而左右现代文学的主流意识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目标不仅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还是帮助他们对付困境的一种努力，生命过程的解释最终是为了“改变这人生”，而对文学来说，其主要功用是启蒙和认识价值如果没有这种价值预设，文学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和追求目标，作家创作就缺乏博大情怀和内在动力。可以说，文学是否在帮助人们克服困境，是现代文学一种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的价值尺度，也是作品的价值底线和作家的道德底线。正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尺度，使得一些人进而认为，文学或明或暗地为人们选择正确的“道路”就是为人们摆脱困境提供帮助，就是文学“为人生”的深化和发展。于是，随着现代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一种由对人的生命过程的重视向揭示时代特征、选择道路转变的意识逐步成为主流意识。
这种不可逆转性及其演变过程，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被作为一种规律来总结和肯定，认为这个转变是新文学发展的标志，是文学与时代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其中不存在对新文学性质的改变。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在后来积极地、有时是被迫地追踪、反映、解释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却未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特别是精神和心理困境。正是借着要表现时代精神，要指导人生和现实，一些文学家轻易地放弃了“人”，弱化人的生命过程的意识而强化社会变化过程的意识，个体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被社会变革过程的科学解释所覆盖，由重在人文关怀向社会科学命题和历史过程的关注转变，文学在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中，其重心有了质的变化。现代文学在调整与时代的关系时，文学自身却面临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在进入当代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和克服，反而愈演愈烈，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深刻的难题。一方面，文学以宏大的叙事模式将社会变革过程解释得合情合理、合乎逻辑和规律，掩盖了现实中的矛盾和人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另一方面，文学摒弃了“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不能真实地对现当代社会变化过程中人的“生命过程”进行富有人文情感的解释，当然也就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克服困境。这种变化所丧失的一是文学的人文情怀，一是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和质疑。对历史过程合理性的证明缺乏人性的尺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顺应使文学丧失应有的批判力，有时反而使人陷入“瞒和骗”的更大的沼泽中。鲁迅所曾呼吁的真诚地、大胆地、深入地写出人生的血与泪，反对瞒和骗的文学理想在一个时期未能真正实现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对这一现象今天该如何认识？对其反思有何启示意义呢？
第一，这一现象的前因与后果有其复杂性，不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而要探究其深层原因和利弊得失。应该看到，这是在文学寻求其现实的价值目标，也就是在试图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文学意识而产生的现象。就是说，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将新文学试图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本身进行否定，不能对这种文学动机贬低。
在中国现代，文学如果对当时现实的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困境视而不见，不能对克服现实生存困境提供帮助，那它的永恒性恐怕也就要打上问号。没有真诚地解释人的生命过程的实际状况，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遑论帮助人们对付困境的努力？新文学在后来把“帮助”对付困境的目标和途径主要限定为对时代特点和历史趋势、社会变革过程的科学分析并加以形象图解，有对文学特性和价值意义理解上的单一性和片面性的弊病。而在当代一个时期将其推向极端、走向反面，则与当代社会整个意识形态特点及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这已经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了，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目标的转换和文学功利性的追求，转换的实质是由先前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转向证明社会演变过程的合理性和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一现象的前因与后果、出发点和归宿之间有了根本的变化。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无法由文学自身克服的悖论。
第二，应该重新思考人的生存困境的问题，进而重新反思如何在“文学立场”上理解人的生存困境的问题人面临的困境各种各样，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分析。有作家自己面临的人生困境，有民族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有人类普遍面临的各种困境；有现实生存困境，也有心灵困境；有具体人生困境，也有抽象人性困境。在这些不同的层面，20世纪中国作家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派别和千姿百态的个体创作状态。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学对生命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人性困境的解释，都有其意义，都有帮助人们对付困境的功能，后者甚至还有“永恒”的价值。但研究界集中关注的是，文学是正视现实困境，写出人生的血与肉、生路与死路？还是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无视人的现实生命困境？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道德含义的理念，也是现代区分不同作家的“第一区别”。这本没有错，然而，却又不够全面和科学。文学所以为文学，它不仅不同于“宣传”，也不同于“历史”和一般社会科学，它还有“人文”性质，有人文情怀，也就是可以“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而当我们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特别在反思文学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时，我们会发现眼界的有限和目的的单一，文学所解释的多是一些可以理喻性问题，而放弃和贬抑的恰恰是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因为表现历史过程而忘记了文学更大的要义。
这使我对一个似乎不好理解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沈从文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作品持续的“热”有许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作品中具有上述被主流文学所忽视的特质，读者感兴趣的或许正是那些不可理喻性问题，它们在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方面也有价值和意义，这是由文学超越一般社会过程必然性的解释的“局限”所获得的一种结果。这里我不是鼓吹文学脱离历史和社会现实，而是要说明这些作家的发展空间正是现代文学的“主体”在这方面留下的空隙，这也才有今天“热”与“冷”的反差。
第三，文学如何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文学以什么功能和特性帮助人们对付困境，决定文学的价值取向，也决定文学的文化特质。解释生命过程和帮助对付困境本应是统一的，对社会变革过程的解释和对生命过程的解释也是不矛盾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进一步与现实结合的过程中，理应在对人的生命过程解释与社会过程解释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研究界（包括笔者）一直认为这个契合点找到了，但是，把它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相比，其问题却十分突出。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十分出色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也成功地艺术地解释了社会历史变化过程，其作品有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然而，它们是在对人的生命过程，包括人的欲望（如于连）贪婪（如高老头葛朗合）情感（如安娜·卡列尼灵魂（如聂赫留朵夫）等的表现中自然对社会历史进行解释的。在这里，文学对时代特征的反映是一种客观效果，而不是着意追求。社会历史过程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得到自然体现，而不是为说明时代特征而设置人物的命运结局。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时期内沿着启蒙主义的思路，认为中国人最大的困境是在现实面前的“出路”问题，而“路”被解释为选择革命道路，到后来被演化为政治立场的选择两条道路的选择，而对人的其他困境却缺乏正视的意识和勇气，文学成为历史变革的合理性的形象解释和依据，金光大藤即是一个极端例证。以往对于文学与政治的畸形关系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但是对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却没有认真地思考。或许我们应该有这种意识：正像文学与政治有重要关联性但文学不能简单地服从政治一样！文学与社会历史有重要关联性也不能以艺术地说明历史特征为文学的主要目的，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整合新的意识形态。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当今文坛，另外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文学作品在重视对人的生存过程和状态的艺术解释有时是细微的解释中，却缺乏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文学的文化身份和特质发生着另一种变异，生命过程的解释失去了价值预设和价值目标，我认为，文学应在对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存困境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与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21世纪的中国文学具有新的价值意蕴和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