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文学史格局的形成及其反思
相对于西方传统文学艺术的侧重客观再现，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素以追求主客观的统一，而终以偏重主观表现为其基本特征。中西传统文艺的这种比照，到了20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演变，虽然并不代表现代西方文学思潮的全部，但它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对客观再现的背弃和对主观表现的强调，已经对传统文学观念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主观表现因素的强化造成文学局面的改观早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与此相反，中国现代新文学，以空前的气势和冲击力，突破了长期以来传统文学屡以“托古改制”为旗号的诗文革新那种亚节奏性的发展局面，破旧立新，跨越旧轨，其深刻程度和广阔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它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开始从整体上而非局部改变着中国文学以偏重主观表现为特征的文学倾向，形成以强化客观再现为主要倾向的新的文学风貌。这是20世纪中西文化融会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文学在现代社会这种变化趋向，即使在最一般的现象中，也显示出其合规律的征兆。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以表意抒情见长的中国古典诗词，被畅晓直白的新诗取代后，后者却再也不能代替前者继续居于文学殿堂之巅，诗词的文学“正宗”地位，实际已让位于向来被贬为“闲书”的小说。这种地位变更的实质，还不仅仅因为新诗本身的成就不及古典诗词而屈居小说之下，而在于以客观再现现实和叙事为特长的小说，终于在中国新的历史环境中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一显身手的机会。
在中国现代，剧烈变革的历史特点对文学提出了种种新的需要和选择，外来文学的影响实际常常表现为某种“潜力”的解放。西方话剧这种“舶来品”在中国社会的生根，从一个侧面表明时代的需要和选择的角度。话剧艺术在20世纪初经留日学生带回中国后，虽一度因它本身的幼稚和后来“文明戏”的堕落，使其险些夭折。但是，它又终以模拟客观现实的长处重整旗鼓，并与追求形式美和程式化的中国古典戏曲相抗衡，以“新”剧的姿态出现来挤小中国传统戏曲舞合，扩大自己的阵地。话剧的得势，是它本身的综合客观再现现实的艺术特长，适应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需要与人们审美心理的变化。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散文小品，历来都举足轻重，占有重要地位；它那撩人情思、余味无穷的艺术特征和强烈的个性色彩，充分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学重主观表现的特质。虽然现代文学仍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丰饶的收获，然而，它似乎时常遇到困扰，不是显得微弱纤巧，就是成为“小摆设”，数量的丰富仍不能解脱那种生不逢时之感。相形之下，应运而生的杂文和报告文学，则以对现实的敏锐感应和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虎虎有生气。
中国文学中不同体裁地位的这种变更，表明文学发展倾向重心的转移，也显示着中国现代人审美心理的变化。与传统审美心理所追求的想象重于感知、强调情理和谐不同，中国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倾向是要求冲破传统的“中和之美”，脱离那种对超现实的高度净化的美的境界的追求，走出所谓“象牙之塔”，进一步靠近现实，并理性地把握和反映现实。对于文学来说，追求作品的思想认识内容占着压倒优势，而感觉形式的愉悦因素的追求退居次要地位，个人情感和审美理想的表达也侧重通过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来实现。
中国现代文学客观再现的强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更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强化”，不仅表现在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作为文学发展标志的作品，绝大多数以侧重客观再现为特点，而且表现在，这类作品在再现中国现代社会重大事件和描绘历史面貌方面，在勾勒和反映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方面！就其广阔程度和及时性而言，就其提供的客观内容和认识价值而言，是中国文学史上以往任何30年都无法比拟的，它们构成了现代文学创作面貌的最为重要的部分。这种“强化”，也不仅表现在侧重客观再现倾向的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创作阵营，而且表现在许多重要作家（如郭沫若、巴金、丁玲、郁达夫、田汉、戴望舒等）的创作思想，呈现着日臻向现实、客观方面变化的趋势。这种“强化”，还不仅表现在，客观“再现”生活真实成为文学的重要价值标准，而且往往把寻求真实再现的方法技巧，作为艺术追求的具体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客观再现的强化，特别集中而又直接地表现在现代文艺理论的总体特点上。从新文学运动发轫，经二三十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茅盾、瞿秋白、郭沫若、钱杏邨、成仿吾、周扬、冯雪峰、胡风等等，尽管他们的理论主张相互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其中有些人的观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和较大变化（如郭沫若、周作人，但除少数例外（如周作人)，他们的文学理论观点在总体特征上，最终都是强调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强调客观再现，并尊崇现实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理论核心的一致性及其演化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文学是生活的形象反映”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看作文学定义的重要原因。与文艺理论观念的这种特征互为表里，在文艺理论术语的运用上，诸如“形象”、“真实”、“典型”、“环境”、“反映”、“再现”等欧洲文学史上常用的概念，取代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诸如“情景”、“情理”、“意境”、“意象”、“写意”、“达情”等等概念，以及“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虚实相生”等传统美学原则。这是中国文艺理论“革新”的表现，也是文艺理论发生整体变易的反映。
自然，我们不能不同时注意到，正像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兴起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虽互相冲撞又并行不悖一样，中国文学在现代的演变，虽以客观再现占上风，却也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等诸多因素所决定，侧重主观表现的文学倾向，仍然构成有迹可循的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从“五四”开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以理论主张与艺术追求的一致性体现了主观表现文学倾向的作家派别！如“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及艺术倾向与之相近的一些文学社团，稍后陆续出现的“象征”诗派、新月社、“现代”诗派、“九叶”诗人，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的抒情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李健吾、林语堂、梁实秋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并不以主观表现“派”自命，不以某种“主义”作茧自缚，却在实际上以自己独特的创作促进了中国现代主观表现文学的更新和发展，如鲁迅的部分小说和散文诗野草等。由于主观表现文学本身更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也由于作家思想上的差别、作品题材的广泛、体裁的多样、表现手法的复杂等原因，它构成较客观再现文学倾向更为繁复的面貌。然而，从整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主观表现实际受到抑制。它的黄金时代是在“五四”前后，待“五四”退潮，新的文学运动兴起，主观表现倾向的文学就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在造成这种现象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客观再现的强化伴随对主观表现的抑制是一个具体表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客观再现抑制主观表现局面的形成，现实主义思潮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中国现代国情所制约所决定的。它的形成过程既有充分的现实的依据，又包含着异常复杂的因果关系。
曾有一个时期，为数不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强调它的优越性及其正宗地位，这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有如前所述的文学现状作为事实依据。然而问题在于，当人们狭隘地去理解把具体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的观点时，当人们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不能真正以科学认识为前提时，当在观念上把现实主义定为文学正宗，并先入为主地来概括文学面貌时，现代文学史实际被纳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框架中，文学史上的一切重要现象都在现实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得到了解释，而且被阐述得合情合理、合乎“规律”。这时，所谓文学史事实，“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的产物，现实主义与其他“主义”、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现实主义文学本身和现实主义长期一统文坛、客观再现抑制主观表现的局面，被解释得同样合理正常，同样只有必然性而无片面性、曲折性，甚至把这简单看成是正确文艺思想对错误文艺思想的战胜。这种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性质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使得“研究”往往变成为既定观念寻找依据的过程，那些“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使得现代文学的研究常常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一方面，人们不能无视现代文学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不正视各种艺术倾向并存的事实，感到用现实主义一种模式来套，不但往往显得生硬牵强，而且常常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一种求“统一”、求完备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一种先入为主的带有伦理主义色彩的观念在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企图把现实主义变成一种包罗万象的、解决一切文艺问题的“绝对真理”，而后尊奉，并用以解释过去。当人们不能打破这种思维模式的时候，这些矛盾也无法解决。
今天，我们仍然有着这个时代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谁也不能自认为达到智慧的顶峰，但是，今天的时代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已经能够较自觉地从更广阔的范围、更多的角度和层次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我们的目光从横向扩展到本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格局时，那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文学风采，使得我们不能不冷静地凝视同一时期内中国文学的发展面貌。当我们的目光再从纵向，上及中国古典传统文学，下至迅速发展的当代新文学时，我们真正意识到对划出新旧文学时代的“现代文学”进行重新反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略去枝节，历史地逻辑地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客观再现因素的强化，是中国文学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在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文学演变趋向似乎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它所具有的文学史的意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怀疑。然而，站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应该看到，古老的中国文学在现代的演变发展，也决然不能缺少主观表现文学的彻底更新和充分发展；即使由于具体时代环境的原因，这一文学发展要求一时未能真正实现，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终究会以新的形态出现而得到补偿。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在既现代化又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中，主观表现的彻底更新和充分发展，同客观再现的强化一样，都是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既有实践理性精神渗透其中的重现实的传统，又形成了以侧重主观表现为特点的文学历史面貌。中国传统文学在许多方面把握着艺术的根本特征，具有不可低估的美学特质。但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由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始终未能发生根本动摇，传统文学因之“往往缺乏深刻的多方面的社会内容，常常回避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并且束缚着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①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沙龙文学”，它“把人生看做一个沙龙，一个张灯结彩的舞厅，里面的家具和舞客光泽照人，辉煌的灯火排除了一切阴暗的角落”。②中国文学长期处于一种既不脱离现实，又难以充分反映和揭示现实，既崇尚主观表现，又不能自由大胆表现的境地，它给予人处在被局限的观点上的满足。中国古典文学的这种局限，与中国封建社会滞缓凝重的历史进程和保守僵化的意识形态相适应，长期不得根本变化是一种必然，局部的革新远不能促成文学面貌的整体改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屡屡出现的具体变革主张，远没能形成如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历次出现的那样规模宏大影响深广的文学运动。姗姗来迟的文艺思潮一明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迅速萎缩和走向感伤。③就深刻地反映出，在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客观再现和自由的主观表现曾遭到了怎样的命运，毋庸讳言，中国古典文学在这两方面都有历史的缺憾，也都有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解脱出来的历史任务。中国文学呼唤“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的出现，期待着“真的新文艺”的诞生。
带着这种缺憾，也带着这种“任务”和期待，中国文学迎来了20世纪。
20世纪，是“世界文学”初步形成的时代。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格局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是作为对传统文学继承和发展的、以侧重客观再现为特点的各种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开放；另一方面，是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以强调主观表现为特征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兴起和演变。从主观和客观两个不同的方面反映森罗万象的“内外”世界，从再现和表现两个不同的向度促使文学的革新和发展，是20世纪世界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同一国度、同一民族，产生不同形态的文学思潮；同一“主义”、同一思潮在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文学中产生不同反响，以及各种艺术手法的相互渗透，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改变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文艺思潮依次更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