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性”是被遮蔽的价值层面
不管国内文学史家如何不断发掘和阐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富意蕴和它的划时代意义，也不管海外学者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评价怎样见解独到（如夏志清、李欧梵等），但当从20世纪世界文学史的高度定位中国新文学的价值时，总会有一个潜在的疑问出现：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否具有世界意义和水平？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精神是否蕴含人类普遍意义？客观地说，与20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的国际地位和被认可程度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地位和被认可程度显然是与之不相称的。
那么，这些疑问是如何产生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部分不具备人类性意蕴呢？还是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批评意识存在问题？
如果我们冷静而理智地反思一下就会发现，疑问源自对中国新文学“人类性”要素的质疑。新时期以来，随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批作家作品的被重新认识和评价，现代文学的研究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时代的文学意蕴并不像以前解释的那样简单和划一。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很长时期内，在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精神要素的研究中，其人类性因素还不是一个被充分展开的层面。与对文学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色”被不断挖掘以至被有意无意地夸大相比，人类性要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合理地阐释，或者只是局部被认可、整体被遮蔽，对部分作家（如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品人类性意蕴的揭示，并不能改变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这直接影响到对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特质和艺术要素的整体评价。虽然在一个时期，人们积极地呼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有力作如走向世界文学一书证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但也基本只是解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家受外国作家的影响的程度，并不能有力地说明中国新文学的世界地位；虽然有一个汉语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是连他的故乡的不少人都不能充分认可和接受的，所以并没有真正改变20世纪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整体印象。近年来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提出质疑的时候，存在着不加分析地将其视为政治意志和国家意识形态表现的倾向，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强化着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要素限于社会政治、时代精神、意识形态层面的印象，继续掩盖了其人类性精神要素的认识。由于不能从“人类”的视野看待中国新文学的意义，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和研究层面的拓展，也制约着文学史研究格局的突破。“重写文学史”难有重大进展的一个内在制约因素，我认为就是缺乏“人类性”意识的自觉和理论支持，没有在研究过程中注入“人类性的理念因子，没有打开从人类性切入的研究空间，因而不能有效地化解多年来形成的研究模式和思维定式。
这些现象的产生有人所共知的客观原因，如现当代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制约，文学批评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影响，文学与时代关系被过分地夸大等等；另一方面，也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和研究思路有关，主要是。
第一，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新文学”，其精神意蕴和艺术要素的解释陷入了一个人为划定的孤立的时空框架中。这个框架是，在整体上，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两个相对的参照系，一是相对于古代（纵向时间），一是相对于外国（横向空间），在这两个参照面前，中国新文学之“新”一直被作为在时间上不同于“传统”、在空间上不同于“世界”的“特例”来强调，其文学精神意蕴和文化特质同样被作为“特例”来寻求。在强调新文学的反传统色彩的时候，在挖掘文学精神“新”内涵的时候，实际上把这种“新”视为无根的、没有延续性的“全新”的创造，而不看做是对旧的超越后的历史延续，这在客观上把新文学与中国几千年文学的历史人为割断，也包括把它与传统文学长期积淀的人性意蕴的精神脉络割断。近年出现的“贯通古今”研究的倡导，其意义当与此相关；而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的讨论中，实际也包含对这个问题的触及。
在关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方面，虽然突出强调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直接的影响作用和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的接近，但是，在讲到中国新文学的精神蕴涵的时候，又特别强调“中国特色”以显示其独异性，而这种独异性大半被理解为单面的民族性、时代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等等，特别是在强调“民族性”的时候，在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时候，并不能同时辩证地认识其人类普遍性，而突出的还是其特异性，这又在客观上割断了中国文学在精神上与人类性的联系和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这两种参照系虽然在相当程度上突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划时代”的意义，但其深层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在这种表层似有“联系”、深层实际“孤立”的思维和研究“结构”中，中国现代文学被有意无意地作为纵向割断历史、横向隔绝人类的“异在”，其艺术精神要素和价值的估定常常与这种“特例”、“异在”的被突出和强化相联系。强化现代文学的特定性和新的历史认识价值及意识形态意义，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时代内容”的对应，强化文学在历时性中“不断变化”的积极意义，而忽视文学意蕴中的相通性、共同性和稳定性因素，这在客观上隔绝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人类性发掘的思路。
第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研究者的关注点被引向对立面的比照和差异性的寻觅，忌讳共同性、相通点的探究。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要素被视为现代文学天然的特点和优点，而人类性因素似乎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这种意识当然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和冲突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立情绪，如围绕“革命文学”的“内部”的论争，鲁迅与梁实秋关于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左翼”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关于文学价值的论争，左翼作家与其他作家在具体的政治立场方面的差异乃至对立等等。在这些论争和对立中！对抽象人性的反对本来有特定的内容和针对性！但却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印象，似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都是只要阶级性不要人类性，也就是说，把抽象人性与文学的人类性完全等同起来，客观上造成了现代主流文学不具备人类性的印象，而后来的研究中又不断强化这种印象，另外，“道不同不相为谋”，已经成为研究现代文学不同派别时先入为主的“常识”。
而研究界较少注意站在新的理论高度理智地看待这些论争和冲突，或者说没有脱离当年论争者的立场和角度，其实，文学活动作为精神创造活动，它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有“殊途同归”和“异曲同工”，在文学人类性蕴含方面有其相同之处。比如，在对中国人性弱点的批判上，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沈从文固然有很不同的内容和角度，但沈从文对于儒家文化和城市文明所造成的人性畸形变态的表现又有与鲁迅的视角相似的一面，这相似的方面就是都认为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儒家文化，是扼杀人性的文化，是培养奴性人格的文化，是培植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是应该彻底批判的文化。合理正常的人性要求其实是他们创作中的一个共同的或相通的理念。就是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意蕴同样具有人性内涵，具有人类性要素，不仅如此，他的人类性理念还充满现代意识。然而，鲁迅却又常被误解为只注重阶级性而一般的反对人性的作家。再如，张爱玲对人性恶的揭示和萧红对于人的生命过程与生存状态的揭示，虽然在表层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人类性”这个层面则有相通之处。正是从人类性的角度可以发现一些以前被生硬的思维模式排斥的一些文学精神要素和不同作家的共同性。
第三，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在国际上处于弱势，是被作为西方人和海外研究者从自己的角度观照、“凝视”的对象，文学也是他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在他们的分析、阐释、命名、评价中，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也难免由于社会和文化背景诸因素制约所带来的偏见和局限，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中国现代“主流”文学的解释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比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导言》中“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概括，比如夏志清对中国内地文学史中被视为主体的作家作品的评价，由之描画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形象”。他们多在那些所谓游离于时代主潮的边缘作家的作品中，或者与左翼发生冲突的作家的作品中寻找艺术性和发掘人性内容如沈从文，张爱玲的小说另外，西方汉学家的“视角优势”、猎奇心理，使得他们对中国原始的！畸形的人性特别感兴趣，他们能注意到的，或是中国民族中特殊奇异的风俗，或是人性弱点或人性恶的“中国式”表现，而不是中国人在现代历史过程中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些与时代密切联系的作家作品中所包含的精神创造，并没有进入他们的“人性”或“人类性”的视野，一些学者把中国新文学的主体部分解释成只重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而缺乏人性和人文关怀的文学，亦即缺乏人类普遍性的文学，这种有意无意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模式化”阐释，影响了国内学术界，现代文学研究在近年逐渐形成一个不约而同又心照不宣的观念，认为只有那些游离于中国现代历史中心的“边缘”作家才表现了人性，或者表现了超政治性、阶级性的人类性，如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梁实秋等等，与此同时，夸大一些作家的“边缘化”色彩，尔后得出一种似乎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正因为一些作家远离了时代中心，或者一定程度上处于时代“边缘”，所以他们的作品才有更多的世界性和人类性，如对老舍、萧红、曹禺等的评价，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自觉参与或卷入中国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另外的、历来被作为现代文学主要成就的作品，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艾青、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也具备人类性因素，是否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在这个层面上的认识问题不解决，中国新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普遍价值就不能真正被确认，这表面上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就争论过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老问题上，其实不然，它不是一般的对现代文学作品孰高孰低的评价，而是涉及一个根本问题：现代文学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民族奋斗历程和精神追求的文学，是否具有人类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意蕴在20世纪世界文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学史中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我们强调民族性是否客观上将其与人类性对立起来了？
凡此种种，我以为都与缺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人类性这个观照维度有关，人类性因素是一个在整体上被遮蔽的文学意蕴层面。
文学人类性的价值论内涵
人类性不是文学的一种价值评价标准，而是一种文学精神要素，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和心理经验形态，是把握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具有普遍性、可传达性和可交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都可能蕴含人类的普遍精神，可能被人类普遍接受。但文学又是情感的、形象的、审美的，文学的人类性及其被普遍接受必须以其艺术感染性为前提，以具体的民族的内容和形式为“实体”。文学作为精神创造成果和文化构成部分，其人类性相对于民族性、阶级性而言，指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人类普遍的精神情感和文化特质，或者通过具体的民族性、阶级性所体现的人类共通性。人类性寓于民族性中，阶级性、民族性是个别，人类性是一般。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性正是在民族性中体现人类作为“族类”的共同性、相通性的方面。文学人类性不能回避“人性”问题，包括文学对普遍的人性的艺术解释，如人类都存在的食欲、性欲、享受欲、获取欲、生本能、死本能、“快乐原则”、“现实原则”等等生理需要和特征；还包括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形态，即社会性，如人的心理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人的爱心、善良、信仰、同情、正义或仇恨、嫉妒、邪恶、暴虐等善恶心理和情感。
文学人类性还指，文学家应具有或隐或显的“为人类”的主体归属意识，并将这种意识体现在创作中，渗透在作品中。作家应有博大的情怀和对人类的悲悯意识体现人类的普遍道德观念和情感。而作家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与通过文学帮助人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就是文学对于人类命运和人性的思考和艺术表现的具体体现，是文学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