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可以跨越时空的精神产品，其人类性还指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普遍可以接受和欣赏的对象，其艺术价值可以为人类普遍享受，对人类都有积极的作用。它的内容和形式可能是极为特殊的如川端康成对于日本民族情感的表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其民族历史的表现)，但其特殊性为人类所普遍理解和认同。文学的人类性是建立在人类“共同感”心理基础上的文学存在形态。同时，人类价值观念上的具体性，特殊性之中，又蕴涵基本的准则和“底线”，有共同追求的真、共同遵循的善和共同欣赏的美，这应该也是文学人类性的内容。
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人类性是一种视角和意识。不是简单地把阶级、民族、时代性解释为人类性，而是把它们置于“人类”的视野中看它的意义，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人在现代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的艺术表现，文学中的政治、阶级斗争内容，这是“特殊”现象，但其中又包含人类“争取自由”的普遍意义，是文学人类性在中国的具体体现。那些被阐释为有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的所谓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宁死不屈的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人类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着中国人精神中的许多本质特点，这些特点与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具有相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性与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并不矛盾，但有意蕴和研究视角的区别。
也许，具体地罗列文学人类性的内容是困难的和不明智的，关键是研究者应具备一种意识，把具体研究纳入“人类”的视野，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范畴去看它的全部的精神意蕴，而不是先入为主把文学作品结构在或是时代的或是民族的人为模式里。有些文学现象，过于局限在“中国特色”的视野中，反倒看不出它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人类性的角度可以消除某些视角局限和偏见，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精神意蕴，有利于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提出文学人类性的问题，并不是以此作为“最高”的文学价值尺度，而是揭示被抑制的一种文学要素，一个文学价值层面，转换一种研究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人类性将拓展新的研究空间，将对其文学的精神品格有新的估价；同时，这种研究不唯是为发现现代中国文学人类性已有的意蕴，更主要的是要发现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局限。在具体的研究和评价中，不能把人类性作为抽象的标准，不能与民族性、时代性等对立起来，而是以人类性的、世界性的意识和眼光，以人类普遍的公认的一般价值取向评价具体文学中的价值要素，以发掘被遮蔽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人类性的体
20世纪中国文学人类性的主要内涵，初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类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家曾经意识到的一个创作层面，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人类性并不是一个被排斥的文学因素，而是一个与“人的发现”相联系的、与传统的文学观念相对立的理念，只是由于复杂的原因，人类性在后来被政治性、阶级性、时代性要求所覆盖，譬如，在“五四”时期及以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的茅盾，就曾经多次提到文学的人类性问题。我们知道，茅盾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以突出文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文学与历史时代的密切关系为特色，他的小说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小说，其中阶级意识、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都是非常鲜明的，但是他早期提倡新文学时，却曾经把人类性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反复强调，如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中，他说：“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自然，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在创作的前途②中说：“我们觉得文学的使命是声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使那无形中承受着历史束缚的现代人的情感能够互相沟通，使人与人中间的无形的界限渐渐泯灭；文学的背景是全人类的背景，所诉的情感自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只因现在世界的人们还不能是纯然世界的人，多少总带着一点祖国的气味，所以文学创作中难免要多偏在本国了。但一方面总要使作品中的情感总是世界之人大家能够理会的；这怕也是现在创作家也注意的了。”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③中说：“翻开西洋文学史来看……就是一步一步地变化，无非欲使文学能够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命运作奋抗与呼吁。不过在现时种界国界以及语言差别尚未完全消灭以前，这个最终的目的不能骤然达到，因此，现时的新文学运动都不免带着强烈的民族色彩。”
茅盾在这里把人类性（为全人类）作为新文学的一种责任、一种与旧文学不同的要素来强调，同时比较辩证地讲了文学的人类性与民族性的关系，认为人类性是必然的，民族性在特定情境下是不得不然的。茅盾后来的变化因素当然是复杂的，也是有代表性的，但这至少说明，人类性是中国新文学发轫期一个被意识到的要素。类似的作家或在后来比茅盾有更明确的人类性意识的作家也不乏其人，如京派作家作品就有明确的对人性的表现，钱钟书围妇的序里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里体现的就是一种人类性意识。相似的例子似无须赘述。
其二，现代中国文学所反映的中国人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主动精神、进取精神、抗争精神、自由精神等，就蕴含人类性要素。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真实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不屈不挠的战斗过程，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既具有特定的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也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它展示人类的正义力量和反抗精神，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这既显示了中国民族的觉醒，又展示人类的普遍精神。中国现代历史的波澜壮阔及其人性情感起伏变化本身，中国历史从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过程及其曲折本身，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的情感的变化，就极其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人类性。它是独特的又是人类的。在人类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一种文学像中国20世纪文学在如此剧烈的历史变革中诞生演变，又曲折地反映了这种历史。20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包括人性内容，包括以极端方式出现的精神现象，对于人类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都是未来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奉献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但它们还未被世界所充分认识到，还被意识形态色彩遮蔽着，人类需要时间认识和消化它。
其三，即使强调文学阶级性、时代性的“左翼”及其精神影响下的文学，其实也并不一般地排斥人类性，一些作品同样具备人类性因素。从文学人类性角度切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有些文学派别的创作并不像理论上强调的那样忽视人类性，相反，有些作品有意识地注意人类性蕴含，比较典型的如“七月”、“希望”作家群。试以收集在《七月》、《希望》作品选①中的几篇作品为例。萧红的《无题》，大约只有千字，似乎是一篇随笔，其中写到“我”在西安面对一个残废的女兵的沉思，当看到“那腋下支着两根木棍，同时摆荡着一只空裤管的女人的时候”，几乎想“由于同情而讴歌她了”。“但这只是一刻的心情，对于蛮的东西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憎恶在我是会坏破了我的艺术的心意的”。于是，我想到“那女兵将来也要做母亲的”，“成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无管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做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在这里，以一个母亲的心理设身处地地为这位女性的未来思考，也就是从人性的人类的角度对人的思考，对战争发出的抗议。它有鲜明的民族情感和正义感，更有同情心和人文关怀，但又不与阶级性、民族性对立。曹白的《杨可中》写难民收容所同事杨可中的死，取的是生命的视角，也是人性的视角。
杨可中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有个性的工作人员，但他遭到嫉妒，以至于病情加重，最后毫不壮烈地死了。作品记述的是他的日常琐碎的事情，但作品中有意义的生命轻易地消失仍然使人心情不能平静。（富曼河的黄昏）写一个叫王嘉音的难民收容所的同事死的“曲折”又“轻易”：他为了逃离敌人的追捕而掉进河里淹死，他的死同样不壮烈，然而，惟其如此，也更感可惜，“人只有在感到真的毁灭的时候，这才能够感到真的生存的欢喜”。冉兆曲的（临死之前）写一个伤员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妈妈、妻子的怀念之情，对死的看法，也超越一般阶级的视角，而表现人之常情。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写一个军人在战争中的真实的心理过程和战斗经历以及他的死。主人公林青史，一个勇敢的、负责任的连长，在经过与敌人殊死搏斗后，却因不服从不合理的命令而被营长枪决了，他本可以逃遁，“但是为了成全自己底人格，他决不逃遁”，“一点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不是被作为英雄歌颂，也不是作为叛徒鞭挞，而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来表现，或者说表现“一个人的遭遇”。这里所描述的是中国人的另一幅人生图景，而且是战争环境下惨烈的人生悲剧，一个个生命过程的缩影。这些作品引人注目的不是描写的事件本身，而是作家的人性意识，是作品意蕴的人类性。它使我们看到，中国新文学对革命、战争的表现，在现代原本就具有人性意识和人类性眼光，与后来的所谓宏大叙事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其四，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东方）传统文明的历史性整体反省和自我批判，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涅盘”，一种人类文明“死而后生”的典范，是人类精神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上的奇观。它超越了民族和阶级局限而达到现代人类的精神高度。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得到延续的传统文明，这一精神现象本身就具有人类意义。
这一文明在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最严厉的批判、最严格的实践的检验，在文学中得到最严肃的思考和表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反省传统文明，重铸民族精神，它所具有的意义需要以“人类”的眼光才能看得清楚。当西方现代派文学热衷于抽象的人性探讨和作家个人痛苦体验表达的时候，中国现代作家为了民族的新生在现实的“铁屋子”里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当西方文学表现着“等待戈多”的无奈和无望时，中国文学寻求着人生的现实出路。鲁迅狂人日记具有对传统文明异常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其他民族的文学家很难做到的，特别对一个十分重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钦佩的。阿Q正传在反省民族灵魂方面达到的深刻性，超越了民族和阶级界限，“精神胜利法”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人类普遍性。
可以说，中国现代人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和人性解放而进行的自我反省和民族心理批判，构筑起20世纪中国文学人类性的主体部分，它体现的“认识你自己”和不断追求的精神，是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虽然中国现代没有浮士德式的鸿篇巨制，但中国现代文学中洋溢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人性的反思，不是西方式的对人的“原罪”和纯粹人性缺陷的反思，而是对“文明”与人性、与民族性格关系的反思，体现着中国式的实践理性精神和现实情怀。这种独特性在世界文学的人类性中既具有特殊意义，又是一种新的高度。另外，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复杂性、曲折性、激烈性、尖锐性，以及在这过程中人的精神情感的痛苦和矛盾等等，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上是少见的。西方在几个世纪走过的社会道路在中国以“压缩式”方式存在，而在这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人性冲突、心理震荡等精神内容也以压缩的方式得以艺术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文学的内含的丰富性、特殊性本身就具有人类性意义，它潜在的意义现在没有得到承认和积极评价。
其五，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在超越了政治批判、文化寻根、先锋实验等之后，一些有实力的作家逐渐具有更充分的人类意识和对文学人类性意蕴的追求，如王蒙、贾平凹、陈忠实、王小波、韩少功、余华、残雪、铁凝、莫言、张承志、张炜、王安忆等。作家归属意识的变化，以及对文学价值意蕴认识的变化，在总体上体现出更多的人类性意识（如对历史背景的模糊，叙事中的超越“现实”事象，表现手法中的虚构和想象等）。我认为，这是20世纪后20年中国文学最具有意义的变化之一。对这种变化的实际价值，对这一时期作品所包含的人类性意义还有待开掘。
这一切说明，从人类性的新视角和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可以展开。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类性还不充分，我们缺乏那种更开阔地将人性思索和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的伟大作品，缺乏以人类的视野表现人类普遍问题的鸿篇巨制，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缺憾，探讨这种缺憾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