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是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曾经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文化发展的佛教，其传播和逐渐本土化的主要通道就是西部。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佛教文化遗迹和艺术作品。
中国西部佛教艺术主要是石窟和佛教寺院艺术，包括佛教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等。
西部佛教艺术概观
佛教及其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及其中国化的过程，在石窟艺术中得到形象而充分的体现。石窟的历史是佛教传播、发展、演变史的缩影，中国西部石窟艺术是佛教文化传播及其中国化、本土化的产物和形象反映。
佛教之“佛”，原是梵文“佛陀”（或“浮屠”、“浮图”等）的音译的简称，意思是“觉者”。相传公元前5世纪左右，佛教在古印度诞生，创立者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佛教信徒将释迦牟尼尊称为佛，又称如来佛。此外，由于佛经上说凡是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皆名为佛，所以还有弥勒佛、燃灯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众多的佛。公元前3世纪左右，由于阿育王意译为“无忧王，统一印度，并立佛教为国教，佛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公元前1世纪，印度国王进一步以宗教治国，大力弘扬佛法。他们一方面敕建石柱，广立佛塔，另一方面大规模开凿石窟，为苦行者们营造修度空间。佛教在这一时期也更快地向域外传播。
佛教创立初期，并不存在偶像崇拜，也就是说，后来在石窟里的塑像在印度早期的寺庙和石窟中是没有的，因为释迦牟尼在其弟子心目中只是一个觉者先知和导师。同时当时人们认为，佛是超人的，至高无上的，无法用真实形象来表现。释迦牟尼灭度后，他的形象虽然已渐渐神化，但是他的弟子仍遵守着不造像的规矩。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并尊奉其教义，他们建造石窟，放置释迦牟尼的遗物和象征物，作为膜拜的对象，同时他们也住在石窟修行。这时，僧徒礼拜的“佛”，是用佛的象征物来代替的，如佛的钵、佛衣、小型塔、圣树、佛足迹、法轮、佛座等，体现出对佛陀的敬畏心理。
石窟造像的历史大约从公元1世纪开始。它与犍陀罗艺术有直接的关系。犍陀罗原是印度西北边陲的一个地区，被亚历山大远征军所征服，希腊神话的造像艺术也随之传到了这些地区并产生重要影响。受其影响，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在犍陀罗地区形成了佛教造像的风气。佛教徒在他们修行的石窟造了各种各样的佛像，描绘出各种佛教故事的壁画，以形象向信徒们灌输佛教教义，石窟艺术也就风行起来，并向各国传播。房龙的《人类的艺术》在讲到佛最初被雕刻为像时，有过这样的叙述：“这佛像，打坐沉思，头戴用鲜活田螺组成的一顶王冠一田螺爬满了觉者的头顶，以防他在没有树阴遮盖的情况下，打坐沉思时中暑。佛像的耳垂，特别长，这说明，佛陀早年生活优裕，耳朵上带的珠宝很重。也是在那个时候，佛的前额有了一个标志，象征第三只眼一一省察内在精神的眼。”“佛教的雕刻家一旦掌握了雕刻技术，他们不但刻佛像，还像13世纪意大利的画家一样，喜欢描写他们的救世主的各种生活情景。”、在犍陀罗艺术的佛教雕塑中，不仅有佛的形象，而且再现了大量的供养人和信仰者的形象，以及前来礼佛神的不同种族、不同服饰的善男信女们的姿态。犍陀罗艺术因此成为一种宗教艺术，为宗教教义服务。其实，犍陀罗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只是为佛教艺术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契机，佛教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因为佛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它的传播和弘扬，既靠传播记录和宣传佛教教义的经，律，论等文字材料，也需要借助艺术方法，对教义进行直观、形象的阐述，以让更多的普通人所接受和信奉。佛像，佛教故事壁画等应运而生就很自然。因之，印度寺院石窟在后来发展为具有两种功能的类型，一是“毗诃罗窟”，就是为僧众起居禅修的僧房窟，一是“支提窟”，就是为僧众礼拜观佛的塔庙窟。这样，石窟既是僧徒修行的居所和礼拜佛像的神殿，又是善男信女参与宗教活动、欣赏佛教艺术品的地方，且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宗教石窟艺术。石窟艺术兴起后，随着佛教的四处流布而迅速地向域外传播。佛教在亚洲的传播路线主要有这样几条南面，传入斯里兰卡（东南面传入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傣族地区；西北传入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北面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向朝鲜、日本等地区扩散。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公元67年，也就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但是其具体过程扑朔迷离，夹杂着许多传说和推测。其中一个传说就是讲汉明帝刘庄求法、佛教初传的故事。说是在永平七年（64年)，明帝晚上梦见有金人在他的殿庭飞行。第二天，他询问大臣梦中所见金人的来历，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有一位名叫“佛”的神仙，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于是，明帝就派出由大臣带领的18人去西域求法。永平十年，西行至大月氏国，就是现在新疆伊犁河上游，遇见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便邀请他们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一起回到洛阳。汉明帝特地在西门外建造白马寺给他们居住，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一般认为，这是中国佛教最早的译籍，永平十年就被普遍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
佛教传入中国的地域和路线，大致是这样一个图景：公元1~2世纪，佛教沿着丝绸之路，首先传入中国最西端的新疆地区，即当时的西域，这条路线可以称为西北路线；其次还有从锡兰，就是现今斯里兰卡，传到青岛和广州，从尼泊尔传到西藏，从缅甸传到云南三条路线。这几条路线中，最早和最重要的是进入新疆的佛教。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受到重视，“佛”只是作为一种大神，附庸于道学之中。原因是当时道家之学受朝廷尊崇，佛教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而与道学相比附，各种仪式也效法道术和祠祀、经过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共四五百年的时间，对佛经进行翻译研究，并使佛教中国化，加上朝廷对佛教的逐渐重视，佛教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隋唐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合，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三论，法相等。这些派别的形成既有传播过程中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吸收及本土化的原因，也有古印度佛教原本就包含的因素。据说在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是“因材施教”的，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传教方法，他死后，弟子们就根据各自的理解对他的教义和精神加以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形成不同的宗派，其中主要有两大派，即“大乘”和“小乘”。本来，释迦牟尼教义的根本点，在于超度轮回和自我解脱。大乘佛教不但要求自身的解脱，而且要救脱一切生灵，认为任何一个人即使能获得佛果或达佛界，但是为了“普救众生”和服从佛事而放弃了最终的目标，按照教义，他也同样永久地摆脱了人间的苦难不幸。因此大乘派主张无休止地普遍解脱人类的苦难，使皆成佛，自己才能成佛，在此之中同时为自身积蓄一些德业。而小乘佛教主张只要断除自己的一切烦恼，超脱于生死之外，就成为“阿罗汉”。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在洞察宇宙人生，反省人类理性以及对概念的分析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这在大乘佛教的演变中有着充分体现。大乘佛教又分“显教”与“密教”。显教注重理论，密教则依咒语，手印，仪轨等方式，以达现身成佛。显教自身又分“中观宗”和“瑜伽宗”。中观宗着重说明万物由因缘集合而成，不存在自体；瑜伽宗着重说明善恶因果的转变原理。印度的这些宗派学说传入中国后，研究者又发挥了各自的看法和见解，形成了不同的学派。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对于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有一段简明精彩的论述：“佛教来自印度，其本身带有一种极浓重的厌世离俗的思想，尤其是初期的小乘佛教，更显得如此。正值三国两晋中国大乱，人心惶惶一时无主，相率有道士，神仙，庄，老玩世的不严肃态度下转入佛教，悲天悯人蕲求出世，这亦是一时的不得已。不久中国佛学界却由小乘转进大乘，这亦是由宗教出世的迷信，转到宇宙人生最高原理之哲学的探求了。那时尚在东晋末叶，南北朝开始的时代。但佛教精神无论大乘，小乘，要之有他一番浓重而厌世离俗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到底有所不合。因此一到隋唐时代，世运更新，佛教思想亦追随演变，而有中国化的佛教出现。”钱先生将这称为唐代“佛教之蜕变”。“最先是陈隋之际开始的天合宗，他们根据人类心理，并采道家庄老哲学，而创生了一套新的精神修养与自我教育的实际方法，他们虽未脱佛教面目，但已不是小乘佛教之出世迷信，也不是大乘佛教之纯粹的哲学思辨，也并不专在一切宗教的威仪戒论上努力。他们已偏在现实人生之心理的调整上用工夫，这已走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人生艺术化的老路。再由天合转入禅宗，那个趋势更确定了，更鲜明了，而且也更活泼更开展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比较兴盛的宗派，都与大乘佛教有渊源关系，其中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强调“静虚”，就是用静坐思维的方法，以期大彻大悟。它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艺术思维方式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这些重要嬗变，在石窟艺术中也有相应的表现。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开窟造像是佛教传播的主要手段。石窟的开凿建造，包括佛像的雕塑和壁画的绘制，都可以说是佛教信徒们自觉的行动。倾心于佛法的善男信女们，为了表许对佛的信仰的心愿，为了向佛祖呈奉一片虔诚，常要献金捐资，赞助佛事。但是，具体情况却极为悬殊，财势雄厚者，可开窟立寺，建塔塑像；更有甚者，由皇室出资，建造大型寺窟，如北魏帝王之于云冈石窟，武则天之于龙门石窟；而一般民间信徒无力建筑塔寺者，就用雕制微型石造像塔的形式，以示敬佛之信念。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石窟寺、佛塔、石造像塔等等佛教遗迹，是佛教僧人、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乃至一般善男信女们各种心灵和期望的物化的结果，而一经建成，又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佛教东渐及龟兹石窟艺术
中国的石窟渊源于印度的佛教，但石窟中的造型艺术则主要是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末年，佛教艺术传入新疆，在天山南路的银山即现在的库木什一带，就已出现了石窟，在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龙的图案，若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达孥本生故事。与此同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以龟兹为中心，出现了最早的石窟寺，以后渐次增多，形成着名的龟兹石窟群。
龟兹国自西汉以来，就是西域的大国，在龟兹王室的资助下，首批禅僧和艺匠进驻龟兹克孜尔开窟造像，营造了中国最早的石窟寺、也开始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风格的中国佛教艺术。龟兹石窟群中最着名的有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东晋十六国时，佛教艺术进入甘肃境内玉门关以西的河西地区并逐渐向东推移，形成了凉州石窟模式，出现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天梯山石窟，再向东出现了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石窟、陇东南北石窟等多处石窟。之后传播到中原北方，再向南方传播。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有两个重要时期：自佛教传进中国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石窟艺术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形成时期；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第二个重要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石窟艺术具有自己独特民族风格的成熟时期。这两个时期，西部的石窟艺术都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佛教石窟艺术在自西向东，逐渐扩展，并向四周辐射的过程中，每到一地，石窟的形制、雕塑和壁画的形式和艺术手法都有所变化，同时，这个过程基本上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变发展的。因此，中国西部，既是中外石窟艺术交流的交汇点，又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汇的通道，它的直接结果是一座座包含丰富文化意蕴和深厚历史积淀的辉煌艺术宝库的诞生。
首先是龟兹石窟艺术群。龟兹作为古代我国西域的一个大国，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它的都城和中心地带在今新疆库车县境内。龟兹在西域正处于东西交流的要冲，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曾起到中介作用。它接受了来自印度佛教及其艺术的影响，而又在本土上形成自己的某些特点，并流布内地。现在所说的龟兹佛教石窟群包括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吐呼拉克艾肯等佛教石窟。这些石窟寺院残存有建筑、雕塑和壁画，它们大都是3世纪以后的遗物，也就是说，是龟兹艺术成熟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