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以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乃至明清十几个朝代1500多年，都在这里开窟修造，并不断修整与重建。由于麦积山山石系砂砾岩组成，不宜精雕细刻，故造像多为泥塑或石胎泥塑。壁画大部脱落，而泥塑却基本完好。中部岩壁在隋唐之际毁于地震，窟群遂分为东崖、西崖两部分。现存东晋十六国以来的历代大小窟龛194个，泥塑和石雕造像7200余身，壁画1000多平方米，麦积山石窟在中国佛教石窟史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麦积山不但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石窟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而且它是难得的与皇家石窟相映衬的民间石窟。在中国的着名石窟中，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是典型的皇家石窟，由皇帝倡导、出资开窟造像，因此透出皇家气派和风格。而麦积山石窟是典型的民间石窟，蕴含着更多民间文化意蕴和普通僧众心理。这不仅表现在洞窟的形制主要是窟、龛及崖阁等，而且体现于塑像和壁画在精神内涵上具有的强烈的生活气息甚至现实情怀，佛教艺术家将对世俗生活的理解，对人世间美的追求和热烈的向往，注入令人神往的宗教艺术形象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宗教艺术的神秘成分而反映出普通人的心理，且充满青春活力。所以有人说，麦积山雕塑是宗教的，神学的，但同时又是世俗的，人学的。宗教与世俗、天上与人间融为一体，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消失了，既是佛、菩萨、弟子，又是高原庄稼汉、村姑和农妇的形象。第二，麦积山石窟最重要的艺术价值是精湛的雕塑。麦积山和敦煌莫高窟都是以雕塑为中心内容并装饰陪衬着丰富的壁画的石窟。但麦积山塑像的精美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在国内众多石窟中，麦积山保存早期雕塑特别是泥塑最多，因而获得“东方雕塑馆”之美誉。如果要说中国佛教“艺术之最”，在四大石窟中，莫高窟以其大量精美的壁画令人惊叹，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以石雕见长，只是云冈石窟多显古朴，龙门石窟更加圆润，而天水麦积山石窟则以其众多的泥塑及石胎泥塑闻名于世。这里有中国最集中、最古老、最丰富的泥塑群像。据说当时为了解决泥塑的持久保存问题，古代艺术家在泥里加入沙子、棉花、纸浆、麦草之类，甚至加入鸡蛋和米汁，可以说煞费苦心而使其永恒。麦积山石窟中常为人称道的是一组飞天雕塑，脸面、躯体及手足部分用一层薄薄的细泥塑成，其余部分用彩色涂绘而成，大大增添了飞天的立体效果，被誉为“薄肉塑飞天”
麦积山石窟雕塑的意义还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的线索。北魏时期已是麦积山石窟繁荣时代，现存造像80多个，题材多为三世佛。前期造像的面相方圆，深眼睛，高鼻梁，带有西域塑像风格。后期塑像逐步汉化，塑像内容题材多样化，塑像多等身大小，人物体态秀美、形象亲切，传神动人。出现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式、很多作品以瘦为特征，以突出人物俏健的典型气质，反映出雄健的气魄与秀骨清像的相互融合。西魏造像，前期风格沿袭魏晋以来秀骨清像的特点，潇洒和清俊，稍后则渐转丰圆。服饰趋于富丽和装饰性，注重壁画和雕塑的结合。北周造像题材以七佛为主，主佛旁有菩萨与弟子，整体造型敦厚，简练，体形饱满，面部渐趋丰颐，表情生动自然，衣纹趋于简洁，着重写意和表现人物内心世界。隋代造型结构单纯，删除了人体表面过多的细微凸凹变化，避免琐细之弊，在强调自然美的同时，对人体结构进行简化、夸张，充满生命力。麦积山雕塑在艺术风格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与犍陀罗艺术相比，麦积山泥塑有从装饰性雕塑向写意性转化的趋势，形神兼备，动静相生，形成中国佛教雕塑的特有风格，与国内其他佛像雕塑相比，它不同于云岗石雕的宏伟粗犷，龙门石雕的圆润雄健，敦煌泥塑的艳丽精工，麦积山雕塑显出清新秀丽的风格，加上浓郁的人格化、世俗化精神，反映人神合一的特点和个性化民族化的风格特征。
麦积山石窟处于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它西接炳灵寺、河西和新疆石窟，东连中原龙门和云冈石窟，南临四川广元石窟，对中国石窟的发展、变化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而在麦积山开窟造像的同时，甘肃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不少的佛教石窟，如泾川南石窟寺、庆阳北石窟寺等等，都是重要的佛教遗迹。继续向东，进入陕西、宁夏，佛教则在历代帝王的信奉、提倡、资助下，得到了更重要的发展，取得了显赫地位，所留下的佛教遗迹更难以计数。如现长安县，为佛教八大宗派中的法相、净土、律宗、华严四大宗派的开山祖师及其发展地，古寺庙佛教寺院就有40多座；关中地区的着名寺庙就有慈恩寺、荐福寺、大兴善寺、青龙寺、香积寺、兴教寺、华严寺、草堂寺、玉华寺、仙游寺、彬县大佛寺，特别是驰名中外的法门寺；陕北则有陕北子长县钟山石窟、延安清凉山万佛寺、黄陵县万佛洞和富县石泓寺，以及灵崖寺、云盖寺等。宁夏固原县西北55公里的须弥山石窟也是西部着名石窟之一。自北魏至唐代先后修窟130多个，保存较完整的有20多窟。佛像多高大雄伟，其中有高达20米的弥勒造像。
西藏、内蒙古和西南地区石窟艺术
佛教在中国是流传地区最广、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涉及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汉传佛教的汉族、朝鲜族，藏传佛教（喇嘛教）的藏族、门巴族、纳西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的傣族、阿昌族、布朗族等这些具有民族特点的教派大都集中在西部（
藏族是文化最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西藏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藏民族信仰的是原始宗教，即苯教，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要特点的宗教。唐代是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初兴的时代。佛教从尼泊尔和内地传入西藏后，与西藏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的佛教，并对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影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藏传佛教艺术也具有极其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西藏的佛教艺术可以说主要有两类，一是佛教石窟艺术，一是佛教寺院艺术。西藏的寺院举世闻名，如着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扎什伦布寺等等，都可以说是辉煌的艺术殿堂。这里我们先说说较少为人所知的西藏石窟艺术。
西藏拉萨周围建有佛教洞窟，如距拉萨东北约50公里的扎耶巴寺，修建在悬崖峭壁之间，据说有108座山洞，是着名的高僧修禅之所。这是公元7世纪吐蕃松赞干布为王妃蒙萨赤姜而建，后来在其周围不断扩建，形成有名的大寺。西藏中部地区也有塔庙窟和禅窟，并以摩崖龛像比较多见。而西藏的西部，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荒漠地带，是石窟寺艺术的空白地带。但1992年6月，在西藏全区文物普查中，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组成的调查分队，在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发现了几处佛教遗迹，其中位于扎达县境内的东噶、皮央两地的石窟群规模很大，改变了以往人们的看法。从后来的复查的情况看，西藏阿里地区曾经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西藏历史上象雄王国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羊同”、的中心区域以及后来公元10世纪兴起于阿里高原的古格王国，其中心区域都在今天的阿里南部扎达盆地一带，阿里所处的位置恰好处在佛教流行区域的交接地带，所以留下了较为丰富的佛教石窟艺术遗存。西藏阿里地区的石窟，大约建造于公元15世纪以后，主要分布在以象泉河为中心的扎达盆地，其中东嘎皮央两处较为集中，被命名为“东嘎-皮央石窟”。东嘎石窟群有两个地点，第一地点，整个石窟群共现存洞窟150座，第二地点共有9座；皮央石窟群共编入洞窟872窟，其数量很大。石窟的形制主要有供礼佛用的佛殿窟，在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这两类可划归为礼佛窟），修行与生活起居的禅房和僧房窟。礼佛窟专用于礼佛供养等宗教活动的洞窟，在阿里石窟中是最具有特色最为典型的一类洞窟。如编号1号的方形窟为单室，顶部式样为典型的斗四套斗形，通高5.64米，其外缘近于方形，各边的中点连线又形成套于方形内的小方形；小方形内再套一更小的方形，层层叠叠，使窟形中央向上隆起。一区2号窟，顶部多重同心圆形套顶，通高5.51米，顶部边缘为方形，中套四重圆形，向上隆起呈圆形的窟顶。顶部边缘的方形四边正好绘制成坛城的四边，其中心的四重同心圆与之相交，呈一坛城状，这是典型的“曼荼罗”（即坛城)形制。这类洞窟最显着的特点，是在窟内设坛置像，建塔供养和绘制壁画。
西藏阿里石窟佛教艺术，一方面具有藏民族的鲜明特点和独特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其他地区佛教艺术的养分并加以融汇创造，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文化因素。比如，壁画的题材，除过一般石窟中的佛、菩萨、比丘、飞天、供养人像、佛传故事、说法图、礼佛图等之外，各种密宗曼荼罗（坛城）以及动物、植物和不同种类的装饰图案就具有鲜明的地方和藏族特色。而在壁画的配置方式上，一般分为窟顶、四壁、门楣等几个重要的装饰部位，绘制不同内容的壁画。斗四套斗形遗迹覆斗形的窟顶一般在中央部位绘莲花图案，有的平顶窟在顶部先绘出斗四套斗形的图案，然后再在其中心绘出莲花。个别窟顶整个做成曼荼罗(坛城）式样，在顶部中央绘制密宗系统的神像，晚期出现的两面坡式的窟顶则在中央绘制梵文字母组成的十相自在（藏语称为“郎久旺丹）图案，其周边绘以凤鸟、孔雀、迦陵鸟、龙等图案。窟内四壁则分层绘制壁画，上层的主要位置绘各种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以及曼荼罗图案等，其间绘比丘、飞天、供养人像以及各种说法、礼佛的场面，下层近窟底的位置上则一般绘制佛传故事图，环绕四壁，有的采用分格绘制的方法，每一方格内绘一佛传故事。这些都体现出藏传佛教特有的艺术精神和风格。
明清两代，由佛教演变的重要宗派喇嘛教是蒙藏牧民所信仰的主要宗教。在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许多佛教遗迹。
16世纪末，宗喀巴新创的黄帽派喇嘛教已成为喇嘛教的主要教派，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很快成为蒙古族唯一的宗教信仰。喇嘛教在向蒙古地区的传播中首先到了鄂尔多斯地区。据记载，阿拉塔汗(1502-1582)在远征到甘肃、青海等藏族地区后，了解到喇嘛教广泛普及，深得人心，于是，决定派遣使者到西藏迎请当时喇嘛教首领锁南嘉措。后来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开来。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鄂尔多斯地区建成了第一座喇嘛庙，即乌哈格尼巴达古拉圪齐庙，俗称王爱召。以此为中心，在其东部建起了准格尔召，在其西部建起了什拉召，形成鄂尔多斯三大召庙。此后几百年，在鄂尔多斯共建起243座召庙。据清末统计，喇嘛教人数近2万人，占成年男子的一半。鄂尔多斯喇嘛庙的建筑样式一般为三大类，即西藏式、蒙古式和汉式。庙宇较大一些的均为综合性建筑，融汇三大类的形式为一体。召庙里供奉的佛像种类很多，一般均为释迦牟尼、宗喀巴、八洞神仙、四大天王、十八罗汉、观音菩萨等。在准格尔召庙中还供奉着成吉思汗像。鄂尔多斯喇嘛庙中的佛具主要有旗杆（法幢）、玛尼轮、太阳、月亮、八幅轮和羚羊等。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艺术，具有独特的地方和民族色彩。如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25公里峡谷中的后召庙辽石窟寺，很有民族特点。石窟开凿在谷内南向的陡壁上，窟前有大殿。石窟分中、南、北3窟，中窟为释迦牟尼卧像，两侧有菩萨及弟子像，作痛哭流涕状。北窟南小室佛像两下侧有契丹装饰的供养人浮雕像，体现出民族特色。内蒙古阿尔寨乌里雅孙石窟则具有鲜明的鄂尔多斯蒙古民族的特色和地区特点。特别是石窟壁画，人物的形象、服饰、道具等造型，与当时蒙古族人极为相像，反映着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清秀质朴的特点。壁画人物穿着紧身而又细长的服装，也是鄂尔多斯牧民生活中的长袍。鄂尔多斯牧民日常生活用物的拖鞋，在壁画道具里也有出现。另外壁画里表现马甚多，从腿和足的动势来看，都是以鄂尔多斯的乌审马为模特的走马。佛教艺人在壁画绘制过程中，对通过传教而来的艺术加以吸收，丰富和发展了鄂尔多斯蒙古民族自己的民间绘画艺术。据说从当地流传下来的民间美术和当今鄂尔多斯民间艺人绘制的作品及牧民家中的生活用具、门箱橱柜上的图案花纹来看，它们都与壁画的表现形式、花纹图案的造型大同小异，纯属一类风格，有的甚至完全一样。这反映出宗教对于人们审美习惯的深刻影响。
西南地区的四川，在南朝时期已出现石窟，到唐宋时期，则有极大发展。四川是西南石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省份，也是佛教艺术较早兴起的地区之一。相传四川有与白马寺创建年代相当的大开化寺（73年)和郫县法定寺（58，75年）。由于四川与陕西甘肃有蜀道相通，受北朝开窟造像的影响，依四川的地形和条件，营造了摩崖造像群。而到了中唐五代，四川的石窟艺术有了重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玄宗和僖宗这李唐两代皇帝及中原大批工匠画师进入四川，再加上此时中原北方石窟走向衰落，而四川的特殊地理和经济发达具备开窟造像的条件。四川因此成为唐代至宋代近400年石窟艺术的主要地域，造像地点有200多处。其中着名的有广元石窟、巴中石窟、通江千佛崖，川中的安岳石窟，大足石刻，宝顶大佛湾石刻，特别是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是四川大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