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本不是佛教中的神。它原来是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即乾达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马首人身，面目狰狞。乾达婆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由于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意为天乐神。后来被佛教吸收，列为天龙八部神众中的两位护法小神。娱神的任务是在佛国世界里散发香气天花，为佛陀献花，敬香，供宝，作礼赞。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紧那罗歌神的任务是在天国世界里为佛陀、菩萨、天神演奏天乐，欢歌起舞。他们形影不离，融洽和谐，以至职能也混为一体，性别也男女不分，合而为一。后来逐渐演化为眉清目秀、体态俏丽、翱翔天空的天人飞神形象。神话传说中的飞人是一个世界文化现象，在希腊神话中有臂长翅膀的儿童和少女即安琪儿，中国神话中有臂长羽毛、奔腾于空的羽人，也叫飞仙，而印度则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中国石窟中的飞天来自于印度。但在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到了敦煌后，逐渐与中国羽人形象相合，慢慢转化成为飞仙，这时其形象为丰圆脸形，长眉细眼，头顶有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中国式飞天。飞天在各个石窟壁画中都有，但以敦煌飞天最为精美和有代表性。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洞窟创建同时出现，几乎窟窟有飞天，总计约4500多身。敦煌飞天形象既是印度文化中的天人、西域文化中的飞天、中原文化中的飞仙的复合体，是几种文化和艺术精神共同孕育而成的奇特艺术形象，同时，它又是中国艺术家的天才的创作，是非常独特奇妙的艺术形象。它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凭借飘曳的长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在这一形象中，特别是她翩翩起舞、自由飞旋的奇姿异态的造型中，充分体现出中国艺术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卓绝的艺术表现力。据说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如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飞天形象作为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一个充满美感和永久魅力的形象，至今令人神往和遐想。
中国佛教艺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嬗变和发展，也在壁画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其中特色最突出的是西域龟兹石窟壁画和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壁画。这主要体现在龟兹石窟群、大昭寺、布达拉宫以及西藏阿里壁画浓郁的地域和民族色彩。
关于龟兹石窟艺术，我们在前面已多次提到，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龟兹壁画中一个现在看来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裸体形象的存在。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尚有一些半裸的形象，到中原内地，几乎不见这种壁画，而在龟兹石窟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保留着印度佛教艺术的特点，有许多半裸和全裸形象。据冯斐，龟兹佛窟人体艺术、介绍，在克孜尔163窟中，佛陀度化乐神善爱及眷属中的一对男女就全是裸体，克孜尔76、99、175窟，太子降生图中的摩耶夫人都是全裸体。在，降魔女图中，前来引诱释迦的魔王之女，是一个全裸的妖艳少女，在克孜尔83窟仙道王和王后的故事里，王后就是赤身裸体。克孜尔8窟，舞师女作比丘尼中舞师的女儿赤裸着全身在佛前歌舞。克孜尔161窟有一对互相依偎的裸体伎乐菩萨。181窟，娱乐太子图中的20多个人物大多袒臂裸体，靠近太子的是一个全裸宫女，手托乳房，侧身逼近太子，有明显诱惑之意。至于半裸的人体，如乐舞菩萨、飞天、天宫伎乐、供养菩萨，在所有说法图、因缘故事、佛教故事、本生故事中则经常出现。除了女性裸体，还有大量男性裸体人物，甚至有不少当地世俗人物的裸体画像。据研究，龟兹人体通常用6个大小不同的圆圈组成几个椎形的几何图形组成人体大块结构，整个人体造型细腻纤巧，柔婉秀美，比例匀称，洒脱舒展，追求“神似”、“意境”、“气韵”、“仪态”等特点壁画中这些裸体现象的出现，有不同的解释，或认为在佛旁边画这些裸体，尤其是裸女，是要求佛徒以佛为榜样，不为色动，鄙弃性欲诱惑，以此说法劝导，阪依佛门。或认为表现了对佛崇拜与对人体美崇拜的统一。但不管怎样，龟兹石窟壁画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西域离印度距离近的缘故，更重要的恐怕是它有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并与其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等相关。
与龟兹石窟佛教壁画相比，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壁画，则更具民族特色和独立性。在修建大昭寺以前，西藏的壁画暂无实物可考，所以大昭寺的吐蕃壁画被认为是西藏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壁画作品。大昭寺的中心主殿有4层高，上两层为五世达赖在1642年以后所建，而一二层则保留着吐蕃时期的壁画作品。这里有吐蕃壁画的真迹，所存部分绘有大型坛城，用黑色铁线勾勒，形式自由，风格淳厚。在空隙处画有妙音菩萨、密迹金刚、叶衣母等密宗佛像。壁画的题材和装饰异于汉族地区佛教石窟壁画，有巨型圆轮，旋转中的五彩火焰，金刚杵墙，大海，姿态各异的密宗像，以及带着犍陀罗式的卷草花蔓。由于是画在黑色的底墙上，显得深邃而神秘，构成了奇特的图像和节奏感，为密教的学说增添了诡秘、恐怖的色彩。另外还残存着文殊、观音、绿度母、不动佛、千佛及诸供养天等，构图简练。画面用被佛经称为一切颜色的根本的青、黄、赤、白四种颜色描绘。人物造型几乎全裸。大昭寺在五世至八世以及后来的十三世达赖时期，先后增修了楼房，扩建了外院，这个时期藏传佛教绘画艺术主要代表是大昭寺四周走廊百丈以上的大壁画，壁画面积增加到4000平方米以上。“内容除大量的佛像、菩萨像、传承祖师像、佛本生故事、吉祥劝善图之外，还有文成公主进藏图、庆典图、固始汗与第八桑吉加措、五世达赖和降央曲吉、降钦曲吉等一批历史风俗画。这些画具备两个显着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由于反映的是历史生活，是佛教义轨里没有涉及的题材，所以完全靠民间画师去想象，去积累，去创作，构图、形式都较为自由，尤其在一些情节的描绘上，更倾注了作者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理解，具有较为浓郁的生活气息。第二个特点是如果说西藏早期壁画善于在动态中显示神的神采，那么这时期的壁画则擅长于通过面部来表达人的感情……无法掩盖极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如二楼南北石窟画对莲花生妃子益西措杰的刻画；颀长而结实的脸庞、直挺而略带勾形的鼻子，以及眉眼的造型，完全取之于藏族妇女的特征，尽管坐以月轮，持以颅器，衬以背光，但仍无法阻止我们对生活中平静、温和妇女的联想。”、壁画中所画的是佛，是菩萨，但又是生活中的人，画工在描绘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塑造着心目中的形象。
布达拉宫壁画，在1648年集中全藏66位绘画艺人，经10年完成。壁画内容可分为四类，佛教、风俗、民情、人物传记。佛教壁画内容首先是佛像和佛传故事画。西藏佛传壁画一般多采用“十二相图”，主要选取佛一生中入胎、诞生、学书习定、婚配赛艺、离俗出家、行苦行、誓得大菩提、降魔成佛、转法轮、从天而降、示圆寂等12个场面进行描绘，称之为“释迦牟尼佛十二事业”。壁画中的佛传故事也多从这12个场面中选择。其次是菩萨像，包括各种供养菩萨像，名号极为繁杂。《文成公主进藏图》是以风俗画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唐朝拉萨街头欢迎文成公主进藏的场面。
较晚发现的西藏阿里壁画，别具特点。在东嘎-皮央石窟中，除佛、菩萨像之外，还有各类女神像，一类为金刚女，另一类为供养天女，包括供香天女、供花天女、散花天女、吟歌天女等。还有一类为各种度母、佛母。这几类女神像造型生动，变化丰富，是阿里石窟壁画中最为精美的部分，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护法神与力士像，多作忿怒身，包括各类天王、金刚等。有相当一部分为兽首人身，如狮首人身、羊首人身、牛首人身、鹿首人身等，这些护法神有可能原本是当地土着宗教即苯教中的神灵，后为佛教降服之后，才成为佛教中的护法神。石窟中的力士一般绘在装饰性的图案中，如承柱力士，其显着的特点为赤裸上身，下身着一短裤，头发呈波浪式的小鬈发，耳佩大环，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分别做承柱、倒立、顶瓶等种种动作。阿里佛教壁画中的服饰很有特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佛装，有肉髻，外披袈裟，结跏趺坐，手结各种印相；另一类则着菩萨装，束高髻，戴宝冠，佩大耳环，多上身赤裸，身饰璎珞，肩披锦带天衣，下着长裙，结跏趺坐，手持各种印相或执法器。据像下藏文题记与图像学分类，可见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大日如来（毗卢舍那佛）、不动佛、月明佛（达瓦珍玛佛）、吉祥精华之光佛（白吉宁布朗瓦佛）等不同名称……此外还有一种莲花佛，这是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中一种形式比较独特的佛像类型，其表现形式是将佛像绘制在一组莲花图案之中，莲花中心圆圈内一佛稍大，周边围绕数朵花瓣，每朵花瓣内再绘一小佛像，所见以莲花九佛、莲花十佛居多。此种配置方式具有独特的宗教意义，通常属于密宗佛类。
明清之后，喇嘛教是蒙藏牧民所信仰的主要宗教。西藏、青海、甘肃等修建了近千座喇嘛庙，几乎所有庙内殿堂的墙壁上都绘有弘扬佛教的壁画。喇嘛教寺院壁画在内蒙古地区带有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如内蒙古默特右旗美岱召壁画除供奉的佛、菩萨、天王等佛教故事画外，还有身着蒙古族装饰的供养人男女像。包头五当召是喇嘛教格鲁派寺庙，也是内蒙古西部最有影响的寺庙之一。这个寺院大经堂里，有工笔重彩壁画，富有艺术特色。
佛教壁画在艺术上不仅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吸收、借鉴和创新的强大能力，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而且它对整个中国艺术的发展，特别是造型艺术的演变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比如，着名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对后世中国人物画产生了重要影响。曹衣出水，吴带当风说的是古代人物衣服褶纹两种不同的表现程式，一派笔法稠叠，所画人物衣衫紧紧贴在身上，犹如刚从水中出来的一般；一派笔势圆转，所画人物衣带宛若当风飘舞之状。吴谓吴道子者，曹系曹仲达，以画“梵像”着名。反过来说，佛教壁画的创作，也受到当时主流艺术手法的影响，如藏传佛教壁画中的构图、设色、勾线等方面均受宋代绘画影响。佛教壁画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服饰史以及美学史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佛教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哲学方面，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哲学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在文学艺术方面，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和内容，许多佛传故事或直接被文学吸收，变为文学的重要题材，或者在主题、立意和观念上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影响，如因缘、轮回、因果报应等意识、甚至佛经对于文学的文体，遣词方法等方面也有直接作用。变文，俗讲和禅宗的语录体对中国的俗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相互影响过程中，西部佛教艺术作为先导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西部石窟艺术的意义之一正在于它的建造过程的连续不间断性，它因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和艺术的“堆积层”，镂刻着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和心灵情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