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雕塑中，宗教雕塑、陵墓仪卫性雕塑和墓俑及小型玩赏性雕塑是主要内容。宗教雕塑所占比重很大，其中又有石窟寺和寺庙道观雕塑的分别。在古代雕塑中，西部雕塑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部的雕塑艺术以石雕人像、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为主体，它们不仅以其气魄雄浑、精神博大、风格粗犷、艺术精湛而着称，而且在品类上也独具特点，往往空前绝后。前面对宗教雕塑已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主要概述石雕人像和陵墓雕塑。
西部石雕人像
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制作。原始雕塑诉说着那个时代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和对死的理解。换句话说，原始雕塑，一是与生相关，一是与死相关。与生相关的是宗教雕塑，与死相关的是石雕人像、陵墓雕塑和墓俑。
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草原上，有一种奇特的景观，与辽阔的草原相得益彰，增加了草原的广袤、辽远和神秘的色彩，它就是石雕人像。石雕人像，别名有“石雕”、“石人像”、“石雕像”、“石像”等。它原是墓地上特有的现象。
草原石雕人像没有人面部的细致刻画，当然不是墓主的“肖像”。
石人像与西方的石雕在功能上和创作动机上有很大的不同、石人像基本上是石人的轮廓、这些轮廓虽然可以大致分出男女、甚至有衣着装饰，但大多无细腻的五官特征、更不用说丰富的表情和细腻的肌肤之感了，西方的雕塑如维纳斯不仅有细腻的面部特征，甚至有肌肤的温热滋润之感，显然，石人雕像并非供人们去观赏其细部，不是在创造审美的对象，而是表达一种基本的情感和意向，是昭示某种精神。它作为某种象征，与墓葬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依次推论，它应该与汉族地区陵墓仪卫性雕塑有大体相似的含义和功能。这些石雕人像，在创作时，当然也不是为了艺术欣赏，而是有其他目的和功用，然而，经过久远的长达数千年的消磨，当初的作用已不复存在，或被淡化，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则逐渐被突现，成为特殊的“有意味的形式”，也成为草原上一种古老的文化遗存和艺术现象。
关于石雕产生的原因和功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石雕人像主要是古代突厥人的遗留物，是为了显示这些民族中的杰出人物的功业而刻划的，石人是墓主生前所杀的最强大的敌人的形象，以显示功德。《周书》记载：隋唐时突厥人死后“于墓所立石建标”。还有一种说法是“疑兵”说，是清代地理学家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五中提出的，他认为突厥人所以要在墓前立石人是作“疑兵”之用，即迷惑敌人。但从石人常与石棺墓葬在一起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也有人认为石人像反映了从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与英雄崇拜的变化。另有人认为石人是墓主，即英雄本人，刻石为像，供本族和家人祭祀之用。因为石雕人像主要是突厥民族的文化遗存，而突厥人实行火葬，为了保存死者的形象，在火葬的同时，图画死者形仪，刻石为像。这后一种说法或许更合情理。
石雕人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条柱状石雕人像类型、古代突厥人石雕人像类型、伏洛瓦齐人石雕人像类型、蒙古人石雕人像类型。人像有男性，也有女性，有立状，有坐式。
据统计，迄今为止，在欧亚草原上发现的石雕人像约有千余个，其中我国新疆、内蒙古境内约有200余个。新疆主要分布于昌吉州天山北麓、乌鲁木齐地区、呼图壁县、吐鲁番县、哈密的巴里坤县、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地区吉木萨尔县、奇合县、温泉县等地，几乎遍及全疆。内蒙古石雕人像在噔口县、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正蓝旗等都有遗存。
据苏北海先生《新疆岩画一书记载，新疆石人像主要分布地区有东部天山周围的石人像、阿勒泰地区的石人像和塔城、博尔塔拉、伊犁地区石人像。在新疆东部天山周围，历史上博格达山周围地区是突厥族活动的地区，也是后来发现石人像较多的地区。如乌鲁木齐县芦草沟乡石人子村因多石人而得名。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乡庙尔沟村的两尊石人像，很有民族特色。其中男性石人，“通高130厘米，宽43厘米，厚28厘米，以浅浮雕刻划出头部与躯干的大轮廓，肩窄，脸型扁长，眼大，鼻长隆准，唇上蓄八字胡，两端略上翘，隐约可辨右手端一小杯于胸前”。另一尊石人为女性，部分在地面，部分在地下。另外，在博格达山以北的新地沟、苇湖沟、牛庄子等处也有石人。新地沟俗称石人滩，原来有多座石人，现存2尊。其中一尊是在不规则的花岗岩上刻划的，未刻出人物形象，却风格别致，在人的头部刻划斜线五道，延及岩石的两侧面，在其一侧，相当于上身躯干部位，刻划1圆环，1短刀，1条弧线周绕两条平行线。而吉木萨尔县的苇湖沟石人，“脸型偏长，下颌稍尖，眼大，鼓突若菱型，鼻准较高，有两撇八字唇胡，尾端上翘，嘴唇紧闭，唇下垂山羊胡一撮，大耳、耳下垂环，环下有左右对称张开的斜线六道，四为髯，其余衣服、武器等均未刻划”。从这里可以看出，石人像的刻划方法不尽相同，有的较为细致，有的则是大致轮廓，有详有略，重视整体的形态和气势。阿勒泰地区六县一市是中国现存石人像最多的地区，现尚存70余座。在北疆地区草原上，以昭苏、霍城两县较多，吉木萨尔、奇合、巴里坤等县，石人像与内蒙古石雕人像很接近。温泉县乌拉斯泰草原的石人墓，为6世纪，7世纪突厥游牧民族墓葬。石人高96厘米。雕刻在一块长形岩石上。阿卡特石人堆在温泉县阿尔卡特草原，石堆用大卵石砌成，南北成排，共7堆。每堆直径7米、9米不等，四周用大卵石砌成的石阵、圆阵。小洪纳海石人，在昭苏县城东南5公里的草原上，系隋唐时突厥游牧民族的墓前石人，高30厘米，头宽35厘米，身宽50厘米，腰间刻有古代民族文字。这些石人像对于研究不同人种、民族、民俗、服饰、武器、宗教、艺术等都有特殊意义。苏北海教授认为，石人像主要属于突厥统治时期墓葬的遗存，但草原各类石人像并不是突厥族所独有的特点，而是继承北方草原古代文化存在的石人像发展起来的，由是突厥的石人形象高大，雕刻精细，从脸部到躯部都很清晰。石人像的断限也不能到突厥就终止，不过突厥以后石人像也逐步趋于简单化，往往只作粗线条的阴刻，仅表现头部及脸型，其余躯体一般不刻划，表明石人像逐渐衰落的趋势。
内蒙古自治区是石人雕像较集中的另一地区。盖山林先生的，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一书对此有专门章节论述。该着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有许多是着者亲自发掘和考察的石人像。如他描述到，在内蒙古正蓝旗哈登胡硕苏木查干敖包发掘出元代石人三个。这是元代的皇家祭祀之地。这三个大体完好的石人像，大致与真人同高，皆端坐于交椅上。三人的服饰如长袍、花鞋，佩饰如刀、荷包、羊角褡裢等，以及服装上的花卉图案都清晰可见，具有典型的元代特色，且是贵族上层人物中的流行样式。由此推测这是元代两个皇帝和一个大臣的具体形象。内蒙古正蓝旗哈登胡硕苏木塔日根西勒的女性石雕人像，高125厘米，宽50厘米，厚25厘米。头后有双辫，裸体，面部扁平，五官备具，双乳房和腹部突出。198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时，出土一尊保存完好的圆雕石人像。比起一般陵墓石雕人像，它比较逼真具体，被称为“草原女神像”。它属于兴隆洼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该石雕人像发现于北居住区第二排南侧第二座房址内灶址旁边。石人选用黑灰色硬质基岩雕成，造型古朴，通高35.5厘米，胸阔12厘米。头部呈上削下阔的三角状，眉、眼、鼻、口具备，两臂平伸，自肘下折，下肢做蹲裆式。性特征很明显，乳部微凸，大大地夸大了女阴，阴唇外张，其下一圆点，是女阴的象征。据专家研究，联系古代有祭灶的习俗，这尊女神像与祀灶有关，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灶神像。她一方面承袭了生育崇拜的内容，另一方面新增了与灶联系在一起的新功能，赋予了性、食两种文化的功能，这里所描述的这些石人像，由于刻划的时代、地域等条件的不同，显然与新疆的石人像就有较大的差别。从艺术的角度看，其刻划的手法较为细致、具体，向着逼真靠近，从其象征意义来说，有较多的文化蕴含，注重具体内容的表达。
另外，在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石雕人面像、它用白云石磨成，呈椭圆形，用胶质物把白色的骨珠镶嵌成人的口、鼻和双眼。在石雕人面像的顶端有一圆孔，出土时位于死者的左臂上。有人认为这或许与某种“魔法”有关。这一石雕人面像显然不同于草原地区的石雕人像，其象征含义和功能当有不同。
在中国西部，与石人像相类似的另一景观是鹿石。
鹿石是远古牧人立于墓地上的有鹿形象的石碑，是游牧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蒙古高原最古老的文物。鹿石一般是呈长方形的大体形石柱，其中个别为长条形，高度不一。其四面刻有鹿的形象，鹿嘴尖长，鹿头有美丽的角叉。扁角鹿形象，是鹿石上常见的动物形象，所以把这种石碑称鹿石。如新疆阿尔泰山富蕴县吐尔洪乡恰勒格尔古墓群旁的一块鹿石，为直立的长方形石刻，高2.3米，宽40厘米，厚20厘米。上面刻着5个鹿形，作鱼贯而行状的排列。鹿的形象生动，头部后倾，眼睁大，鹿头部呈现细而长的啄状，华丽的角后背，腿与尾几乎全省略了，背部高高隆起，显得风格化。
鹿形是鹿石上的主要图像，但还有其他形象。在新疆发现有的鹿石上刻得并非全是鹿，有的是立马和太阳，有的刻弓箭；鹿石上也有短刀、刀、矛、战斧、钺等武器和马车，还有野猪图形、天鹅、羚羊等形象。
鹿石通常立于特别选定的地方，一般与墓葬或纪念性建筑有关。据专家猜测，它是墓志的一种早期表现。从地理位置上看，鹿石通常立于山脚下与平坦舒缓而草皮茂盛的地方，可能是为了便于来年寻找原居住处的缘故。鹿石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只有在部分专职手工业者能够较长时间脱离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时才有可能制作出来，这说明鹿石可能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和心灵的寄托。国外鹿石在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地区有发现，国内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新疆草原地区、说到鹿石，使我们想到藏区的玛尼石。玛尼石是藏族同胞在他们认为有灵性的地方用石堆和兽骨等堆垒起来的简易祭坛，玛尼堆。几乎每块石头上都镌刻着经文和图像，图像的内容极为丰富，诸如庙宇、人物、宝塔、日月星辰、花鸟虫鱼、护法灵怪、佛院、菩萨，乃至于小猫小狗等等。这些已被赋予特殊含义和精神象征的石头，与鹿石的功能可能有类似之处。
中国西部草原石人像和鹿石，与复活岛上的石雕相比，是可解释和可理解的。最可注意的或许并不是它们之间具体细微的差别，而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包括共同的外形、图案和功能。它具备纪念性雕塑的特征，又有标志性和族徽之意义（这使我们想到彩陶上的标识图案）。石人像因之成为历史的见证，又是特殊艺术品。当时间淘汰了当时具体的功能之后，它们成了有意味的形式。而当这种由个体石雕构成一种有历史延续性和“类”的共通性的时候，它们就成为民族的共同的心理体现和文化的载体。
从艺术的角度看，石人像不追求写实性和个性化，其特征不在于精细而在于“粗糙”，意义不在细部刻画而在整体象征。它的体积感和图案化，以及用装饰性的手法表现寓意，注重外部形象塑造的单纯性，集中体现思想感情的纯粹性，这既符合一般纪念性雕塑艺术的特点，也符合草原人粗犷的性格和审美要求。
石人像艺术地记载着草原的过去，积淀着草原人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情感。草原石人像的出现与草原牧民生活的游动性有直接的关系，这就突出了它作为某种标志的作用。草原的辽阔无垠与时间的流逝，使得石人像成为了历史的坐标。艺术即历史似乎在这里得到了证明。我们知道，古埃及人信奉灵魂不死，为灵魂提供安歇之所成为雕刻的首要目的，于是就有纪念碑、金字塔，以追求永恒。草原石人像和鹿石也可能是类似的心灵追求的体现。中国西部石人像表明，草原牧民很早就有了对于生与死的特殊思考。对死亡不可避免的自觉意识，对生命有限的认识，使得他们借助艺术形式表示对死亡的抗拒，以使灵魂得到永生。其中也表达着他们对生命无限的遐想和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历史和祖先的尊崇。他们用艺术的象征手法代替了“真人”，既是对自己祖先的铭记也是永恒的守护，使不安的心理得到了慰藉，这是一种特殊的抒情。
西部陵墓石刻
中国西部雕塑艺术中另一重要类型是陵墓石刻。它从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标志着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国雕塑艺术的水平和风格，也包容了更多的文化要素和历史精神。
陵墓石刻与中国的墓葬制度及其发展演变有直接的关联。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们对尸体弃之不管，如同野兽对同类的尸体一样。后来随着鬼神迷信意识的产生，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像活人一样生活，于是就产生了保护尸体以讨好鬼魂的想法，想方设法保护尸体不受伤害。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已经有意识地把死人埋入土中。到新石器时代，掘土坑集体掩埋尸骨，婴儿的尸体还用陶瓮和盆钵埋在住房附近。在出土的陶器中，就有为“灵魂”留有“出口”的器物。到春秋时，流行坟丘墓，战国中期开始，君主的坟墓称“陵”。秦惠文王规定“民不得称陵”，从此陵就成了帝王专用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