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时期到40年代，文学价值重建的特点是在解构中重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价值重建是在整合中重建，那么，新时期则是在选择中（蜕变中）重建。我认同这种见解：“一定时代的价值重新选择，则是充满历史体验性的，它往往是对历史过程中一种缺失的感悟和寻找。”①文学作为情感性的精神现象，它不仅是现实的反映，还是对精神匮乏的克服与缺失的寻找，是这种精神价值目的的特殊物化，其中体现深刻的精神动向。新时期文学在打破了一体化的限制之后，文学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作家获得了自由，文学价值选择也获得了更多地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同时带来了许多困惑。时代对文学提出各种新的需求和选择，引起更多的价值取向的冲突，呈现文学价值要素的多样性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这些冲突主要有：历史与道德的冲突，社会与个人的冲突，世俗与神圣的冲突，人文精神与物质感官（灵与肉）的冲突，特殊价值与普泛价值的冲突，现代与传统的冲突，真理与价值的冲突，多元与主流的冲突等等。如果把新时期文学置于整个20世纪世纪总体发展演变过程来审视，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文学价值观念冲突激烈，成就也重大，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主要是：
1.文学对人的价值的重新估价与价值观的重新确立。80年代之后和90年代，文学对人的表现，对人性的挖掘，对人的价值追求、价值意义的思考，日益呈现出新状态。在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学价值观之后，对人的具体理解上的分歧，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选择，使文学创作出现更加复杂的现象。当人本意识成为文学价值追求的新的逻辑起点，文学回到了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之后，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性，人的本能，人的冲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的想象世界，人的精神情感，人的感官享受等等，都可以成为作家思考和艺术表现的对象。个性的复归，正常人性的呼唤，生命价值的肯定，人的生存方式的思考，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中的现实价值、世俗价值与终极价值之间的关系，文学对理想人格的设计等都可以在现在的中国文学中大胆地表现和展开丰富地想象。而在总体上，都是向着肯定人的个体价值、人的多种需求方向发展，进一步升华着文学中人的主题。这是现代“立人”与“立国”关系的一种新的变易和发展。其中存在着积极的方面，也存在价值失范的现象。
2.重建文学中的历史价值观，重释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国新文学与古代文学格局中一个重要而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学中的叙事成分加强，文学对历史的正面表现，文学中历史感的增强。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形成、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叙事模式，构成了新文学传统中强烈的“诗史意识”，而这在80年代后被指称为宏大叙事并受到质疑。在宏大叙事中，关于历史与个人、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关于历史规律，关于现代国家民族历史建构过程中人的命运，以及这种叙事所具有的价值，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以往现实主义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追求，对于文学表现现实、描绘社会画卷、揭示历史发展趋势、总结历史规律的创作意识及其价值取向等创作“规律”，也被后来的文学实践所打破，新时期文学在向纵深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历史问题的关注，没有削弱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思考，然而，却体现出不同的历史观。最早涉及这一关系的是关于文学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如《人生》《鲁班的子孙》《广阔的地平织等等。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对农村改革中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思考和批判，具有寻根文学的特点，进一步触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传统伦理道德行为如何评价的问题。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王蒙的“季节系列”，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归，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在展现社会与个人命运的社会画卷中，体现出新的历史意识。历史的重心不再是阶级斗争史和党派斗争史，而是家族史、风俗史、个人命运史。《白鹿原》仍然具有诗史意识、规模和艺术架构，融进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并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但已与“十七年”甚至80年代前期现实主义作品拉开了很大距离，取得了重大进步。开阔邈远的视野，丰富的文化意蕴，动人心弦的人物命运的叙述，对民族秘史的重新艺术解释，成为中国新文学以来关于人与历史关系叙事中的重要界碑。在文学对历史的重新阐述中，新历史主义文学是另一重要现象。在关于历史与个人关系的叙事中，消解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脱离主流意识体系，进入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叙事状态，质疑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颠覆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神话，不仅不总结历史规律，也不表现历史进程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写人的命运的偶然性、写人的欲望。这些现象，显示着解构过去历史决定论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包含着在文学历史观上的价值相对主义。那么，如何重建新的历史价值观并在文学中得到正确的表现，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新课题，也是文学价值评价的新问题。
3.神圣与世俗精神的价值冲突和并存。中国传统文学精神中，历来有一种追求神圣精神和追求人的终极价值的意向，五四时期“问题小说”曾经有过“人生究竟为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等问题的探讨，就有关于人生“终极价值”的思考，而在后来逐步“统一”的认识，仍然是对传统观念的继承。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文学作品中，把曰常功利世界、现实人生与人生终极目标完全等同，50-70年代文学价值目标就带有以终极目标作为衡量日常功利世界的唯一尺度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正面人物或者英雄人物必然是“高大全”式的。他们把作为信仰目标的终极价值“落实”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追求完全超功利的终极价值目标，所以他们可以没有个人的生活功利世界，没有个人的欲望、要求。新时期文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个体感性生命的重视和强调，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由此产生的价值取向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是世俗精神的重新得到肯定，大众文学，借助于市场、现代媒体手段获得创作空间和理论上的认同。第二，文学价值意蕴中，平民审美意识和感性得到表现。这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以来文学过于理性化的特点，也是文学回归其本来特质的重要体现。
4.对文学现实精神价值的进一步确认。现实主义曾经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潮，它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而新时期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也曾经给予积极重要的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得到了新的变易和发展，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表现现实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经过理论和创作的曲折后在新的基点上得到了肯定。这体现在不同的“写实”文学现象中。一是新写实主义文学。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方方《风景》，刘恒《狗日的粮食》等一大批作品，在表现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是对现状的展露，同时也包含着理性的思考，只是把这种思考渗透在“零度”地冷静叙事中。余华的《活善《许三观卖血记》则有着不动声色的哲理思考，展示着现实主义在表现人生方面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上的圆熟。与此不同，另有一些作家，对当代中国现实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深入地揭示和表现。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张平的《抉扫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对这些作品的意义，其现实价值是无须怀疑的，它表明，新时期文学在与现实关系的建构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新时期文学价值重建过程中的价值冲突也异常复杂和激烈，比如关于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关系，感性享受与精神需求的关系，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价值观的问题，等等，还需要深入研究，期待着新的整合。
新时期文学价值重建，比起前两次文学价值重建的社会氛围都要好，宽松因而从容，自由因而思维空间开阔然而，这次重建在后来遇到的冲击也异常大。经济变革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革的推动，最终决定着文学的位置和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文学与具体的人构成的关系复杂化，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发生变化。经济变革从根本上打破了已经有的文学价值体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多元发展。
新时期文学价值系统是一个价值要素比以前任何时期文学都复杂的结构体系。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是由结构的相对稳定所决定的。同时，结构是有序的，其有序性是系统的有序性的基础。当组成系统的要素不止两个，而是三个以上时，系统的结构便呈现复杂化。新时期文学价值体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文学价值要素的多样性，同时还包含不同层次的结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