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10月到20世纪末，是中国社会历史巨大的变革过程，一系列重大事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动，构成了有时惊心动魄但更多步步为营的演变态势，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从文学创作现象来说，新时期有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新状态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有朦胧诗，探索戏剧，有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轰动效应，有过散文的繁荣；有女性文学，有私人化写作，有所谓“新生代”，有网络文学，还有许多无法命名的文学现象……从文学理论和思潮来说，有过对“阴谋文艺”的清算，对文学“工具论”的批判，对现实主义回归的呼唤，有人道主义的争论，有反“精神污染”，有纯文学的主张，有人文精神的讨论；有鲜花的“重放”，有现代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定位；有文人下海，也有文学失落的哀叹；有对伪现代派的批评，有对宏大叙事的质疑；有通俗与严肃、大众与精英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争论，有世俗文学潮流的出现与对“痞子文学”的批评，有为20世纪文学的“悼词”，也有关于20世纪文学经典的编撰与争议……“翻天覆地”的现象还表现在，假如把新时期文学及其演变，与自新文学诞生到1976年前的文学现象及其评价相对照，会发现许多十分矛盾和相互悖逆的现象。如果对其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先是受制于社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后是服从于救亡的要求和政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是适应巩固政权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新时期则具有更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因素，分别受制于政治变革、文化变迁、市场经济的作用，最终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社会的极大变化！从而也引起文学价值的不断重建而从文学价值体系的结构来看，则有现代文学价值体系的相对松散，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一统，新时期的从有序到无序、多层次。
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体系重建过程，似乎有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值得正视和思考：
第一，文学价值体系“破旧”之后，会出现一个相对自由、繁荣的时期，文学价值呈现多元化；接着往往出现价值失范现象，这种失范导致对新的规范和标准的寻求，而一旦寻求标准又会走向极端。五四时期打破传统体系后文学格局呈现开放态势，20年代至40年代是冲突之后走向一统，文学道路变得逐步狭窄。而新时期是在打破一统后，逐步开放，之后显得“无序”，于是呼吁重建价值体系。但这次重建并不是再回到一统，而要建立多样性的开放的价值体系。文学价值重建不是企图追求一个“最好”的、“唯一”的价值体系，或“权威”的价值体系。追求最好就包含“排斥异己”，树立文学价值的权威和“正宗”。我们也不能指望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静态的条件，然后去重建文学价值体系。我们要重建的是与发展中的基本指向相协调的文学价值体系。要有文学价值分殊的意识。一个时期有一个总体的普遍认同的文学价值指向，但是具体的文学价值要素是多维的，有层次的。提倡某种价值目标，不是排他，不是同时压制什么，不是非此即彼。现在提出重建文学价值体系，其针对性是开放之后文学价值的迷惘。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和相对主义的观点，对文学价值的无序现象与失范放任自流。重建价值体系是有一个基本的新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使文学从新的迷惘中解放出来。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目标，文学对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积极的作用，是基本的价值底线。我们一方面要容许文学整合社会意识形态，也要文学起消解作用，还要文学起心灵抚慰的功能，文学介入社会系统的不同方面，才能有一个合理的价值体系结构。
第二，在价值体系中，不仅如何“立人”与“立国”的双向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对“立人”本身如何理解与艺术表现是更重要的价值问题。现代历史阶段的“启蒙”与“救亡”、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与“建设”、新时期的“改革”与“发展”，构成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时代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精神文化组成部分的文学，从价值重构的角度看，贯穿始终的仍然是“立人”与“立国”的关系。立国必先立人，是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文学家的理想和观念，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动机。
“立国”可以理解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是社会的全面现代化，“立人”是人的全面发展，是呼唤经过精神改造的新的国民的出现，文学通过改造国民精神而对社会全面进步发挥特殊作用。伴随“启蒙”与“救亡”的“变奏”，“立人”的旋律也在变调。围绕“立人”展开的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出现过许多分歧，引起将“立人”与“立国”联系起来与游离开来而产生的不同冲突。有鲁迅的“为人生”，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有茅盾的“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有梁实秋的表现“永恒的人性”，有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有新时期人性的重新发现等等。而在这一过程中，在现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新时期前，主要是政治、救亡等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对文学变革的强劲影响，文学价值取向上对“立人”即国民精神改造不得不让位于立国的需要，对生成文学价值要素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文学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关注重于对国民精神家园建构的关注。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总趋势，对文学价值重建的影响具有另外的内容和特点，这就是经济因素及其规则对文学价值取向的影响，文学越来越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制约，文学的价值评价、价值目标或者直接、或者间接与复杂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相关，而社会价值体系变化的根本则受制于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特别是文学以自己特性作用于人的精神重建的目标，在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后，又受到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这其中的进步意义和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广义的立国与立人形成新的矛盾关系。所以，文学如何处理立人与立国、建设精神家园与介入历史过程，始终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重要问题。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最终目的是文学更好地介入社会的价值体系，但是，鉴于文学活动具有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等特性，文学价值体系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复杂的，它不仅介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也能对社会的情感系统、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发挥特殊作用，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对人的诚信理念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从长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近代以来人文精神中不断强化入世层面而缺少超越层面的现象，弥补主要靠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和阶级的共同意志来统一人们思想所带来的不足，开辟和建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更大空间。
第三，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互动。文学思潮反映社会情绪与价值追求，社会变革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心境，反过来剌激文学价值选择、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文学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反作用则表现为它在社会价值体系变革中对人的精神情感的影响：文学不会直接推动社会变革，但文学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人及其精神。文学思潮的兴起演变，受社会思潮的直接影响，或者说，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普遍规律。20世纪中国，有两个特定时期，文学思潮非常集中而关系复杂地兴起、发展、演变，一是五四时期到三四十年代，一是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五四时期，主要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这些文学思潮的形成与演变，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有直接的关系，文学思潮对社会情绪的反映是及时而深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追求表现人生的“血与泪”的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反封建的呐喊，对于社会黑暗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彷徨”精神历程的反映，是通过作家个人对社会深层问题的发现而形成的精神思考和情绪表现，它以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反映了社会的精神动向和情绪，这是历史、哲学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能替代的。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和方法，对时代情绪的表现同样是独特而强烈的。运用现代主义方法创作的文学现象，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情感世界的复杂性，人们不可名状的愤懑、焦虑和痛苦的思索。之后不断演变的左翼文学思潮、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等等，其背后都有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基础，同时文学思潮构成社会思潮的特殊成分。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发展演变情况本身非常复杂，但是，社会变革与文学的关系却始终是异常紧密的。谁都不能否认，中国文学在20世纪后20多年的变化深刻而剧烈，许多现象都始料不及。但相对于文学自身的自觉调整，社会变革对文学强制性调整要充分得多。文学自身的调整实际是一种适应性的微调，而社会变革对文学在社会中位置的调整则是一种“宏观调控”，是不以文学者自己的愿望为转移的。作家自己当然也有所作为，但是，作家是被无形的手左右着。那些“下海”而仍自如从容如张贤亮，魏明伦者只是少数，受市场经济影响改变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的却是普遍现象。
第四，社会重大变革既给文学的发展提供机遇，又提出难题，特别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难题。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是在一直追求价值系统的历史性的变革和整体的调整，但同时，这种重构和调整的深广度又是有限的、路径也是曲折的，传统观念在某些方面的反复显而易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既给文学提供机遇，又不断给文学提出难题，同时又掩盖和暂时“淡化”了某些文学难题，一遇机遇，似乎难题不难，机遇一过，难题如故。文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起伏沉落，文学价值的过度地被褒被贬，以及许多相互冲突、矛盾和前后悖逆的现象，都有社会历史的动因，但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和必然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正与机遇与难题的交织相关。
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要寻求一个“完满”的“唯一正确”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过程。正视历史机遇与历史难题对文学总体态势的影响是重要的。总结经验教训，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价值中枢（一方面文学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换句话说，文学不能被动地顺应潮流，而应主动地介入生活，在保持独立特性的前提下重建价值体系，构成文学与历史、与人的新的价值关系，在宏观上形成合理的文学价值结构系统。21世纪中国有可能在全新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文学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