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与前述几种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相对的“另一世界”。这一“世界”是与这样一些名字联系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朱光潜等作家）象征派、新月派、论语派、现代派等流派。这些都是有充分的个性、对文学有独特理解的作家和派别。他们各人有具体的艺术目标、艺术观念。但是他们的独特性又构成了一个有着基本倾向性的文学系统。他们能形成与前述几种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相对立的系统，在于他们之间确有一些共同性，或者说在意识深层有着一致性这些一致性既表现为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人生态度上的相似，又表现为对文学根本问题的认识理解上的大同小异，它集中地显示为所建构的人与文学的价值关系有相同的出发点和角度。首先，在文化意识、情感态度、人生观念和对现实的态度上，他们之间有着层次上的区别，又有共同的趋向。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主张二者之间的“距离说”，在真、善、美的关系上，有着以美为善的倾向。这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周作人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曾作出贡献的战士，他本来对“人”、“个性”、个体价值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对文学与人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思考的。他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是一种重视文学与现实人生价值联系的价值观，它因此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并发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周作人从“人间本位主义”的方面去理解个性主义，又受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浓重的“士大夫”气息和中庸思想，使得他的精神世界中潜伏着“出世”退隐的危机。到30年代，他的消极面曰益暴露。在个体与群体的取向上，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企图从摆脱人际关系和与社会的联系中去寻求个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把自己封闭起来，退缩到“内心”去经营“自己的园地”。
在早年的理想不能实现之时，他以放弃理想的追求来获得心理的平衡。尽管他也有愤世嫉俗的一面，但他通过“内省”而超然世外。这种精神现象和心态，在现代一部分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周作人这种精神的变化，决定了他对文学需要意识的变化，由最初认为通过文学“我们因此可以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并与改善的方法”《人的文学》，到主张仅以“达出的思想感情为满足”，“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最终在“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态度下，把文学当做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一样消遣的方式，把文学看做学画蛇、玩古董、种胡麻一样的勾当，以满足在乱世之秋“不烦闷”的需要。这种文学价值观，貌似“超脱”，不重实用功利，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文学观，在根本上与人生的积极追求相悖了。林语堂同样属于中国现代有充分个体意识和相当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企图在中西文学的交汇中以中国文化为本，又反观中国文化的努力，他试图医治中国人的“心灵根本不健全”的“绝症”的出发点《方巾气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林语堂遵奉的道庄哲学、性灵说以及克罗齐的表现说等的影响，使他把人与文学价值关系建立在不切实际的抽象理论上。因此同样渗透着出世的意识，在客观上使文学价值的追求与人的现实价值的追求相分裂。正如胡风所指出的：“虽然林氏为的是医治中国人心灵根本不健全，的绝症，但我担心他也许会得到延长甚至加强亚细亚的麻①《林语堂修。木，这个完全相反的结果，梁实秋作为新月派的作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为知名的以“人性”为思考中心的理论家，他与左翼文学阵线的对立，除过政治立场的不同外，还有人生态度、道德意识和美学观点上的分歧。他早年受美国白壁德人文主义的影响，并把它移植到中国。他信奉抽象的人性论，提倡古典主义，强调所谓的个人内在的“节制”。这些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要求不甚吻合。而他的政治上的偏见，使他不能真正面对现实，无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的需求，表现出浓重的贵族气息。他的理论其所以似乎显得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他抽象地谈论文学的“永恒”性、“独立”性，离开现实讲人性。
与上面几位相比，徐志摩等人的情况又有不同。徐志摩及新月派、象征派的诗人们，在思想意识上更多地表现出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联系，不像前几位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学修养上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有很理智的认识。一般来说，他们都曾有过较强的反封建的意识，有些人如徐志摩还有自己心目中的政治蓝图，盼望新的国家制度的“婴儿”的降临。在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理解上，他们更注重文学满足个体内心的需要、重视人的精神世界的展示和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和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与他们的文学观有极为合拍的一面。重表现就是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他们虽然也在谈论文学的“独立”性，认为文学可以超然世外，超脱现实，但是实际上他们时时也受到现实的困扰。在虎狼成群、风沙扑面的时代，他们更多地表现出对现实的愤懑，对个人与社会对立所产生的不平的发泄和呻诉。他们当中并不乏真诚追求所谓纯文学者，甚至在把握文学的某些特性方面有其独特贡献（如诗歌领域）。但他们当中的更多的人，其所以“死抱住文学不放”，是想借文学这块天地来慰藉自己受伤的灵魂，“满足”在现实中不能达到的要求。戴望舒作为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曾遇到的困惑就颇有典型意义，他的挚友苏汶曾说过，戴望舒当初的写诗，秘不宣人，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并对那种宣泄式的直抒胸臆的诗风看不上眼。但到后来，望舒已不能避开现实问题的纠缠，他的作诗对他来说已不是安慰，而差不多成为痛苦了。他们并不能在中国社会中保持所谓“闲适”“超脱”。而朱光潜在早期主张文学与现实人生拉开距离，多半是由于他片面地理解克罗齐美学思想，从文学的“定义”出发得出的结论；待到稍后他对中国的现实有所了解，便开始逐步修正自己的主张。
这些情况说明，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情况是复杂的，而把他们看做一个系统，并以周作人为其代表，是因为在文学与人的关系方面，在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动机方面，在文学“是什么”的认识上和文学“为什么”的价值取向上，有共同的特点。他们与前述几种文学价值系统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当追求自我意识、个体价值、个性自由的愿望不①《文艺心理学》能实现时，他们把文学变成了“出世”的手段和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作者自白或者无视现实，徜徉于精神世界，或者放弃原先的人生价值目标，借文学来求得心理平衡。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自由自主已经发生畸变，价值早已错位。特别是周作人意识中所表现出的浓厚的“士大夫”式的气息，是一种中国式的传统的个人主义，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价值目标相去甚远。不能正视中国人在现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客观基础和途径，未能找到文学在促进和增强人的自由自主意识方面的现实基点，反而重蹈“以美灭欲”的老路，是这一本来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基础的文学价值观未能得到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在现代的存在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一观念支配下的文学活动及其成果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在整个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中，它长期存在却始终是“弱者”而不是强者，它的非正常的发展和演变以至被“淘汰”的过程，并不是强制造成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淘汰”，他证明了一个道理：“强者必须认识并肯定现实，正如弱者必须害怕和逃避现实一样”尼采筒。
文史一体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所谓“文史一体”是指沿着文学与历史（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建构和进行价值取向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把文学活动纳入到具体历史活动之中，以文学对现实的实际效用来评估它的价值。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在20年代中期孕育形成，至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做出理论上的总结概括，并使其系统化。由于具体的时代条件所决定，“历史”被具体化为“政治”，突出文学在政治斗争中的实践意义被作为文学的主要价值目标，并使这一观念理论化。(讲话）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但是比这更为重要并且统辖着对这些问题阐述的，是它要建立一种以具体的历史发展要求为准绳、以现代社会革命的主体（工农兵）为价值接受对象的文学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其核心标志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它要求文艺实践活动形成一种以符合这种要求和价值标准的系统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机制和功能，要求随文学价值观念的调整，去相应地变化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手段、方法、途径等，要求作家世界观的根本变化。(讲话）所代表的文学价值观的特点在于它适应时代的需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解决文学与人的现实价值关系，并阐述了一些文学的根本理论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从文学活动主体的变化（工农兵地位的突出）这一现实出发，重新思考和调整文学价值结构，使得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活动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历史实践发生联系。
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尽管解决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许多重大和现实的突出问题，并在诸如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群众的关系等等方面有理论上的发展，在文艺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有重要贡献。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一文学价值观，仍是现代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且同样有历史的具体性和相对性。不承认(讲话）所代表的文学价值目标的时效性和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具体性，不认识它的基本原理与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区别，企图把这一文学价值观念体系连同它具有超越性的一些理论观点，一同作为指导原则，用以指导和规范任何时候的一切文学活动，正是在后来造成文学理论的矛盾的主要原因。
诚然，对上述五种类型的文学价值观念特征的概括，即使充分注意到它们作为“类”的代表性，也仍然不能涵盖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但是，它们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它们各自本身的演变发展，特别是它们作为整体系统构成要素相互之间的矛盾运动和位置的变化，亦即在不同条件下构成的系统结构的状况，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基本面貌，并在当代文学思潮中不断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