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精髓融合的问题。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总结人类经验的智慧结晶，但是，它的源头毕竟是西方传统，其文艺理论是西方文学艺术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它在吸收东方、特别是具有独特艺术精神和特质的中国文艺经验方面，其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可能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艺术经验、精神特质有机地融合进去。
也就是说，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还不能说是严格的或完全意义上的对人类艺术经验的全面吸收。现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应该对此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精华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有机融合，使之真正成为总结了人类文艺理论精华又能解决现实文艺实践问题的理论体系，并成为文学价值体系的有机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改造融化的功能，而这种融合和改造应该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与其中的先进方向融合，并朝先进方向前进。
最后，一个敏感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是否需要继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当代阐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新的内涵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新建构，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有机部分，其精髓成为中国文学精神的要素。因此，我们应该吸收20世纪以来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应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和体系，重新理解、阐释相关命题、概念范畴，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与中国新的文学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找到中国文学艺术实践中的真正的“问题”，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文学价值重建的新的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文学价值体系重建同步发展，使一般的理论提倡和意识形态信念真正转变成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必需”和自觉追求。
传统的反叛与融通
以反传统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学，虽然曾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和文学观的彻底“决裂”的姿态，文学史界也一度从“划时代”的角度评价其“新”的意义。然而，当拉开历史距离，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背景来看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与古代文化和文学观的深层联系。“维新”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与“传统”在深层的制约，构成这个时代文学价值重建中的复杂景观，也为21世纪文学价值重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五四之前，出现了梁启超与王国维不同取向的文学价值观，他们都有从整体上重新理解文学意义、重建文学价值观的意愿。梁启超宣扬文学“新”民、“新人格”，进而“新国”，秉承的是积极入世的文学价值观。1902年，他那篇备受注目而后来又备受责难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署名饮冰）发表。如前所说，在这篇论文中，有两点值得今天重新评价。一是梁启超并不是简单地只把“新”小说与“新”政治相联系，而是把新小说与“新”整体精神文化体系相联系。第二，梁启超并没有把文学等同于宣传，他看到的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因其“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但又不尽然，其更深的原因是小说可以使人了解、感触自身之外的世界和人生境界，有超越“顽狭短促”的有限现实的作用①。王国维受叔本华生命意志理论的影响，宣扬文学对人的精神痛苦的解脱之道。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这可以说是超越现实的文学价值观，而不是直面现实力图改变人生的文学价值观。他思考的文学活动的价值关系中，文学活动主体主要是个体而不是“国民”，文学的价值取向是助人解脱现实的痛苦，作用于人的精神的超越。王国维开辟了探讨文学价值体系的另一种思路。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主张“立国”先“立人”，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而又不追求“解脱”之效，强调文学对人的精神的陶冶，带有融通的意味。在这些理论中，确有受西方文化思想和文学观的影响而极“新”的一面，但同时，在其深层则又有传统儒家与道家文学观的一些影子。
五四时期，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出现了两大艺术倾向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思潮，偏重文学介入社会和“为人生”的价值目标，文学的价值属性定位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批判；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偏重于文学对主体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意识的表现，文学的价值属性被理解为对内心情感的抒发和意志的张扬。而鲁迅则表现出进一步对两者融通的特点，并不偏向一面。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先前创造社为代表的重个体生命价值）表现自我的艺术思潮，从内心世界的张扬转而对外部世界的突进，径直转向文学服从于政治；文学研究会的转变几乎同时进行，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理论在整体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期盼着、推动着文学“大转变时期”的到来。这些价值目标，既是社会政治革命的要求，又受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终于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追求文学参与历史过程文学价值系统的真正确立。
但是，由于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总是在介入历史过程、追求社会价值、向外部世界突进，与表现人性、向内心深入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说，由于文学的特质和本性所决定，即使在一个以政治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的时代，人的精神之源也不会干涸，“神人共怒”的现实反倒促使了精神的极度不安宁，文学就不可能忘记对人心的抚慰和提供寻求精神解脱的方式，而追求独立自由就成为文学价值的另一取向。于是，后来统称为自由主义的文学思潮不可遏制地出现和发展，形成与左翼对峙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出现过鲁迅、茅盾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也出现过鲁迅、左翼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各有不同，前者是关于文学怎样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前提下，介入社会历史的重建；后者的焦点则是文学要不要以介入社会价值重建。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梁实秋的“人性论”与普通中国人的现实人生价值实现十分隔膜，周作人的消极退隐意识则无异于消磨意志，其所追求的文学属性不能与整个民族在这一生死存亡的时空中构成积极的价值关系。
左翼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深明大义”而符合了历史的价值选择，虽然在具体的艺术创造上存在不足，但在满足群体现实“需要”上形成优势。左翼的文学价值选择与历史主体的选择方向的一致性，决定了左翼文学价值观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家民族危机和生死存亡的搏斗，促使对文学“属性”的认识与“作用”的理解上必须做出更加决绝地价值选择，是参与社会革命、民族斗争还是脱离现实去经营自己的园地，不仅是审美趣味和个人爱好的问题，而具有鲜明的道德、责任和道义的性质。这种情势下，以追求个人自由、“永恒不变的人性”、将文学作为小摆设的价值选择无疑要受到鄙视，连带着对内心、自我、人性表现的文学价值取向无可挽回地暂时消散。而文学更直接地介入社会历史创造的价值倾向，就有了更现实的需要、更充分的历史依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此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与阐述，也标志自现代以来的以强调文学介入社会历史创造的价值系统从理论到实践的真正建构。
新中国成立，建立与巩固新制度成为历史必然，要求文学必须介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部分，文学自然被纳入社会重建过程。这决定了文学将有规定、有限度、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方向、有方针、有目标、有政策的运行，而很少有价值取向的个人选择。在继续强调文学介入社会历史重建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简单化了这一价值系统本来应有的开放性、广延性，特别是极大地限制了它勇敢地直面现实、深刻地揭示现实从而促进现实变革的精神。文学价值选择与政治层面的过度“紧密”，不但抑制了文学在文化、心灵等方面的价值功能，而且在后来政治上出现偏差时，文学价值最终脱离了真正的现实，也与普通的中国人不能构成合理的价值关系，或者说不再“为人生”。到其极端便有“文革”文学的畸形演变。
新时期改革开放，文学有一个从价值回归到酝酿价值选择的过程。这一时期，文学在追求介入社会历史过程、肩负历史责任的价值选择倾向极为明显，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状况极为相似，所以有复兴五四精神，“人的重新发现”之谓。之后，文学对人的情感、内心的表现逐渐被突现出来，随之有“向内转”的提倡。这使40年代以后逐渐被抛弃和抑制的文学价值取向有了重新兴起的趋势。汪曾祺、张承志、阿城等人作品的出现，沈从文、徐志摩乃至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作品的重现评价等，都是对这种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
8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等的急剧变化，一方面是文学自身的嬗变，促使文学价值向多元化发展。多元只是一种现象，而从价值取向的主体方面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两大主导倾向。一是文学继续担当社会历史责任，向着现实人生的广度和深度“突围”，文学价值意义和艺术追求体现在介入历史变革中。一是文学向自我、生命本真深入，向着内心世界“突进”，遂有各种自我体验、私人化的表现和生命意义的探索。到90年代，后者的发展趋势更加突出，如同20世纪40年代文学借助于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朝着更加靠近社会功用价值的向度嬗变一样，90年代直到进入21世纪，文学借助于市场化、世俗化的历史趋势，朝着满足自我需求、寻求精神解脱的向度演变。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背后都有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的主导。而前一系统在80年代中期以前，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此后，后一文学价值系统以“过枉矫正”的态势演变，由此引起复杂的价值多元现象。
从对文学历史的回顾及其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体系，既有现代以来的现实需要作为选择依据，同时又与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一脉相承。或者说，在价值重建的表层，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激进姿态，但是在文学价值体系深层，则有着与传统割不断的精神联系。这就将在文学价值重建中如何处理现实历史选择与传统价值系统关系的问题突现出来。
新文学建设初期有一“破”一“立”两个重要的价值指向，所“破”，一是“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一是“消遣游戏”的文学价值观；所“立”，一是“为人生”的文学价值观，一是“为艺术”的文学价值观。就其具体针对性而言，“为人生”更直接地指向“消遣游戏”观念，“为艺术”更直接地指向“文以载道”观念。“为人生”在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为历史、为革命乃至为政治；而“为艺术”实际上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是“本着内心的要求”，大胆地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生命本真和张扬意志力量0这种文学价值观的倡导者在20年代“革命文学”中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转向文学“为政治”。而追求人的生命本真和自由意识的价值取向，却在后来被自由主义文学变相地延续。
虽然我们不宜径直、生硬地把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两大系统与这两种价值系统对应和联系，不能无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价值观的重大区别，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曾经长期在两种对立的文学价值取向中左右徘徊，并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因为这两种文学价值系统并不永远“互补”，而常常会“你死我活”。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启发群体的共同的精神意志方面是强有力的，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却忽视或弱化了国民性中的情感倾向、人格建设、信仰诚信等。在关于人格塑造方面，自我修养方面，遵守新型的社会契约方面，文学的教化养育之功没有得到正常发挥。究其原因，一是从整体上来说，这些方面是一度被严重忽视的，文学服从了一般现实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需要而忘记了自己更重要的职责。二是现代和当代在很长时期继续了传统文学特别是儒家文学价值观，追求的依然主要是伦理的，而不是情感的，不是心灵抚慰的功能。寻找政治的合法性和灌输社会共同规范成为重要的任务。与这一偏向相联系，在现当代文学中，追求文学的批判功能和认识价值的现实主义文学得到强化，而对于偏重精神情感的表现和抒情性文学的评价一直没有纳入到改造国民性的“总主题”之中。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的最深刻的经验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