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上的讲话
钱理群
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今天这个会，最没有发言权的是我，因为我对西部农村教育了解得很少，与农村教师更是几乎没有接触。但是，我确实是非常愿意来参加这次论坛，我经常接到各种邀请、讲学或者开会，我都尽可能地推掉了，但这样的会，我却一定要参加，可以说是“招之即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爱管闲事的人。我的“正业”是当北京大学教授，研究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但这些年我却在关心中小学教育，管了许多闲事，惹了许多麻烦，也让许多人讨厌，他们总想把我赶出中小学教育界，我却偏偏不肯走，就是“挥之不去”。也有些好心的朋友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非教育专业的大学教授要如此固执地管中、小学教育的闲事？我总是对他们讲两条理由。一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与判断：中国的问题可以讲出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中国人的人心出了问题，人心的问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基本问题又出在中小学教育。而教育的问题又不是突击抓一下就能立竿见影的，它需要及早地抓，持续地下工夫，是需要长时段的努力才能见效的。在我看来，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制约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危机感，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参与，对解决危机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但我仍然要发出一个声音，还是五四前辈早已呼唤过的：“救救孩子！”——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并没有走出自己的现代文学专业，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实践鲁迅所提出的历史命题。
我在许多场合还说了这样一条理由：一个人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把什么事都看透了，但是，对我来说，却有一个东西不能看透，更准确地说，是不敢看透，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连对孩子的教育都绝望了，放弃了，那么，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想否认，自己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是出于这样的自我心理的危机感。
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与参与，是有一个过程的。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起先是关注教育理念的问题：在对应试教育的理念提出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并在这一过程中聚合了一批朋友，编写新语文读本等课外读物，以体现我们的教育理想，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一些新的理念与模式，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用我的话来说，这还只是“门外谈”。从去年开始，我又走进了课堂，进行了“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实验：先是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又在北京大学附中与北师大实验中学开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从1999年开始介入到现在，六年的时间我其实就做了这两件事……对中、小学教育有了实际接触以后，才知道自己对中、小学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是认识不够估计不足的，应试教育的铁的逻辑其背后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铁的逻辑对学校的校长、教师，更是对家长，以及学生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几乎是无可抗拒的……
而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把新语文读本的读者定位为“理想教师”与“理想学生”，以满足学生进一步提高语文水平的需求为目标，这固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思想启蒙与开拓语文教育的新思路、新境界的意义，但它的精英教育的印记仍是非常明显的，至少说明它是面对少数学生的。当然，在编写过程中，我也明确地提出了“我的一个梦想”，即希望能够为农村的孩子编一本读本，集中编选全世界最好的作家写得最好的作品，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应该有接受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的权利。后来我真的编选了一本新语文读本的“农村版”，很是用了一番心事，但仍然传不到农村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我的立意太高，多少有些脱离农村教育的实际。
于是，我又进一步反省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关注中、小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实际是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广大的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反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这恰恰正是问题所在刚才许多老师都说新课程标准自己很难适应，其实这是暴露了标准本身的问题：它更适用于城市的重点中学，而没有考虑农村教育的实际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城市的教育，关注那里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不应该做“锦上添花”的事，而应该“雪中送炭”，把注意力转移到极需关注而又没有引起社会足够关注的农村教育上去。因此，在今年七月初，结束了在北大附中与北师大实验中学的上课以后，我就把自己对教育的介入转向了农村教育。——这当然也不是突发的转变：去年下半年我参加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举办的“北京首届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并在大学生中做《农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农村》的报告时就已经孕育了这样的重点转移，这样的转移对我来说，应该是相当困难的。我人在北京，年事已高’到农村去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我决定找几个点，主要工作由年轻人做，我来充当“吹鼓手”。而要当好“吹鼓手”，首先要当“学生”，从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开始。因此，在来这里之前，我去了贵州——那是我的根据地，大学毕业以后在那里当了十八年的中专语文教师，这回就是到我当年任教的安顺，参加那里的地方文化研讨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乡村教育，了解了一些情况，思考了一些问题。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在贵州的一个发言内容。我这次来参加“西部阳光行动”组织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也是想以“西部阳光行动”的年轻朋友所做的乡村教育实验作为一个点。但我主要是来“听”的，而不是来“讲”的。如前面所说，我现在的角色正处在转变过程中：从大学教授转向关注中、小学教育，从关注城市教育转向农村教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实实在在需要重新学习，这不是谦虚，而是一个实情。
我到这里来，与诸位见面，就是一个新的学习、新的思考、新的追寻的开始。——我从北京走到大西北的兰州，实在不容易。这背后有一个漫长的追寻过程，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
二、诸位来到这里也不容易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中、小学老师其实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有发言权。很多人都在谈教育，教育官员谈教育，我们这些学者也在谈教育，真正的教育主体——第一线的老师却很少发言，特别是在座的农村教师们！本来第一线的老师对教育与教育改革是最有发言权的，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也由于观念的原因，却使得第一线老师无论是对关于中小学教育的讨论，还是教育改革方案的设计、教育制度及政策的制订中，都始终是缺席的，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我们在这里举行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论坛，就是希望能够发出民间的声音，发出第一线农村教师的声音，以使我们的教育与教育改革能够获得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力，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良性互动与相互制约！
这两天和大家有了初步的接触，发现诸位即使在农村教师中也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来到这里，真不容易。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和杨东平教授有共同的感受：听了老师们的发言，我们再说什么，都显得苍白。
刚才，听到陕西省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李小峰老师的发言，我掉泪了。他所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实在令人震惊：“13、31、103、134、4。13就是我从1992年至今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代课教师；31，就是我今年刚好31岁；103，就是我现在的工资每月为103元。134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有134名，4人还考上了大学。4就是我身兼数职：校长，主任’老师，后勤，整个学校就只有我一名教师”。这数字的背后，有农村教育的真实。西北师范大学王嘉毅教授在这次论坛的发言中告诉我们，到2004年年底，我国农村小学共有代课教师60万人，目前甘肃全省有公办小学教师9.7万人，而代课教师则高达4.2万人，这些代课教师主要分布在农村中小学。这就意味着代课教师事实上是我国农村教育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他们的待遇却惊人地低下，而且他们作为教师的权利更是被严重地忽略甚至被剥夺。在这样的难以想象的恶劣境遇下，李小峰这样的代课老师却十数年、数十年地坚守在教育第一线，为此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为最边远山区培养了人才。这令我们敬佩、感动，更让我们羞愧难言：我们整个社会给他们应有的关注和帮助了吗？
我还要向陕西省延川县土岗镇小程小学的贺权权老师表示敬意，他跋山涉水来到我们这个讲坛，向我们报告了从事复式教学的农村教师的境况：这又是一个相当重要而被我们所忽视的教育群体。尚立富在采访甘肃成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时得知，目前该县有三分之一的小学仍依赖复式教学才能维持！因此，有专家指出，在西北、西南欠发达地区的边远山区，复式教学班所占的比例仍很高，而且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是适应边远地区学生居住分散，办学条件简陋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问题是绝大部分从事复式教学的教师处于封闭环境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贺老师的发言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呼声，我们将如何回应呢？
四川仪陇县大罗小学谭秀容老师所报告的农村女教师的情况，更可谓触目惊心。谭老师说，当年从仪陇师范毕业怀揣梦想走进大罗小学的七姐妹，如今只剩下她一人，这怨不得姐妹们，条件实在太苦！但这次她到了兰州，才知道甘肃农村代课女老师的境遇更令人心酸：她们每月的工资不过140元，最低的只有40元，可就是这140元，有位女教师已是三年分文未领，真不知道这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更让人忧虑。王嘉毅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在城市中女教师比例已达70%以上，成了城市教育的一个问题；而农村则相反，女教师的比例仅占42%，在甘肃、西藏、贵州、四川、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据尚立富在宁夏一个乡的调查，女教师仅占25%，而且多在中心小学，16所村小就有13所没有一名女教师。女教师的稀缺不但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也造成了许多新的教育问题：首先影响农村女童教育，在甘肃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没有女教师，女生便不来上学。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传统观念等原因，使得女童的缀学率特别高，谭老师所在的大罗乡，今年升入高中的学生，女生只占九分之一。这就形成了两个怪圈：“女教师少”与“女童就学少”互为影响，以及“女童就学少——母亲素质差——贫困愚昧——多胎生育——女童就学更难”的矛盾：这同时就成了制约农村长远发展的一个因素。看来，关注农村女教师的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
我见到甘肃靖远县三滩中学的胡成德老师，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在这个论坛上是年龄最长的，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教龄；胡老师是到会的农村教师中年龄最大的，已有三十多年教龄。胡老师提供我们的一个数字，也很值得注意：在他所在的乡，40岁以上的中老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0%，50岁以上的老教师占40%。由此带来的教育改革的问题是：一方面，有的领导把这次教改理解为对传统课堂教育的全盘否定，根本不重视，甚至否定老教师所积累的农村教育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对老教师来说，面对变化迅速的新的教育形势，又没有机会得到培训，很难适应新的教育任务，感到无所适从。胡老师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书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些在农村教了一辈子书的老教师以更多的尊重、理解与更切实的帮助，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认真反思我们当下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呢？
宁夏西吉县沙沟乡顾沟小学的马树仁老师所提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师的现状”问题，是西部农村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让我们忧虑的，不仅是少数民族学校教师缺乏，文化素质较低，身体状况差，更是民族文化的教育与传承的问题。
非常感谢诸位老师让我们了解了西部农村教育的真实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西部教育的“扶贫”的迫切性，国家必须以更大的教育投入来根本解决西部农村教师，特别是他们中的代课教师、女教师、从事复式教学的老师、老教师、少数民族教师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农村办学的基本条件问题，这是首要的，可以说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认真倾听李小峰老师代表西部农村老师发出的呼唤：“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的老师与孩子们，也多么希望有设备完善、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的教室，使山村教师不再有跋山涉水去上课的艰辛，不再为生活所熬煎，不再有危房上课时的心情，不再出现困难学生上不起学的情况。我真希望山村教师也能在电脑前享受网络带来的欢乐，不再忍受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还有无助的孤独和寂寞。当然我也希望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每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听到这样的呼唤，是不能不为之动容的。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良知的叩击与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