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局势的发展，世界各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间的合作与利益冲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各种民族文化、民族的思想意识相互激荡，从上个世纪末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以来，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动荡不定，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急剧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寻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纽带，并以此为基础塑造新的统一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新时期的民族精神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在新时期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的客观社会基础是什么？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各民族利益客观存在的条件下，在和平建设时期究竟是什么可将各民族的人们团聚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共同为之奋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章试图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本原则问题做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应坚持民族平等原则
要彻底铲除这和克服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我国现行《宪法》
序言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当代中国是由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本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的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当前全国上下积极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报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热潮中，却使某些与《宪法》基本原则相违背的错误的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鱼目混珠沉渣泛起，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内权威舆论刊物上，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在所谓“民族精神”的幌子下兜售大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意识，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虽与“华夏”、“中国”相通，兼有国名等多重含义，但在中国历史上常用“华”与“夷”相对称，以区别中国五方之民族（中：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历史上“中华”曾专指汉族，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各民族同时沦为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命运，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寻求民族解放的共同奋斗目标，把在中国生活的各民族紧密地凝聚成了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孕育形成了内涵覆盖中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一新的概念，并由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科学阐释，将“中华民族”概念发展成了具有很强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意识范畴。如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同时期由八路军政治部颁印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对“中华民族”更明确地解释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即“中华民族”一词一经出现并广泛流行时就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词，它已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本部”与“边陲藩属”的国家与民族的结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中华民族”概念主要是指包括经国家确认的个民族和部分待识别民族成分的人口，以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这一人们群体。中国现有个民族中，汉族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众多古代民族而形成的，如历史上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代的汉化等等。汉族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它不断融合周边各民族为一体，不断吸收他民族文化为己有。因此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理解上我们必须抛弃长期以来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应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这一共同目标，以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组织联系，在充分尊重各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将中国各民族团结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才有可能将近代各民族共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孕育出的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自由、平等联合、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二、发掘、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培育新时期的民族精神
对此应坚持唯物史观原则，尊重历史实际，科学地看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拒绝粉饰、歪曲历史，应从国家统一过程中血与火的残酷史实中，寻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中支配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新时期培育民族精神探寻科学的理论依据。黄朴民学者在《论中华文化与国家统一》一文中提出：“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争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会，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
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认为在探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大一统的价值观念等民族认同意识二者的关系时，应尊重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历史发展的史实。众所周知，对抗与竞争始终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是以历史上各民族客观的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以历史上长期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与战争发展为结果，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国家政权的剥削阶级性质决定，统一大局中民族关系的结构，始终是大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压迫关系，这是历史发展的残酷现实。对此我们既不能以今天多民族统一的局面去美化历史上民族压迫性质的民族间征服性的战争，说：“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实际上在走过的阶级社会历史阶段，贯穿中国历史脉络的始终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民族分界、民族歧视意识，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民族认同，只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阶段，铲除了剥削制度，各民族间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在平等、团结、互助，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才真正形成与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我们也不能否定历史上这种民族间的征服性活动，依赖暴力强行打通民族间的隔离状况，强制性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联系，组织同一国家，使得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带来的各种性质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发展繁荣和民族关系稳定的动力源泉之一。问题在于我们应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求用统一国家的形式组织民族关系的局面得以实现、维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纵观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实际上真正决定使中国各民族走大一统局面的社会根源，在于中原日益发达的高度的农业文明，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大经济实力。在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上，强大与扩张是一对孪生姊妹，只有拥有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更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在民族间的对抗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而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本身蕴含着较强大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力，和维持通过武力扩张征服民族地区使之成为其国家组成部分的能力。因此，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江泽民强调，必须“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适应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要求，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新时期弘扬民族精神，应以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
民族精神按其性质应属社会意识的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因此，我们弘扬和培育的民族精神必须反映时代特征，适合社会发展要求，民族精神才具有生命力。经济生活是人们赖以维持生存的基础，当前的时代特征之一是经济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所以培育民族精神应以反映和适应商品经济关系这一当代社会最为普遍的社会联系为原则。以市场调节配置经济资源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并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发展积累起了较多的与商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人类优秀文明，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能孕育出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文明，虽然我们从五四运动以来积极向西方文明学习，但至今先天不足的缺陷仍未得到彻底弥补，在国门打开，加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条件下，培育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民族精神，首先就必须借鉴吸收平等、民主、科学等西方先进的人类文明为我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才能适应商品经济社会基本社会关系的运转要求。因为没有可靠的科学、平等、民主作为保障，商品经济社会的等价交换原则这一基本的社会联系纽带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没有科学发展的支持，商品生产和竞争就缺乏有力的动力支持，同时在民族精神中还应确立和培育与商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财富创造和所有的价值观念。因为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各类主体追求物质利益为核心动力支持的社会，社会中如缺乏对既得物质利益的认可与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则意味着社会运转和发展的动力系统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必然导致社会发展乏力。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等级制社会，与我国封建等级制社会关系相适应而形成的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仁、义、理、信等为核心内容的精神文化体系，对物质利益采取的是鄙视的态度，形成了轻商贱商的文化传统。因为以商品为中心的社会物质利益有它自身流转聚散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以拥有财富的多少和经营能力的强弱为中心，形成非稳定的动态的社会关系系统，常常与以人为中心的稳定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形成对立状态。
当社会结构由等级制社会改造为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之后，人的社会生存问题的解决，不再是稳定地依附于社会中特定等级的个人或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来获取生存所需的社会物质财富，而是直接依赖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后，经济利益的竞争就由社会运转的对立因素，演变为维持社会运转的持续动力源泉。在市场运行机制健全的条件下，以人的生存压力为动力，服务于经济利益竞争的社会诚信等社会维持机制也必然会转变其社会功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是围绕封建等级制社会条件以人为中心确立起来的，是以否定经济利益为原则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所要求的社会诚信则是以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为目标的，是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最高准则。并且当诚信原则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有一整套变通执行诚信原则而维护经济利益实现的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的上述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诚信等一系列社会运行机制，为新时期民族间平等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为各民族的充分、自由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统一的商品市场将各民族成员紧密联系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建立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受民族发展不平衡规律制约，各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竞争中发展，产生民族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必然的，并且是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所无能为力的。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能让各民族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任其自然发展，让各民族任其自生自灭地淘汰，最终影响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这一目标，必须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使民族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始终保持在民族关系正常发展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一功能的发挥则是真正将中国个民族团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客观联系纽带和民族关系走向统一的力量之源，也正是我们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所追求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