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由于道态的开示颇能契合顺治的机宜，因此身为帝王的顺治也曾一度有过出尘之想。有次，顺治对道态说朕想搏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牕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扑不下的，朕于财宝固状不杜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箠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对此，道态提出了比较圆融的看法。他说剃发染衣，乃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状，或示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事实上，作为帝王不能过多地追求出世，“如只图清静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现帝王身，则此番召请耆年，先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虽然道态的规劝获得了顺治帝的认同，但清世祖在董鄂妃去世之后，便要求在通诱的门人行森下出家，是及时赶到北京的通诱制止了顺治的出家之举。通诱当时提出：如果皇帝不放弃出家之念，则将行森活活烧死，熊熊燃烧的柴堆迫使顺治做了让步，他依然留在尘世当皇帝，只不过此时的顺治已经成为一个光头皇帝（已经落发），且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道态的法脉传承与同门的汉月法藏，顺治也曾一一问及。当顺治问起法藏在圆悟门下的排行时，道态如实道出了他在圆悟门下位居第二的实际。接着顺治提起圆悟着书“辟其谬妄”一事，道态也一一承认属实。顺治于是问圆悟当初为何要收法藏为徒弟，对此，道态的回答也比较客观。他说：“汉月藏兄未见师时已匡徒领众，所以先师杜庐山即见其语录，曾谓侍僧曰：‘此人聪明不亚博山，第语欠师承杜缘。’藏兄负性坚、刚兼之，造道英锐，杜学地中本有悟处。但才髙意广，未免师心自用，喜于凿空见奇。故其失也，流为支离怪诞，如判六祖‘本来无一物’为堕空落外道者是也。顺治便问圆悟当初为何不教训法藏，在一旁的茆溪行森便出来火上浇油，他提出磬山圆修作有《复问》，并从包褓中取出来交给顺治，顺治让道态的门人天岸升将之朗读。等到天岸升读完，顺治慨叹法藏“真法门跋扈之夫”，于是讲了一个故事来调侃法藏气顺治尽管对法藏颇为不满，但他并未像雍正那样采取过激的行动，也只是用言词来进行嘲弄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态给顺治开示禅法的同时，让顺治也渗透了道态进行讽谏的微言，这些微言，无论是对当时的皇权抑或是天下的苍生，均是有益的。有次，顺治向道态请教“参禅悟后，人还有喜怒哀乐也无”，道态告诉他“逆之则怒，顺之则欢”。顺治听后觉得出离喜怒哀乐等情绪很难，于是道态给他举了庞居士一家三口如何对待参学难易的机缘，终于让顺治接受了。又如顺治一次对道态说：“朕遇境逢缘，多不能觉照，肽过后冰消，决不记怀那个。”道态则抓住这个机会，对他提出了讽谏：“态素知皇上长空皓月，不迁不贰。但我皇喜怒，与别个不同：恒言天子一怒，伏尸万里，待过后不记，早已迟了。顺治毕竟还算得上一代明君，道态这一片出自婆心的忠言，也终于获得了他的采纳。尽管道态讽谏的力度并不很强，且其用语也十分委婉，但毕竟“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若国君于平日处事能制怒，自然也是苍生的洪福了。
另外，在道态的奏对之中，除了讨论禅法之外，还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哲学思想、历史文化、诗文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无不涉猎。老庄思想与禅学思想比较接近，因而顺治曾问道态“老、庄悟处，与佛祖为同为别”。对此，道态认为：“佛祖明心见性，老、庄所说，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为无因，滥同外道。”顺治接着问道态“孔、孟之学又且如何”，道态说：“《中庸》说心性，而归之天命，与老、庄所见大段皆同佛祖随机示现，或为外道，或为天人。远公有言：诸王君子，不知为谁。如陛下身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来示现成佛，亦是脱珍御服，着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于道态的回答，顺治表示了首肯。另外，对于前朝的历史，特别是对崇祯皇帝，顺治颇为同情，他认为崇祯不失为一代明主，只是因为他手下无得力的臣子（有君无臣因而才会在李自成进京时受辱自缢。他不但屡屡称赞崇祯，而且还多次下令，不许人们毁谤崇祯。顺治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减轻民族矛盾，尽量把人们的亡国之恨迁转到亡明臣子与李自成的身上。
此外，在道态与顺治的交谈中，也曾涉及过科举取士与民间风俗等一系列问题。顺治对“场屋中士子多有学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的现象深表慨叹，他曾向道态提起：“新状元徐元文、业师尤侗极善作文字，仅以乡贡选，推官社九王摄政时复为按臣参黜，岂非时命大谬之故耶？”对此，道态认为：“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皇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难擢之高位？”知人善用，这本是明君之举，因此，道态积极怂恿顺治破格提拔徐元文、尤侗两人，可惜两年后顺治身亡，未完此愿。有一次，顺治问道态：“闻江南下户之家，生子则育，生女则淹杀，是何道理？”道态告诉顺治说：这是因为民间百姓把女儿抚养成人之后，难以措办嫁女的嫁妆之故。对此陋俗，顺治非常反感，他说：“豺虎性极残忍，饥不食子；为人父母，奈何使其出世一番，不见天日而速赴黄泉？即贫无嫁资，于问名纳采之日，不受其聘礼，则嫁时无妆奁，亦怪我不得。朕极恨此事，巳传敕民间，如有此等父母，议辠。从这些对话来看，顺治也还具有某些仁君的言行，道态的进言也是比较效忠的。
诚然，道态所面对的是异族天子，并不同于禅门的衲子，因此在他觐见的对话中，自然不无一些阿谀的语句。道吝在向顺治告辞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皇上以佛心天子征书四出，诏求四海知识，此风徧闻天下，亿兆苍生莫不知有参禅学道之事。皇上已为他下了般若种子，即不能当下行持，譬如丈夫食少金刚，要当穿皮而出，况般若正因乎？道态如此恭维顺治，自然是为了自己能及早地离开京师，但他将天下佛化的功绩完全归结为天子皇恩，也委实失之偏颇。至于他日后夸赞顺治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吾道欣逢真圣主，风云嘉会际昌期”等语，则似乎更加令人感到肉麻。另外，道态在离开京师之后，曾游历百城，向天下丛林宣扬顺治是“佛心天子”，为理顺天子与佛教的关系极力奔走，也颇受后人非议。特别是他在游说禅林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
若要出头天外，独步大方，法随法行，法幢随处建立，必须手眼高低眢应。遇川广人与他说川广的话，遇闽浙人与他说闽浙的话，遇江淮人与他说江淮的话，遇长安人与他说长安的话，方可谓之我为法王、于法自杜。何故？人居大国方为贵，水到苍溟彻底清。
在这段话中，道态显然是在告诉天下禅和：人主已换，你们现在也必须“识时务为俊杰”，只有逢什么人说什么话，投靠“大国”，才有自己的出头之日。对于道态这类负面的东西，我们自然必须认识清楚，决不要去盲目地加以赞许。
五、汉月法藏及五宗法义之争
法藏法藏是圆悟门下的二弟子，也是与圆悟门下极富有个性的弟子，他出世之后极力阐扬“临济宗旨”，作《五宗原》，乃至引发了与乃师圆悟之间的法义之争。
(一）汉月法藏及其禅法
汉月法藏有语录十六卷，收在《嘉兴藏》三十四册之中，卷末收有法藏的年谱，另在黄宗羲的《南雷集》中，收有《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为我们了解法藏的生平及禅学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汉月法藏的生平。法藏(公元1573—公元1635年）号汉月，字于密，俗姓苏，梁溪(位于江苏无锡)人。法藏在十五岁时(公元1587年〕，便在家乡扬州德庆院为童子，三年后正式落发为僧。他在早年时，便向同辈发过誓，打算“四十当悟道六十岁死矣”，由此足见他出家精进求道的决心。在二十三岁（公元1595年）时，法藏以禅理解释《周易》、《河图》、《洛书》等，并“粘《河图》、《洛书》于壁，尝语人曰：十河九洛，象教总持，无须从文字道理处求之直指。法藏后来又以《论语》、《孟子》、《参同契》、《大学》、《中庸》等教授门人，一时之间，儒释驰骤，缁素往来问道者众多，他在地方上的儒学声望也随之日益提高。直到二十八岁那年(公元1600年〕，法藏察觉自己对宗乘中事，“自问理会也理会得，说也说得；只是一事未在，敌他生死不得，遂决意行脚十方，参访诸方尊宿。此后，汉月一方面求戒，一方面行脚参访，并遍购古德尊宿语录，以求从中有所收获。到二十九岁（公元1601年）时，法藏才开始向云栖株宏乞戒，然未果，株宏只授了沙弥戒给法藏气法藏在行脚参访的同时，因读《髙峰语录》了然有省，宛若自语，因发大心参禅，自誓大彻之后，当绍此宗。过了三年，汉月三十二岁（公元1604年），复向云栖乞戒，又被株宏以朝廷未开戒坛所辞，法藏为无法取得正式的僧侣身份感到极为苦恼。直到三十七岁时(公元1609年古心如馨在金陵灵谷寺开南山法门，法藏才正式前往受具足戒。受戒后一年，法藏驻锡虞山北麓三峰清凉禅寺，从此开始下苦功自修。黄宗羲在《塔铭》中谓他“胁不沾席，中夜为昏沉所苦，小师分香撃板，佛号彻天。每叹曰：‘吾尝言四十悟道，今三十有九，徒劳若是，岂终负此语乎？’泣不能禁于是，法藏随老宿朗泉老和尚闭百日死关忽眩晕，吐痰斗许”，一睡五日不省人事。忽“会窗外有二僧夹篱折大竹，声若迅雷”，法藏这才醒来。他此刻顿时觉得心空，便作言：“古人所谓前后际断，不可坐着，乃尽力推究。忽于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凡祖师言句，一时会尽。自此触处皆悟，转悟转深，尤于高峰落枕消息，得大受用。”3法藏此后又披读觉范的《临济宗旨》宛然符契，如对面亲质”，因曰“我以天目为印心，清凉为印法，真师则临济也”，此后每每以此自诩。
到四十六岁时，法藏巳经颇具声誉了，前来参学的禅僧与士大夫很多，以致“提唱无虚日”。但在说法时，法藏“不正位，不登座”，不以宗师自居，因当时他还没有可以值得夸耀的师承。直到五十二岁时，法藏才到金粟山广慧禅寺去拜圆悟为师。《年谱》载圆悟于天启四年将从上嗣法源流并信拂付嘱给了法藏，且于天启七年将袈裟与手书交付法藏，要求他“领众说法”，其中并无许多枝蔓。但在《塔铭》与《五宗救》中，则详录了法藏与圆悟间在师承上存在的种种龃龉，为他们师徒日后的那场笔战埋下了伏笔气次年，法藏以临济嫡传的显要身份，历住常熟三峰清凉院、苏州北禅大慈寺，以及杭州、无锡、嘉兴等地的八处寺院。
据黄宗羲的《塔铭》所载：“闻密云悟公以临济第十三世开法金粟，师（法藏）徘徊而就之，云大喜，上堂告众曰：‘汉公悟处眞实，出世先我，所以屈身来此者，为临济源流耳。老僧从来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汉公。’师请来源，云曰：‘临济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贵单刀直人。’请言堂奥，云不应，良久曰：‘宗太密，嗣续难乎其人，不若巳之。’师曰：‘不然。黄龙有言：学者欺诈之弊，不以如来知见之慧密煅之，何由能尽？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乘虚接响者混我真宗。若师家大法不明，无从辩验，吾宗扫地矣。’遂辞去，云以源流付师，师不受，曰：‘三玄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祗受。’时师已登舟，雨雪未行，云传语曰：‘吾家以拄杖拂子标题种草，汝将谓别有实法口耳相传耶？’因问云：‘玄要且置，如何是一句？’师答以偈：‘雪寒江水冱，此是第一句。团也团不圆，劈也劈不破；滚倒牛角尖，无舌舌头大，深深深处绝古路。若一行，是门戸；若要行，子非父，问取和尚道一句。’云又问：‘汾阳道三玄三要事难分，如何是难分处？’师又偈：‘若落难分处，颟顸未足谈；若还分得是，依旧隔千山。’云又问：‘得意忘言道易亲，如何是得意忘言处？’师画0相答之，解缆而行。云又遣人问：‘此是圆相耶？三点耶？’师答书曰：‘法门建立之密，千古万古不能扑破，宗未破，则临济犹生也，岂可以一时举扬之不易、承接之无人，便欲越过此宗，喜行平易坦途？故觉范曰：此如衣冠称孔门弟子，而毁《易‘系辞》，三尺童子皆笑之。’云谓赍书一黙曰：‘我先师不曾说起，彼旣知此，彼自行之。’一黙谢，行宗，受源流以复师。未几，应北禅之请，师又上书于云曰：‘藏得心于髙峰，印法于寂音和尙，一棒血流，三番大灭，瓣香总炷一垆。’云答：‘只恐不是玉，是玉眞太竒。’当是时，云虽有憾于师，心服其英伟辨博非及门所及，姑且牢笼之。而及门者多恶其张皇，谗构间作，于是有《辟妄七书》，天下视其师弟子之间若水火焉。然师固未尝失师弟子之敬，第以法门大事，不欲掩以私恩耳。今之议新会者，谓其从聘君无所得，独坐十余年，恍然觉如马之有勒，其不宗聘吾明甚。儒释同例，则师之龃龉，于师门又何害耶！”在黄宗羲《塔铭》后，附有法藏门人弘储的答书，其中有“叹先三峰和尚道高天下古今，乃遭艰苦，非亲见面目、心手独诣者，不能倾吐深痛以告夫天下古今也”之句。可见，黄宗羲的《塔铭》多少是受命于法藏门人，不免带有某些偏私。而在弘忍的《五宗救》中，则对此大肆渲染，似乎更不可采信。盖《年谱》系弘储所作，其编纂态度要比弘忍客观得多，也不会刻意去侮辱圆悟的人格，因而免去了不必要的法门之争。
法藏在接受了临济法嗣之后，他的名声愈来愈大，同时在开堂说法中对佛教界的批判也极为严厉。其门下都已警觉他到这样做将会引起教内外的反感，劝请法藏稍加收敛，但法藏对这种人情世故的考虑予以摒弃，并以其弟子“轻法惜身”驳斥之。与此同时，法藏因博通儒学，又长于禅理研究，因而博得了不少官僚士大夫的推崇。大司马岳元声见到三十五岁的法藏时，曾慨叹道：“堂堂我辈中巨人，被释门束之以袈裟，信儒门澹薄耶！见《年谱》万历三十五年条)在与法藏交往的文人之中，既有一般官吏，也有像董其昌、钱谦益、黄宗羲那一类着名文人，因而他住持各地寺院，均有官僚士大夫出面来护持。
法藏虽然投身于圆悟门下，但他在禅观见地上却与圆悟大相径庭，加上他那刚强的秉性，没有丝毫让步的可能，因而最终还是导致了师徒不和。法藏嗣法后仍以“临济宗旨”教授门人，开堂说法多拈提《智证传》以力阐纲宗，他还明确地致函圆悟：
自谓得心于高峰，印法于寂音，无复疑矣！乃复发愿弘两枝法脉，合-起临济正宗。凡遇埽宗旨者，力为诤之，不独负荷滹沱，将使云门、沩仰、曹洞四家遥承近续，令五宗再灿，愿世世生生为接续断脉之种。所以酝酿有年，搜破不满，提持之暇，屈指诸家。和尚乃高峰嫡骨正传，敢不一谈堂奥！向于金粟山前，叨承委付。然尚苦攻力辩，往复数四，种种具诸语录，流布诸方。兹因吴门北禅之役，旧参新学，一时来集，咸劝乘时拈出，不昧先宗。藏不获辞，谨以生平愿力，披肝胆于侍者之前。倘和尚一棒血流，三番火灭，藏敬将高峰一脉，与寂音、临济、佛祖、威音，倂老和尚，向北禅堂前，连瓣香炷作一炉烧却，免见祸害诸方，用报法乳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