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现代东乡语固然属蒙古语族语言，与同语族语言相比较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点。综合语言学家们的观点，这些特点主要是在语音方面，元音比蒙古语多(m、3)，是卷舌音，且没有长短的对立；辅音多G、h、z、K。在语音方面还与突厥语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多小舌音和喉音，这是突厥语的特点。此外，东乡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很多借词，约占东乡语的20%左右。除汉语借词外，还有一部分借自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些借词不尽是宗教用语，其中很多是日常生活用语，特别是突厥语借词更是如此。蒙古语学者一般认为，在蒙古书面语中保留了一些突厥语借词，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东乡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与蒙古语的突厥语借词有所不同，如“杏”、“鼠”、“墙”、“麻”、“石”、“城镇（集市）”、“雾”、“榔头”、“筷子”等。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突厥语借词不是近几十年内借入的，而是较早期就借用了。这些借词的情况表明，东乡族与操突厥语的民族很早就有过密切交往一些语言研究者更进一步指出，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在东乡语中是底层语言，即这些借词实际上是东乡族原来的语言中保留下来的词汇一些学者还认为，东乡族的先民原来操突厥语，后逐渐转用蒙古语族语言，所以其语言中较之同语族语言有较多的突厥语借词从这些论述看，东乡族先民是操突厥语而非蒙古语的民族，这与中亚撒尔塔人是突厥语系的民族的观点也相吻合。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也只能得出东乡族先民是撒尔塔人的结论。至于东乡语中的波斯、阿拉伯语借词，一部分是宗教用语，另一部分也是中亚撒尔塔人曾借用的词汇，以后也被保留下来。
第三，既然东乡族先民是操突厥语的中亚撒尔塔人，为什么后来又采用了蒙古语族语言呢？这大概是由东乡族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元朝是蒙古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反映在语言上，蒙古语是官方和通用的语言，特别是在蒙古军中和屯戍区更是如此。被掳而来的中亚撒尔塔人和其他民族的士兵、工匠，其主要任务是为蒙古军服务，即使由他们单独组成的军队，也由蒙古将官统帅。他们要接受蒙古将领的指挥，与他们打交道，不学会蒙古语是很难想象的。同时，由于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境内的各民族分为四等，蒙古族为第一等人，为了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和特权地位，一些人便学习蒙古语，假冒蒙古人，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地方都曾发生。所以，当时的中亚撒尔塔人学习蒙古语也不足为奇。另外，现代东乡语与《蒙古秘史》中使用的蒙古语更为相似，这表明中亚撒尔塔人使用的是14世纪以前的古蒙古语，以后没有与周围的蒙古族发生过关系。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东乡族先民不是蒙古族。我们推断，那些学会蒙古语的撒尔塔人在偏僻的东乡地区居住，与蒙古族没有任何来往，所以保留了蒙古语的一些特征。由于他们只学会了蒙古语而没学会蒙古文字，其语言也没有较大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东乡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3.地理名称。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同样包含着历史，而且因其在词汇中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故常常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东乡族居住地方主要有两类地名与其族源有关。一类是奇僻的、在东乡语中又没有任何意义的地名；一类是表示屯垦牧养的地名。这两类地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撒尔塔人由蒙古族将领统帅在此屯垦戍边的历史真实。
在东乡族居住地区有很多奇怪的地名，如伯勒克、考勒、毛毛、苏麦图、科妥、楚布拉、赤孜拉兀、苏马赤、乌麦斯、郭罗青、塔拉兀、布楞光、夫格青、哈卡叉、呼拉黑，等等。东乡人常常为此而感到困惑，因为在现代东乡语中这些地名没有任何意义。为了解开这个谜，有人作了考证，认为这些地名很多都与中亚的一些地名相对应。如：喷赤河（Panja，在锡尔河下游)一本之光(在东乡），阿里玛图（Alimatii，在伊塞湖北）一阿里麻图（在东乡），乌浒水（Uhu，阿姆河别称)一乌户（在东乡），薛合里（Zhchty，在四儿忒斯坦)一者合里（在东乡），撒里普勒（Saripale，在布哈拉和萨马尔罕之间）一萨勒(在东乡），塔巴兰（Tabamn，在塔巴兰县)一达巴拉（在东乡），干土（Kantu)城(在毡的附近)一干土光(在东乡），纳伦（Nanm)河（在吉尔吉斯境内）一纳伦光（在东乡），孔格勒（Kongures，乌兹别克境内，即康里）坑格勒（在东乡），呼罗珊（Khorosan，在阿姆河西南）一胡拉臣（在东乡）。笔者是同意这种观点的。马松舲说，撒尔塔人“所至之地带以原驻地名名之”。既然撒尔塔人有这个习惯，这就完全有可能了。其中如阿里麻图这个地名，可以断定就是撒尔塔人带来的中亚地名。据《元史》记载也罕的斤，匣剌鲁(哈剌鲁、葛逻禄)人。祖匣答尔密立以斡思坚国(费尔干那附近的小城）哈剌鲁军三千来归于太祖，又献牛、羊、马以万计。以千户从征回回诸国，又从睿宗及者别儿谕降河西诸城，后从攻临洮死焉。”1211年当蒙古军出现在七河北部时，该地区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哈剌鲁的阿尔斯兰汗归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降旨称他为阿尔思兰——撒尔塔黑台”，张星烺曰：撒尔塔又言大食也此不确。实际上，Sartagtai即“撒尔塔民族的人”。蒙古人在表示某一人的所属民族时，往往在民族名称后加一“tai”音。阿尔思兰汗归降后，其军队曾像回鹘军队一样，参加了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战争。13世纪初，哈剌鲁的另一部分驻于阿里麻里，以后也归降成吉思汗，他们可能被分配到匣答尔密立属下，以后随成吉思汗南攻西夏，到达今临洮后死于此地，其属下部分人有可能留驻这一带，并以原驻地名名之，取名阿里麻土。关于阿里麻土，马通先生说此地名与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有关系，阿里麻土人在追根溯源时，说他们的先祖是从阿拉木图被签发来的，落居东乡后，仍以老家之名命名不知此说本何，暂存疑。葛逻禄（哈剌鲁）是突厥之一部，在今东乡地区有个叫哈剌路赤的地名与之对应。在东乡语中，哈剌路是地名，“赤”是附加词，以后演变为哈剌路赤，所以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哈剌路的”，也可以理解为“哈剌路”。这个地名有可能是以前哈剌鲁人居住的地方。除了前述匣答尔密立到过东乡族居住的地方外，另有一之葛逻禄人也到过东乡附近地带，如塔不台率领的哈剌鲁军队结束了成吉思汗对金的战争后，“由河西、陇右入关陕”，而且在元朝时，大批哈剌鲁人入中国定居(I)，其中一部分定居于战略要地的东乡地区也在情理之中。和中亚撒尔塔人一样，东乡族也有走到哪里就把原住地名带到哪里的习惯，如东乡地区有六个名叫“萨勒”的地名，考其渊源，都是高山乡萨勒村人。这说明，此类地名就是中亚撒尔塔人带来的，是中亚地名在东乡地区的移植。还有一些地名的念法与突厥语语音特征相近或相似，有可能是撒尔塔人用突厥语起的，由于语音的变化，现在的东乡族已不知他们的意思了。
在东乡族居住区，还有很多地名与手工业、镇戍、屯垦、牧养有关。与手工业有关的地名如：免古赤(银匠）、托木赤（铁匠）、益哈赤（碗匠）、阿篓赤(编织匠）、阿拉松赤(皮革匠）、坎迟赤（麻匠）等。这些地名都分布在东乡南北二岭上。一个地方如此均匀集中地分布着以同一行业性质命名的地名，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安排的。我们推断，这些地方可能就是蒙古人安排撒尔塔工匠的地方，这些地名就是这么来的。表示镇守的地名如：达鲁花臣、巴素赤、沙黑赤等，分别是蒙古语、突厥语和波斯语，都是“镇守官”、“镇守者”的意思。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官职命名的，而且从三种语言命名官职看，表明东乡地区的镇守者可能是操突厥语的撒尔塔人以及波斯人。达鲁花赤是元朝官职，此职一般由蒙古人充任，在缺乏蒙古人时，允许“有根脚”（门第高贵）的色目人担任，回回人忽撒马丁就曾经担任过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由此推断，设在东乡地区的达鲁花赤可能是个撒尔塔人，他的任务是管理工匠和屯田事务等。他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难答任命的。与屯垦有关的地名如屯地、屯田、新屯地等，在考勒乡就有三个叫“屯田”的地名。这些地名表明，蒙古军确曾在此从事过屯田活动。与牧养有关的地名如郭尼光(羊沟）、夫格光（牛沟）等。东乡地区有一首花儿唱到金山银山的八宝山，鞑子们占下了草山。”这表明，蒙古人在东乡地区占下草山从事牧养，而兀拉阿臣（牧养人）皆由撒尔塔人担任，所以歌词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如果东乡族是蒙古人为主形成的，他们是不会把“鞑子”这个诬称强加于自己的。还有一些地名与元朝的制度有关，如广他木赤”，这是“探马赤”的对音。探马赤是蒙古兵制，是由各部族组成的军队，主要任务是充当先锋，所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故也可作“镇戍官”用这个地名表明蒙古军确曾在东乡屯聚镇戍过。又如在东乡黄河古渡口有一个叫“扎木赤”的地方，道润梯布说《蒙古秘史》中的扎木赤即站户(1)，站户即司驿者，掌管驿传的人。所以东乡的这个扎木赤为蒙古军设立的驿站（可能是水站）无疑。还有兀剌阿赤、八拉臣、哈剌赤等地名，分别是“管驿马的人”、“管财物的人”、“驿站上设置的守卫”的意思。从以上地名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东乡地区曾经是蒙古军的一个重要屯戍点，在蒙古或撒尔塔达鲁花赤的统领下，大批的撒尔塔士兵在这里为蒙古人屯垦、戍边、牧养，而撒尔塔工匠则随军服务。在屯戍军中还设了八拉臣，专门管理财物，提供后勤保障。蒙古军还在这里设了驿站，并配备了必要的守卫和管理驿马的人。东乡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印证了这个假说。东乡地区几乎是四面环水，中间隆起，居高临下，攻守自如，进可以攻吐蕃，退可以进中原，是扼制中西交通的咽喉地带，军事位置很有利，且境内J11源地带土质肥沃，灌溉便利，山区水草丰美，是镇守戍边、屯聚牧养的好地方，因此把这里作为重要的屯戍点是完全可能的。
4.遗传特征。对于东乡族是否在遗传特征上与中亚撒尔塔人有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推断。一是从分析东乡族的ABO型血型分布和遗传距离入手，二是研究其体质的外部特征，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族源问题。
血型在种族起源和迁徙等人种学方面的研究中有重要价值。把血型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计算遗传距离的方法，借以判断历史上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人类学家正在尝试使用的一种新的方法的一部分。林耀华先生认为，这种方法是从生物学上解释人类进化中出现的各种变异情况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但采用这种方法时，应尽可能的采用各种证据我们把这种方法引入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中，对于确定东乡族是以中亚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观点，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年来，在东乡族和其他相关民族血型的研究的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帮助。我们先将有关成果列表于下另外，刘桂枝同志通过调查有关民族的ABO血型，并参照有关医学文献报告的部分民族ABO血型调查资料，对西北七个民族的ABO血型分布点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对比分析，计算出他们的遗传距离，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将他的计算结果也一并列出，然后再辅之以其他材料加以研究。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第一，东乡族与维吾尔族的ABO血型分布特点完全一致，频数顺序同是BA0，B型最高，0型最低，民族指数均1，遗传距离最近。因为人类血型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遗传的，并且不因环境而改变，所以上述结果充分表明，东乡族与维吾尔族有亲缘关系。第二，据文献报道，宁夏回族也是B型高的民族，其q基因频率为0.2530，与东乡族接近。这与历史记载和我们的推断相吻合，因为他们同是以中亚人为主形成的。但东乡族与甘肃回族的ABO血型分布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甘肃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了汉族和藏族的成分，致使基因交流，形成了0BA的血型分布，这与历史记载也是较为吻合的。第三，与汉、蒙古、藏、裕固族相比，东乡族与保安族的遗传距离较近，这与史实相符。据研究，保安族是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为主形成的所谓色目人，是元代对中亚各民族的统称。这与东乡族的来源基本一致。第四，很长时期以来，有些同志认为东乡族是以蒙古人为主形成的，但从ABO血型分布看，东乡族既不同于甘肃蒙古族（0AB)，也不同于西北蒙古族（0BA)，遗传距离很远。这就从遗传学的角度排除了蒙古族是东乡族形成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可能性，表明东乡族并不是以蒙古族为主形成的。
那么，为什么东乡族与维吾尔族血缘关系接近呢？首先，两族没有通婚史。据报导，东乡族的调查是在甘肃的东乡族自治县进行的，受检512人三代均未有与外族通婚史，且甘肃东乡族与新疆维吾尔族相距甚远，不可能通婚。这就排除了两族因通婚而形成的血缘关系接近的可能性，两族血缘关系接近定有其他原因。第二，中亚撒尔塔民族是以突厥人为主形成的突厥系民族，而维吾尔族很早就是突厥的一支，两族原来的人种底子相同，缘相近。第三，突厥人原属蒙古人种，进入中亚后，人种渐趋变化，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并以突厥人为主，形成了一个撒尔塔民族，维吾尔族的先民回纥人原也是蒙古人种，进人塔里木盆地和中亚后，人种变异，混有髙加索类型特征因此，两族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的人种特征也是基本一致的。第四，刘桂枝说，东乡族原是突厥系的，其渊源同突厥有一定关系。这与我们推断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观点不谋而合。作为撒尔塔民族后裔的东乡族，其血型与维吾尔族接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第五，东乡族的先民撒尔塔人与维吾尔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公元840年回纥汗国被黯戛斯灭亡后，一部前往帕米尔高原以西，称葱岭西回鹘。他们在中亚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后，多次深入河中地，推进了这一地区的突厥化过程，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融入中亚撒尔塔民族中，成为其组成部分，在以后的交往中，撒尔塔人也可能融入维吾尔族中。因此，人们也用撒尔塔来称呼维吾尔族。以上说明，东乡族与维吾尔族血缘关系接近是有历史原因的，由此可以推断，东乡族就是以中亚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