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宗教的因素。从十九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农民反清起义失败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及清廷的腐败，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等等，“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他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是在汉族中发展起来的，以汉族为主体，回族由于宗教的原因，一般不参加它。那么，回族中的下层依靠什么呢？依靠自己所属的宗教团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深入到了回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派产生后，甘肃回族社会分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宗教团体，教民们维护着自己所属团体的利益，而团体也承担着保护教民的职责。教派中的宗教上层（教主、大阿訇等)在教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号召力较大。在清末民初的那种民生凋敝、农村解体、人心涣散的情况下，宗教对回族的维系作用就更大了。教民们必须依靠自己所属的教派，其生活才会较有保障。甘肃回族自有清以来，饱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之苦，虽历次奋起反抗，但均被一一血腥镇压，历经劫难，故民族生存意识非常强，一有风吹草动，即人人自危。辛亥革命引起的大动荡，使宗教上层及普通教民都感到不安，当回族将领招募新兵时，他们便积极响应，以图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庇护。故当回军招兵时，宗教上层一号召，便有许多教民投入回军。
另外，中国是个传统的农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依靠他自己的亲族维持生计，得到安全保护，还可以得到教育、娱乐和建立主要的社会关系。
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被教以要严守家庭关系准则，尤其要讲孝道。回族也是这样，除保留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外，对中国社会的许多传统思想加以融汇、吸收，如三纲本是汉族的东西，但由于回族和汉族共处了许多个世纪，遂对其也表示赞同、支持。同样，中国传统社会对把大多数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集体或宗族的重视，也在回族中得到了反映，具有血亲关系的家族也为回族社会特别重视。这种传统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说“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情形，一个人做了军官，家族中的许多人也跟着吃军粮。如庚子之役时，甘肃回军简练军中，将领马福禄、马福祥是兄弟，马福禄中弹牺牲，“从弟福贵、福全，侄耀图、兆图亦英勇捐躯。”这个家族的青壮年几乎都当兵了。到辛亥革命时期，甘肃回军因急于扩军，家族的作用更是被发挥到了极点。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清末民初，由于政局动荡不安，社会不安定，故同任何动乱时代一样，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即认为“武人比文人更吃得开，也就是“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再加上甘肃回族素来强悍，具有尚武精神，故对从军一事，也就不视为畏途了。
由于以上诸种原因，故马安良等在辛亥革命时期扩充甘肃回军时，很快就得到了大量的士兵。如马安良在河州等回族聚居区拔兵时，“召集河州一带的大小门宦，利用教权去拔兵。照所拔人数的多寡给以营长、哨官等职务”，这样一来，“门宦中的子弟得了做官的阶梯，在门宦下的教民也有了发战争财的机会”。一些大大小小的地主也带着自己的佃户赶来投军，也得到了适当的军职。因此，马安良很顺利地拔出大量士兵，并带来了许多“跟营”。“跟营”亦称“随营”，是清季直到民国二十年代军界的一大怪现象，即每逢阵战，动员官兵家属或同乡等人，随军从征。士兵上了前线，“跟营”在后面守营盘，做饭喂马，向前线送食物。士兵阵亡，“跟营”顶补。很明显这就是家族作用的突出表现。
那么，这样招募组织起来的甘肃回军官兵关系怎样呢？我认为他们之间有紧密的私人关系。因为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各营官，而营官则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等，对于这种遍及全军的私人关系的制度，曾国藩在17世纪就曾极口称誉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再加上教派或家族等关系，私人关系就更为错综复杂，而回军育兵的联系相对来说也就更为紧密了。
四、甘肃回军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义旗遍举，许多省份前后宣告独立。但还有一些省份，仍受着清廷的控制，甘肃就是其中之一。这时统治甘肃的是忠于清室的陕甘总督满人长庚。1911年10月22日，陕西的新军第三十九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西安起义，协统手下的一个参谋官张凤翱成了大统领（以后和别省一样，改称都督）。消息传来，甘肃大震。前陕甘总督升允这时也从陕西仓皇逃到甘肃，与长庚决定组织甘军东征，援陕“勤王”。这时清政府军机处也来电，起用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兰州道彭英甲为陕西藩台，兼办陕西军营务处。彭英甲深虑革命声势大，以现有的清军对付，恐难致胜，“力主召募回队以抗陕师，加之长庚怕陆军学生中有革命成份不敢用，于是就叫马安良添招回军马步兵十营，加上其原来的部属，苹十四营，约七千余人，编成精锐西军。
精锐西军组成后，仍沿用西军旧日建置，分为中、前、左、右、后五军，以马安良为尨统，马麒为帮统，马占奎（马安良之叔父）、马王S等为分统。长庚为充实马安良的势力，“将陕甘总督署军械库寄存的左宗棠所遗来复枪两千枝，及由德国新购的毛瑟枪五千枝，一并拨交马安良”，由此则可窥见长庚对回军所寄希望之髙。
与此同时，还改编常备陆军第一标陆洪涛部为振武军，固原提督张行志所部为壮凯军。另外将崔正午统率的回军马队五营与黄钺所统率的新军一营，改称骁锐军，后分开，但崔部仍号称骁锐军。
长庚与升允组织东征军既妥，就分东南两路，向陕西扑去。以马安良、陆洪涛所部为东路军，是这次攻陕的主力，在升允直接指挥下，由东路泾川向陕境长武、邠州进发，以张行志、崔正午部为南路军，由秦州（今天水）向凤翔进发。在此以后，我仅谈谈回军的主要活动。1911年11月间，宁夏会党起义。长庚为安定后防，令马安良派大军前往镇压。马安良即派帮统马麒分兵进袭宁夏。马麒以其弟马麟为先锋，由河西经中卫急行军，包围了宁夏城垣，会党以势单力孤，难以抵抗，早已弃城而逃。马麒、马麟进城后，大肆杀掠，破坏很大。宁夏事平后，马麒便率部转赴陕西，在乾州与马安良会合。
1912年1月，马安良率部赶至乾州，在城的东西北三面围攻。守乾州的是张云山，布置周密，西军一时围攻不下，攻城的西军多被灰石打伤。这大大出乎马安良的预料，他再也不敢小觑陕西革命军了。在乾州城附近的陵坡，马安良还曾一度被围，所着马靴中弹穿孔，几至就擒。无奈，只得暂时相持下去。南路的崔正午所部回军五营，原属黄钺骁锐军，因不服黄钺所管，因得改所部隶固原提张行志部下，但仍号骁锐军。崔部出秦州，攻下汧（今千阳）、陇（陇县），在马安良部围乾州时，其部也在攻凤翔。这时有国民党员罗佩珩同一张姓来甘肃宣传革命，路过固关，被崔军查获，囚在清水监狱，县人张连喜、王登高等谋劫狱营救，事泄都被杀害。
1912年2月13日，南北议和告成，清宣统帝宣布退位。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电息兵。甘肃以文报不通，人民尚不得知。攻陕的各路甘军，也因升允将有关文件密不发布，故亦不知真情，还在升允的督促下，一味猛攻。
陕西革命军中总理粮饷兼管军务大都督马玉贵（字青山）因本人系回族，就多次以回民的身份，致书于马安良；责其“率同胞以害伺胞，于心何忍。陕甘交战，辛苦于冰天雪地之中，主客两伤；死丧于枪林弹雨之下，人神之共忌，回汉之所不容”，并用同治年间清军残酷杀害金积堡数万回民之历史教训，说明回民与清廷不共戴天，启发马安良之民故感情，劝其弃暗投明，勿为升允愚弄。马玉贵又伺北京回族阿訇王浩然等人士联系，多次函电劝告马安良息兵。王浩然阿訇在给马安良的电报中写道翰儒教兄勋鉴：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弟以依妈尼为证，誓诸真宰：共和政体，决无妨害吾教，请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边远之地，真相难明，况尚有因忌吾而欲害吾者从中播弄是非，以收渔人之利耶？明鉴如吾兄，必能洞烛其奸，不为一姓尽愚忠，而拂万兆之幸愿。兄执西北军机牛耳，处此潮流激族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兀动、民族英雄、宗教伟人，只一1反掌耳。时机难再，幸勿失之！敬希急速停进，通电翊赞共和，福被群生，名垂永世，岂国家之幸，是亦回族之福也。”马玉贵、王浩然等人的劝告，对马安良的思想触动很大，使他下决心率先停战，并将军队陆续撤退。升允虽想继续用兵，但精锐西军这样的主力部队都不支持他，便无力再攻，加之各军知情后，也均表示不愿再战，升允无奈，只好离职而去。于是陕甘言和，甘军次第撤回，攻陕之役不了了之。
在甘军出动攻陕之时，兰州人心惶惶，城防吃紧，长庚遂改周务学所部常备三标为忠武军，并调西宁镇总兵马福祥率所部回军来省，又让其增招回族士兵数营，编为昭武军，以马福祥为统领。马福祥在回军诸将领中，素以有见识闻名。他喜欢读书看报，眼界比较开阔，对政治局势的变化比较敏感，故对甘军攻陕一事，他并不积极，持观望态度。升允原想让马福祥部也前往攻陕，但马福祥托词“服制未除、呈请终丧”，遂被长庚留驻兰州，保卫省城。1912年2月14日，甘肃接到清帝退位诏书，长庚、升允密不发表，仍督饬甘军攻陕。这时，甘肃绅士王之佐在兰州鼓吹共和，长庚欲杀之。适王之佐的同学水梓从宁夏到兰，因其与马福祥交往甚厚，前往说情，请马福祥代为通融，王之佐方免一死。王之佐、水梓盛称马福祥未用兵攻陕为有远识，并告以全国情势，促其早日行动，促成甘肃共和。
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时国体改革一事，人人皆知，但甘肃还不响应。于是，马福祥往见长庚密请决定大局，长庚说地方的事，大家觉得怎样好，就看着办好了，尽可由地方人士自作主张，对外如何表示，我决不闻不问”。马福祥得到长庚的这些话，就和代甘肃布政使赵惟熙、咨议局议长张林焱等商议，发电中央，承认共和。袁世凯乃命赵惟熙为都督，长庚遂离开甘肃。至此，甘肃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民国时期。我们对甘肃回军在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活动的描述，也就到此为止。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最后地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能说这次革命完全成功了。虽然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领导权却被官僚军阀等夺走了，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因自己力量不足，大都利用了一些握有军权的人。在革命迅速发展，如烈火燎原时，一些旧军人也看风使舵，投机革命，成为假革命。这样，经这一历史的大动荡时期，便孕育出了近代中国史上一个不正常的时期——军阀时期。“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军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领导地位已经奠下了基础。军人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从中央到地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军阀。
甘肃也不例外，革命后，地方军事势力兴起，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回族军事武装力量的兴起。辛亥革命前，甘肃回军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但由于清政府对回族一直抱着猜忌防范的态度，限制回军的发展，故在清代，具体来说，是在清王朝的后期，回军的军事力量一直有限，势力范围也有限。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如行将没顶之人，垂死挣扎，只要能利用的力量，就尽量利用，再也顾不得列祖列宗的遗训了，再也顾不上防范异族的审慎措施了。西安起义后，陕甘总督长庚等妄想扑灭革命的火焰，但苦于军事力量不足，出于无奈，就想利用回军为其冲锋陷阵。于是，回军借此机会，大量招募士兵，一时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攻陕之役因清帝退位，全囯大局已定，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这次军事行动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那就是它促成了甘肃回族地方军事力量的迅速兴起。自此以后，甘肃回军的势力日益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地方实力集团，在一段时间内，甘肃八镇之中，回军集团就占有一半。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西北诸马地方势力，都是由辛亥革命时期得到很大扩充的甘肃回军发展而来的，同那时的甘肃回军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回军集团的势力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经历了政治上的多次风云变幻之后，还牢固地盘踞在西北，直至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其军事力量也很快崩溃，其势力也就烟消云散了。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经济地位往往决定着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态度。在辛亥革命时期，马安良等回军将领出于本阶级的利益，抵制、害怕变革，曾一度站在革命的反面，镇压起义。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大势所趋，他们也不得不转而响应革命了。马安良率先从陕西撤兵，马福祥出而响应共和，成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了。在革命后，马安良由于握有军事实力，被袁世凯任命为甘肃提督，一时声威赫赫，竟一度被甘肃的国民党员依为靠山，选其为甘肃国民党支部长。这些回军将领能顺应历史潮流，使陕甘言和，承认共和，并及时填补了甘肃的某些权力真空，使甘肃在当时那种全国政治局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未起大的动荡，未发生新的民族冲突，这些应是他们有功于历史的一面。
在辛亥革命时期，回军广大士兵从军之原因虽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贫困的生活把他们推到了从军这一途上。在当时的各军中，出于民族感情，他们理所当然地加入到回族将领统帅下的回军中，幻想通过此途径来摆脱经济的困境。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回族等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他们的从军，只是造成了一些回族上层、高级将领的飞黄腾达，只是造成了一些回族军阀的地方军事势力。回族等族广大人民群众要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真正翻身，还须经过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苦难的历程还要延续将近半个世纪。
临潭回族的历史及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