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潭古称洮州，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具有悠久历史的县份之一，汉、回、藏等民族这里长期生产居住、繁衍生息，共同开发和建设了这片土地。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总人口131112人。其中汉族95324人，占总人口的72.7%；回族21367人，占总人口的16.3%；藏族14362人，占总人口的10.95%；其他民族59人，占总人口的0.05%。回族主要分布在城关镇（11833人。城关镇昔称旧城）、卓洛回族乡（1715人）、长川回族乡（2037人）、古战回族乡（1560人）及羊永乡（1083人）、新城乡（1415人）、流顺乡（847人）、术布乡（385人）等乡镇。
一、临潭回族的渊源及人口变迁
临潭回族的来源，最早可上溯到元代。元代，回回大量人居甘肃，至元末，已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的局面。元代在河州（今临夏)设有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所驻蒙古军很多，往来使者、商人、贡使络绎于道，又有‘哈志’所等宗教管理机构，遂形成了回回色目人活动的主要地方”。洮州地近河州，又处于汉藏交通要道，商贸繁盛，回回商人从邻近的河州等地来此经商以至留居，应该是可能的。这从明洪武年间即在旧城(即今城关镇)建有礼拜寺③的事实中也可推知。礼拜寺是穆斯林群众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创建礼拜寺，说明留居旧城的回回穆斯林已相当多，有了一定规模。这么多的定居回回，绝非朝夕之间所能迁来的，而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人数从少到多，逐渐增加的。因此，我认为，最迟在元末，临潭已有一定数量的回回落居。
大批回回前来临潭始于明初。洪武十二年（1379)，“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据纳麟七站之地……上乃命沐英移师平洮州……二月，戊戌，命曹国公李文忠督理河、岷、临、巩军事，与沐英讨番寇。英至洮州，旧城三副使遁去，追击，大破之，斩其酋长阿昌失纳等，遂于东陇山南川度地势，筑城戍守。遣使请事宜，上命置洮州卫。文忠言：‘官军守洮州，饷艰民劳’。上遣人劳师，谕之曰：‘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今弃不守，诸番将复为边患。惜小费而忘大虞，岂良策邪！所获牛羊，分给将士，亦足充两年军食。其如敕行之”由于朱元璋对洮州特殊地理位置的重视，征西将军沐英留下所部部分将士在洮州屯戍。留戍的将士中，有相当数量的回族将士。如洮州卫指挥兼千户敏大镛，系南京回族人，千户敏时风，百户丁起甲等，亦系回族⑤。他们的属下，当多为回族。临潭回族故老相传，临潭回族系由南京纟宁丝巷迁来，这在史学大家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中就有反映此间汉回人士问其由来。不出南京、徐州、凤阳三地。盖明初以勘乱来此，遂占田为土着……若赵、若马、若杨皆自谓南京泞丝巷人。此间有民歌云‘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来。’洮州无茉莉花，其为移民记忆中语无疑也。”新中国成立前临潭正月闹社火，群众唱的农歌中有这样一段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的老家在江南，自从发得洮州地，别有天地非人间”，反映了临潭许多回汉人民是明初屯田戍边而来的移民这个事实。
至清代，临潭回族巳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当地主要民族之一。由于清廷对回族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有清一代，甘肃回族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斗争。临潭回族也积极响应了历次反清斗争，打击了清廷在当地的统治。清末，临潭回族人口开始有了记载，据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洮州厅志》记载自同治兵燹至光绪五年（1879)，清查汉民共3541户，20430口；回民共1250户，10116口。现查汉民共5672户，40720口；回民共1668户，10653口。”
民国成立，甘肃军阀割据，各据一方，政局动荡不安，临潭回族在此期间遇到两次事件，严重影响t人口的发展。一为民国三年（1914)河南白朗起义军过临潭破旧城事件，临潭回族死伤约二千余人⑦；一为民国十八年（1929)事件，临潭回族受到当地藏汉反动统治者的屠杀，死难约万余人经此空前劫难，临潭回族人口锐减，一蹶不振，恢复极其缓慢，直至1949年，方增长至8385人。新中国成立后，临潭回族人口除在1959、1960、1961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所下降外，一直呈稳步增长势态，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为10740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13389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19305人，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发展至21367人。
临潭回族在经济方面，是很有特色的。临潭回族最初主要是由屯田戍边而来的，故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祖祖辈辈，都很重视农业。同时，回族惯于经商的特点也在临潭回族中得到充分表现。临潭地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接地带，商贸历来繁盛，史载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着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这说明临潭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农商并重的经济特点。
临潭回族的商贸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屯田戍边的汉回军民屯户效法南京老百姓在军营赶集的做法，在洮州城（即今新城）南门外开辟了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的赶集活动，交换农牧产品和生活用品。后来赶集活动日七扩大，招引四方商旅前来贸易，临近各卫也要求来洮州贸易，所以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三年（1415)下令给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今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各地商旅往来者听从其便。今陇各卫番人来洮，买卖交易，亦听其便，彼此并不许生事，由此可见当时洮州卫已成为汉回藏各族贸易中心。另外，明代在洮州设有茶马司，开展茶马贸易，初由政府实行垄断经营，后逐渐开放茶马交易市场，允许私商贩卖茶马，使洮州回汉私商从茶马交易中得益不少。
清代，临潭回族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旧城已成为内地与藏区的物资集散地，“其间积货通商，可称繁富者惟旧洮州堡一处，其俗重商善贾，居积洮地精华聚于是焉”。而新城则是“十日为一营”的农贸集市。回族商人将洮州驰名的洮马、洮砚、名贵药材以及皮毛销往内地，而将内地的日用百货、布匹等运来洮州。新、旧城出现了数十家商号，如“义兴恭”、“天兴隆”、“万盛西”、“天顺城”、“德盛马”、“永太和”等，其中大多都是回族商号。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统计，洮州厅年征商税84140两⑩，从此也可推知临潭回族商贸的繁荣。
民国时期，临潭回族商贸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是藏族地区，还是内地各城市，都有临潭回族商人进行商贸活动。临潭商业，主要集中于旧城和新城，但旧城远较新城为繁富。据1941年统计，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资金在两千元以上的商号有38家。新城“天成隆”等十家商号有资金34500元，只占旧城商业资金的百分之五点三。旧城回族商人，因为要前往藏区经商，故大都娴熟藏语，与藏族关系亦颇融洽。他们的经商形式有两种。一是坐商，开商铺、旅店或摆摊，二是行商，往来于甘、青、川藏区，以藏区所需之物往，而易其所产之物归。远赴藏区，千里经商，因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一年只能往返一两次，并备尝艰辛，但获利颇丰。旧城回族商业中，西道堂的商业活动尤为成功。“商业是西道堂的主要事业和经济来源。
西道堂立足旧城面对藏区，远及全国主要商业城市，从事坐商和行商活动。既开设商号，又组织商队，既经营布匹百货，也经营畜产和粮食……他们先后创办了十个商号。截至1949年，仅旧城就有铺面六十一间，旅店二处。行商驮牛最多达二千头，骆驼六十峰，驮骡四十多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潭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贫困的回族农民分到了土地，扬眉吐气，生产积极性一度高涨。但商业基本上是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实行统购派购和统购包销政策，这使临潭回族的私营商业经济陷人停滞状态，并进而影响到回族群众的生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商业体制进行了改革，提出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调动了社会经商的积极性，使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素有经商传统的临潭回族，又开始一显身手，纷纷投人经商的大潮。他们下四川、上青海、跑西藏、闯沿海，跨省区经商做生意，生意越做越红火。据了解，在全国18个省区的80多个具，仅坐地经商的临潭回族商人就有2000多人。临潭回族商业就其经营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而言，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旧城回族中，既有开商店、办公司的，如临潭县华侨公司、侨联公司等，就是回族兴办起来的，现已成为临潭集体商业的重要力量；又有办厂子、搞实业的，如旧城的砖瓦厂、清真罐头厂等，也是回族创办的；还有从事专业运输的，仅旧城一地，就有回族运输专业户近百家，拥有大小汽车百余辆。旧城每年还有个六月会（骡马交易会），届时，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进行交易。会期人山人海，繁盛之况，在甘南首屈一指。为了拓展市场，临潭回族坐商和行商相互联合，把商业网点不断向外延伸。他们把当地的青稞以及发达地区的工业品贩运到川、青、藏三昝藏区，又将藏区的畜产品、药材和木材等销往内地以及沿海地区。在川、青、藏三省中80%的牧业县，都有临潭回族在那里坐地经商。西藏昌都有一条集中了200多名临潭回族商人的商业街，年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上。在内蒙古二连浩特、新疆阿拉山口和甘肃马鬃山等边境口岸，临潭回族商人也十分活跃。在西藏樟木口岸，常年坐地经商的临潭回族商人就有20多户。
三、临潭回族的文化教育
临潭虽地处西北一隅，但人们并不闭塞，对教育文化历来比较重视。明永乐十年（1419)，洮州卫都指挥李达首先开办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从此洮州始有了教育事业，改变了洮州“宋元而上，莽为寇区”的蒙昧状况。明代实行科举制度，洮州士人中曾有考中进士者，至于贡生、举人，就更多了。临潭回族除在清真寺接受伊斯兰教教育外，也接受汉文化教育，明代取得功名的临潭士人中，也有回族学子，如丁克承等。
清代，临潭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办有义学多所，并出现各种类型的私塾，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姚州厅副将督同廪生敏晋成、丁朝弼捐建旧城回民义学，嘉庆十五年（1810)，复添修学舍，于隙地修铺面15间，收租藉修。光绪二十一年，武举马呈文，武生马呈图、马明德、敏步云等倡捐禀官重建清代取得功名的回族士人甚多，其中着名者有敏晋成、敏翰章等。“敏晋成，嘉庆丙辰岁贡生，延安府安定县训导。勤于作人，彼都人士有春风化雨之颂。在家创建义塾，化导回民，民甚德之”。“敏翰章，字倬丞，号柳屏，旧洮堡人，清廪生”，宣统己酉拔贡。“辛亥反正后，充甘肃精锐西军提帅马瀚如幕宾”，“民国元年，任甘肃正宁县知事，政声卓着，民七被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造议席任满，缓远主席马云亭延充军需课课长”，后归本省，“又历任古浪、镇藩、武威、永昌等县县长。所到缉匪安民、治水垦田，未尝一日安逸”。
民国时期，回族新文化运动兴起，兴办新式回民小学之风，也遍及全国。
临潭回族也不甘落后，至1948年已先后兴办回民小学9所，教职员有25名，学生815名。回民小学加授阿文，请阿訇讲授。这些回民小学为临潭回族培养了不少人才。建国前，临潭回族中前往外地深造的学子亦不乏其人。在北京大学、华西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中，都曾有临潭回族学生在孜孜求学。
新中国成立后，临潭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很大发展，正规中小学教育逐渐普及，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确立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全县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截至1989年，全县各类学校已达154所，在校学生达15060多人，教职员工900余人。历年来，这些学校为临潭的经济文化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回汉各族学生。近十年来，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回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在考人大学或中专时，分数线有所照顾，这使得临潭成百上千的回族学生进人大、中专院校深造，临潭回族人口中，接受高等或中等教育的比例大大增加，如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关镇1982年每千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5.13人，至1990年，增为9.49人；1982年每千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人口65，25人，1990年增为86.82人。建国四十年来，各类院校培养出的临潭回族学生数以千计，他们分布在县内外的各种岗位上，既有从事各种行政工作的民族干部，其中一些人曾在州、县主要领导岗位上发挥作用；又有在大专院校从事教育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还有进行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等。
近几年来，临潭回族教育的发展中又出现两件新生事物。一是有了出国留学人员。回族信仰伊斯兰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临潭回族与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发生密切联系，一些回族有志青年抓住机遇，前往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及伊朗等国留学深造。二是临潭回民中学的创建。临潭回中是由城关镇回族侨眷丁目迪等倡办的，临潭广大回族群众对创建回中非常支持，踊跃集资，出工出力，使这所主要由国家投资，并得到集体、个人投资捐助的回民中学终于在1992年8月17日举行了竣工典礼，省、州领导同志和国家民委教育司、中国伊协的负责人到会表示祝贺。临潭回中占地面积28亩，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建成三层教学楼一幢，有14个教室、6个实验室、一个图书室，共投资120万元。回中的建成，是临潭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它使临潭回族教育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预示着临潭回族将有一个更加兴旺发达、光辉灿烂的教育前景。
四、临潭回族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