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全国各地的回族一样，四川回族笃信伊斯兰教。在四川回族聚居的城镇、街道、村庄，一般都建有清真寺。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全省有清真寺156座，阿訇约300人。其中许多清真寺建筑历史悠久，始建于明、清两代。成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共有11座清真寺，以皇城坝附近永靖街的皇城清真寺为最大，面积约十余亩，大门对面有照壁一座，甚为雄伟。皇城清真寺建自清初，据传为云南籍之薛巴巴募捐修建的。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于军阀混战，皇城清真寺中炮被烧毁，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又重建。鼓楼寺是成都最古老的清真寺，始建于明代中叶。重庆有3座清真寺，一为西寺，一为南寺，还有一个是北寺。西寺始建于明末，是三寺中最早的；南寺仅次于西寺，为乾隆年间修建的；北寺创立较迟，但也在光绪年间。另外，如新都县的罗家寺，广元县的清真老寺等，始建年代也很早，一为明代成化年间所建，一为清初所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前，全省有清真寺83座，阿訇163人。但在十年动乱中，许多清真寺被破坏或占用，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或转入地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曾遭到破坏或占用的清真寺，大都得到恢复或修缮。现在，全省各地有近百座清真寺，阿訇136人。
四川回族信奉的伊斯兰教，总的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如成都、重庆、会理、西昌等地的伊斯兰教，基本上都属于伊斯兰教老派，即格迪目教派。但是，由于四川地近西北，免不了要受到西北伊斯兰教的影响。西北的有些伊斯兰教教派，也很早就传到四川。如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穆罕默德29世后裔华哲·阿布都·董拉希前往阆中传教，后于康熙二十八年殁于阆中。其弟子祁静一（甘肃临夏人，系大拱北门宦创始人）闻讯赶往送葬，并修建了墓庐名曰“久照亭”。从此以后，祁静一曾多次前来阆中宣传嘎的林耶教理，发展了一批信徒。现在嘎的林耶门宦在四川的拱北主要有广元县的二郎山拱北、大滩九井拱北、阆中巴巴寺（系哲·阿布都·董拉希的墓庐所在地）及松潘光照亭拱北等⑧。另外，由于回族的迁徙流动，其他教派如伊赫瓦尼、虎夫耶等也相继传人四川，但四川回族大多杂散居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一地的回族并不多，所以各派教徒往往在伺一个寺中做礼拜，互相尊重，甚为团结。
四川省伊斯兰教的团体组织，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中国回教俱进会四川支部。该会成立于民国初年，后于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改组。此外，还有各地清真寺董事会。成都市各清真寺董事会还于民国23年（公元1934年)联合成立了清真寺董事总会，以协调各方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成立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各地清真寺也都成立了“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对清真寺的各项活动及财务等进行民主管理。
四川回族的风俗习惯同全国回族一样，受到伊斯兰教的很大影响。在出生、取经名、饮食、服饰、节庆、婚丧等方面的习俗，也基本上和全国各地的回族大致相同。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风俗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如在婚姻方面，四川回族过去多为本民族的人互相通婚，但现在已发生了一些变化，词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不时出现。又如成都回族在清末民初人口较多，居住比较集中，像西华门一带住的大多都是回族，在风俗习惯方面与汉族差异明显。“如逢年过节，庆贺酬酢，放鞭炮，贴楹联，及一切民间风俗，西华门居民绝不仿行。反之，遇有回教节日，则张灯结彩……饮食一层，非常严谨，除回民贩卖者外，虽日常所需之调和，亦不苟且取诸非回教人”后来，随着人事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这些风俗习惯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现在，成都回族不但要过本民族的节日，而且对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也很重视，与汉族等兄弟民族共享这些节日的欢乐。
另外，四川回族的风俗习惯还存在着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在回族聚居的一些小城镇、乡村，其民族气息，回族的风俗习惯，较之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显得更为浓厚。
四、历史上四川回族的反抗斗争
回族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压迫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四川历史上，回族人民为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对统治者进行过多次英勇斗争。清代回族人民所受的压迫最重，故他们的反抗也最为激烈。19世纪中叶，在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爆发了云南回民起义。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着名的回民起义军领袖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了起义政权——元帅府，以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在声势浩大的云南回民起义的影响下，四川回族也掀起了反抗清统治者的斗争。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在会理一带爆发了回族马荣先领导的起义，有不少彝、苗、汉等族人民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在会理城坚持斗争半年多，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清朝统治势力。在这次起义的同时，盐源县盐井回民白起也兴兵响应。这两次反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四川回族人民还要继续斗争。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回族人民纷纷参加了当地各种形式的斗争，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夏季，因清政府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出卖筑路权而引发了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运动。回族人民也积极响应投人保路风潮的激流中。同年6月初，四川回民在成都召幵了有400多名回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痛斥了清政府“将路权送予异族”的反动卖国政策，宣布成立“清真保路同志协会”。不久，在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中，有10余名回族群众为保路运动而英勇捐躯。四川保路同志会对四川回族人民在保路运动中的斗争激情给予了很高评价，誉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11月下旬，四川重庆革命党入发动了“六营兵变”，促成了蜀军政府的成立。在参与兵变的六营军队中，回族官兵占有半数左右，他们为重庆的光复作出了贡献。
四川回族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也很活跃。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创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并办起刊物《醒回篇》。四川回族学生刘庆恩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曾在《醒回篇》上撰文，大力鼓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等进步思想。另外，四川成都回民蔡大愚，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成都、兰州等地宣传进步思想，向广大青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幵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时期，也开辟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新道路。1935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四川会理、西昌、松潘以及阆中、剑阁、广元等地，在川北阆中博树乡，红军还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博树回民苏维埃政权。当红军离开四川时，已有许多回族青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仅阆中一县就有100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解放战争中，成都、西昌、会理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的回族共产党员团结本民族进步人士，坚持斗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迎接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发展中的四川回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各族人民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建国4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四川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川省委、省政府针对回族等杂散居少数民族人口少，居住分散，民族工作容易被忽视的实际，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障回族等杂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11985年，四川省委批转省民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意见》。1987年，省委、省政府又批发了《关于扶持杂散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有关政策问题》，进一步解决了对杂散居少数民族的减税让利、生产扶持、扶贫工作、高考降分等问题，对回族等杂散居少数民族的发展在政策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5年，四川省民委还会同有关厅局先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解决回民生活习俗方面几个问题的通知》、《关于禁猪民族食用牛羊肉供应价格和补贴的补充通知》，对回族人民因其风俗习惯而造成的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予以关怀，并给予适当的照顾。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回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在逐步提髙和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回族的变化更大，他们大都利用传统经济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是成都的北大门，有近3万人口，其中回民1100余人，占全镇总人口的3%。从1978年开始，区、镇人民政府针对本地回民善于饲养牛羊的特点，从资金方面予以支持。1978年，回族农民养了70多只奶山羊，1982年又饲养了30头良种奶牛。1984年全镇人均纯收人352元，而回民由于家庭饲养业的发展，有较高的经济收人，人均纯收人达392元，高于汉族40元。至1986年，弥牟镇34户奶牛专业户中，回民占了32户。回民不仅饲养奶牛，也饲养耕牛，28户回族农民饲养的29头耕牛承担了1000多亩耕地任务，占全镇耕地总面积的8%。另外，如1984年成立的青川县薅溪回族乡，以前是个比较贫困的地方，近年来该回族乡的回民共饲养山羊两千余只，耕牛上千头，还有许多回民从事栽桑养蚕、种植天麻等副业生产，回族乡的面貌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回族农民对科学文化也重视起来，如盐亭县大兴回族乡，就办起了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自1%1年创办以来，这个学校先后举办各种培训班15个班次，培训学员近千人，为全乡输送了一批初级农技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一支推动全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84年以来，全乡人均年产值逐年递增50元，人均产粮达1OO多斤。目前，全乡已有运输专业户30多户，300多人从事长短途运输并经营牛羊生意，年总收人达20万元，回族乡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四川回族历来就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经过40年的努力，四川回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师范学院以及西南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中，培养了一批回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据《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四川回族的大学、高中文化程度每千人拥有数，均高于四川的汉族。1988年，四川省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的先进人物中，就有5位是回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