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他回回商人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继蒲氏父子之后，担任市舶司提举的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十名回回人。
又如元初着名的回回巨商佛莲，“蒲氏之婿也”，财力非常雄厚，拥有海舶八十艘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船王。至元三十年（1293年）佛莲病卒后，所留财物中，仅珍珠就有一百三十石。
元代另一贸易大港广州，虽因宋元战争屡经战火，使广州海外贸易一度遭受损失。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凭借其悠久的外贸传统、居住在广州的数以万计的回回茼人与海外的联系，广州的外贸很快得到恢复。
明清以来，由于中西社会经济的消长和中国外贸政策的收缩，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陷于委顿，无复前代那种蕃舶云集的盛况。但是，回族继承了先民的商业传统，继续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在明清与中亚、西亚的陆路贸易和西北民族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我国商业经济的继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活跃在青藏髙原的回族商人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片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号称“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东连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西达万山之宗的帕米尔髙原，北邻中国内陆沙漠地带，南眺热带亚热带风光的印度大平原，包括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西南部和新疆南部山地等广大地区。
青藏髙原实际上是由一系列髙大山脉组成的高山“大本营”，地理学家称它为“山原”。髙原上的山脉主要是东西走向和西北东南走向的，自北而南有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这些大山海拔都在五六千米以上。所以说“高”是青藏高原地形上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水草丰美，是我国主要牧区之一。以畜牧为主的农牧经济，是青藏高原商业流通及贸易活动发展的自然经济基础。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很久以来一直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回族在青藏髙原的商贸活动，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给予很髙的评价，并从改造和发展农牧区经济的髙度分析了这一情况。他在三次考察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后所写的《临夏行》中谈到广我认为必须有人把提高牧民生活所需要的用品送上高原去换取牧业产品……但不应忘记藏族牧民是居住在三千米上下的高原和交通十分不便这一事实。商品自己不会走动，要有人去运输，还要有人去出售。这支流通队伍在哪里呢？藏族牧民还很少有商品意识，汉人又大多不习惯上高原去活动。我曾为此发愁。这次访问临夏，却见到了这支队伍事实上已经形成，而且正在活动，这支队伍主要就是……历史上形成的，生活在陇西走廊里的回族。”
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历史悠久，大约自元明时期开始，回族就开始了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蒙等族的密切接触。这一时期正是回族形成“亦农亦商”经济特点的时期，他们已从唐、宋时期其先民那种以丝绸、瓷器、珠宝为主要商品与中原内地进行交易的方式中，转变到以聚居地经济地理条件为基础，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和生活在自己邻近地区的汉藏等族进行经济交流的方式上来，这种转变是他们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到了清代，汉回藏等族聚居的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等地，出现了旅社与商行相结合的经济实体，群众呼之曰“歇家”，意为藏族牧民进城交易歇息之处，藏族牧民和回族商人互称“主人家”，含有朋友之意。河州的“歇家”多在城外沙愣一带。清康熙本《河州志》载道广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愣歇家。”初期的“歇家”设备简陋，只搭置一些帐篷，用以招待进城交易的牧民，随着市场发展，贸易扩大，竞争激烈，于是兴修房舍、堆房和畜圈，以备牧民居住和堆积畜产品，饲养牛羊马，并在自己居住的院落内设置大厨房，以备熬茶、炸馍、煮牛羊肉之用。牧民所需用饮食，均由“歇家”妇女操持，一律免收食宿费和牲畜草料之费。但牧民的一切经营贸易活动，都需要经过“歇家”介绍或收购其畜产品，牧民托“歇家”出售一年生产的畜产品，并委托“歇家”采购一年所需的青稞、面粉、茶叶等。“歇家”经营者拥有雄厚的资金，熟悉商务，精通藏语，生意非常兴隆。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业活动区域还分别由四川、云南、青海等省推到了西藏。据记载，“内地回民大量移居拉萨，大概在清初”，这些移民“除去军人落户外”，“还有相当数目的商人”。
自明代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甘州、庄浪设立六茶马司后，西北蒙藏牧区的茶马贸易一直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商业活动。自19世纪中叶始，茶马、绢马互市规模逐渐扩大，回族商人乃在皮毛畜产、盐茶、药材、百货及过载贩运等蒙藏民族贸易中占据优势。西北不产茶，但回族商人由湖南、四川买进红茶，加工成砖茶，然后销往甘肃、青海、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的牧区。兰州因此成了当时西北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茶商云集。据《甘肃新通志》记载，同治年间“甘肃茶商，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回民充商，而陕籍尤重”⑦。
清末民初，一些外国洋行先后进入甘肃拉卜愣等地区收购大量皮毛，从而打破了青藏髙原广大牧区完全封闭的自然经济，使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同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成为其主要市场之一，相应刺激了青藏髙原商业经济的发展。回族商人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更加活跃，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均超过前代。这就不仅使甘肃的河州、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以及青海的西宁、四川的松潘等民族商贸中心繁荣兴旺起来，而且在草地深处及边远地区形成了不少新的民族贸易市场，如四川的阿坝、黑水，甘肃的拉勒关（在今碌曲县境内），川、甘两省交界处的郎木寺以及青海的果洛等。
河州连陇右，接河湟，通洮岷，达金城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里的回族商人很早就参与到对甘、川、青藏区和西藏的茶马贸易中。气候严寒、内地客商极少涉足的甘南及青海藏区，是他们进行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学说藏语，了解、熟悉藏族的生活习俗和需要，从而得到藏族的信赖，并在藏区商业中建立了威信。他们逐渐在拉卜楞设立商号，成为当地坐商。近代拉卜愣地区着名的回族商号就有“同心盛”、“同心马”、“义兴马”、“世兴锡”、“德兴元”、“公兴元”、“天顺祥”等。这些商号的回族商人均能讲流利的藏语，他们与当地寺院喇嘛、活佛交往密切，同藏族群众关系融洽，因而基本垄断了这里的贸易。
深人川北马尔康及青海海南、果洛、玉树等藏区的河州回族商人，以当地千户、百户为主人家，从而使他们能够穿行于牧民帐房之间，以物易物，换取羊毛、皮张、牛羊、马匹、麝香和鹿茸等。这样，回族商人凭着机智灵活、吃苦耐劳的精神，寻找到了新的经商领域，发展了自己的商业实力。据《甘宁青史略》云，河州“八方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到清代末年，河州回民居住的南关市面最盛，富商大贾群聚。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甘肃南部牧区与农区交界地带，回、汉、藏杂居，有新旧二城，商贸历来繁盛，《洮州厅志》载：“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着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这说明临潭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农商并重的经济特点。临潭旧城位于洮河上游，西通拉卜楞，与藏区黑错(今合作）、陌务相连，南至双岔、郎木寺、拱巴寺，北接申藏、甘藏、北山旗，东距卓尼仅40里，可谓环旧城皆藏区也。虽然旧城与内地交通不便，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因接近藏区，故回藏贸易甚为繁盛，清代后期已出现了数十家较大的回族商号，如义兴公、天兴隆等。民国时期，临潭回藏贸易更趋繁荣，旧城于民国六年（1917)就成立了商会。据民国三十年（1941)统计，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资金在2千元以上的商号有38家。旧城回族商人大都娴熟藏语，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旧城紧接藏区，回藏两族接触交往频繁，故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藏语；二是因为他们要深人藏区做生意，须和藏族长年累月地打交道，若不懂藏语，势必非常地不方便。他们的经商形式有两种，一是坐商，开铺面旅店或摆摊，二是行商，主要往来于广大藏区，以藏区所需之物往，而易其所产之物归。临潭回族商人走藏区者，除以集体经济见长的伊斯兰教派西道堂有相当规模之组织外，均为单家，资本大多在千元至五千元之间，搭帮而不合股，合股者仅偶尔有之。每帮在十人至二十人之间，以牛驮货，携帐篷、炒面、米粮，使用器具及自卫枪支等，路上同行，至交易地点后，则各投藏族主人家，由主人家介绍或直接进行交易，交易用货币或物品交换均可。远赴藏区，千里经商，因当时交通条件限制，一年只能往返一两次，并备尝风餐露宿之苦，但所获之利颇为丰厚。
旧城回族商业中，西道堂尤为成功，其商业资金雄厚，不仅执临潭一地商业牛耳，而且是整个回藏贸易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商业是西道堂的主要事业和经济来源。西道堂以其严密的宗教组织，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立足旧城，面对广大藏区，远及全国主要商业城市，从事坐商和行商活动。他们既开设商号，又组织商队，先后创办了天兴隆等15个商号，组成了20个商队。
甘肃南部的另一个民族商贸中心是夏河的拉卜楞。拉卜楞寺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寺僧3000余，管辖13个庄、18个旗。平日寺前设立市场，贸易繁荣。如遍宗教法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商贾辐辏。拉卜愣的羊毛收购业务在清末由外国洋行占主导地位，民国初年因甘肃政局不稳，洋行相继撤回天津，河州回族商人乘机占领市场，成立羊毛商号，垄断羊毛业务。先后成立的羊毛商号有天庆魁、同心店、福顺祥、步云祥、复兴隆、隆顺和、德申亨、集生西等。民国十七年（1928)前后，在拉卜愣经营的河州回族商户约二百余家，每年的商业旺季(9月至翌年元月），各地的皮毛商蜂拥而至，此时，各族商人超过四百家。藏区牧民也大量进入拉卜楞，一为拜佛，二为置办年货，因而形成了商业旺季。羊毛商号在经营方法上，一方面派人到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庄，收购当地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中小回族商人订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较远的牧区收购回来后，作价整交。
由于羊毛业务获利颇丰，这些商号都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回族商人成为拥资数十万至上百万银元的巨富。这些商号经营羊毛的业务，直至抗战爆发，天津等地港口沦陷后，始趋于停滞。河州回族商人在拉卜楞除投资于皮毛业外，还经营着杂货业。民国十七年（1928)前后，在有字号的杂货铺中，比较盈实有名的有祥顺和、福兴昌、振兴福、荣成泰、春盛魁、亨丰涌、天顺祥、公兴元、德兴元、世兴锡、义兴马、同心马、同兴盛、兴盛元、协隆祥、义兴元、天顺成、福盛荣、义兴号等，他们经营绸缎、布匹、日用百货，以及民族特需用品等，深受藏胞欢迎，经济效益也很好。河州回族商人在皮毛，牛羊肉及民族日用品等为主的商品贩运贸易方面的大量活动，使得甘肃回族地区与安多藏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源源不断，幵拓了民族市场。
西宁是青海地区最重要的民族商贸中心。清末，回族将官马麒、马麟即在循化及河州等处，先后与他们的亲属合资开设了德义恒、德顺昌、德源永、德盛厚和步云祥等商号，从事大规模商贸活动。民国时期，马麒、马麟、马步芳父子兄弟先后任青海省主席，牢牢控制着青海。民国十六年（1927)，其亲属马禄在青海化隆开设了义源祥号，后被马步芳收为己有，民国十八年(1929)移往西宁，以西宁为总号，在青海各地先后设立了分号、分店或支店。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改义源祥总号为德兴海，分支机构遍于青海各县、市镇，民国三十五年（1946)，改德兴海总号为湟中实业公司，它的业务主要是统制和收购青海藏区羊毛、鹿茸、麝香、虫草、红花、大黄、甘草、牛皮、羊皮及各种野牲皮、肠衣等；统制和购销青海林木、砂金、石料、煤炭、粮食、油脂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经营批发和零售百货、布匹、棉花等各项商品，等等，利用特权，垄断了青海藏区贸易。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回、汉、藏坐商及各种贩运商云集之城。坐商都按各自不同的地区经营某一商品，组成了商业帮口，有专门经营茶叶的陕西帮，经营皮革的成都帮，经营羊毛的重庆帮，经营麝香的河南帮，经营药材的灌县帮。据民国时期统计，松潘城内有大、小坐商100余户，流动行商及商贩1200余家。此外，活动于藏区经营商贸的回族小商贩也迅速增多。这类小商凭经营的本领，又多数是久住藏区交通沿线的，熟知藏族习俗，懂藏语，因此，他们购销的都是受藏族农牧民欢迎的适销对路的商品。
阿坝是川西北草地腹地的一个市场。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前，就有洮州、松潘等地回汉商人用茶、粮食换取皮毛、牲畜、鹿茸、麝香等土特产品，利润一般在两倍以上，后有部分中小商户集资到阿坝，出现皮毛庄和鹿茸庄。初来行商，须先向阿坝藏族土官送礼，取得居住权，修房、扎庄，请求土官保护。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左右，出现墨颡、堪布、格尔登三个甲康（回、汉人住房），有回、汉商人30佘户，形成崇拉（市场）。民国十八年（1929)，墨颡土官划地筑墙，将回、汉商集中，规定30包茶收税1包，一驮布收税白洋5元，一驮杂货收税白洋2元，一间房地每月收1-2元。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驮运、屠宰、饮食、皮工、枪工、铁工等工商行业出现，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崇拉已具相当规模。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工商户达140余户。经商大户每户有驮用犏牛20~300头，每到收购季节，分散到各部落收购，就地运走。回商多受到土官保护，经营和运输皆有保障。据解放初调查，阿坝有商户334户，1213人从业，其中回商117户，381人，汉商20户，80人；万元以上的大商户62户中，回商48户，汉商11户；全市场资本总额403万元中，回商资本328万元，汉商资本5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