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涌现出了各种骗人庸医。鉴于梅斯梅尔以及诸如此类丑角的盛行，某些历史学家把18世纪称为“庸医的黄金时代”，就不足为奇了。与这个时代并列的是科学史中最伟大的一些进展。在汤普森1710年出版的《旧伦敦的骗人庸医》（The Quacks of Old London）一书中，阿第逊（Joseph Addison，1672—1719）对伦敦街上许多庸医有如此评论：“如果有人头疼、肚子疼或者衣服上有污点，他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和药物。如果有人要复婚，或者马被偷了或迷路了，如果他需要新的布道、药糖剂、驴乳或任何他的身体或精神需要的东西，在这里也能找到。”
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骗子庸医一样，18世纪的伪科学家很善于用科学的外衣装饰他们的民间医药和“疗效”。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自称为卡特尔费尔托（Katterfelto）的人，赶着一辆大篷车旅行，带着一群黑猫和刚刚发明的“太阳显微镜”（他的广告这样说）。据当时一篇文章记载，通过这一神奇的工具，人们可以看到，“树篱上的昆虫……比所有昆虫都大；还有那些引起最近流行性感冒的昆虫，看起来有鸟那样大；在一个如针尖般大小的水滴中，可以看到有50000个以上的昆虫；在啤酒、牛乳、醋、面粉、血液、干酪……里，情况都是这样”。
卡特尔费尔托在用他那令人惊奇的“太阳显微镜”作为诱饵之后，进一步向那些心悦诚服的听众兜售神秘的“布拉托医生的药物”，他承诺这种药能治许多种病。显然这位好医生愿意满足所有病人的需要，他还到处作“自然科学”和医学讲座，讲座内容还涉及赌博、纸牌和台球技艺。
伦敦也像巴黎那样，有很多骗子和伪科学家在上层阶级招徕生意。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一个，名叫格拉汉（James Graham，1745—1794），他在这个城市最富庶的几个地区活动。格拉汉出生于英国，年轻时移民到了美国。正是在费城生活期间，他听说了富兰克林的电学实验。1775年回到伦敦以后，格拉汉立即开始宣扬他那神奇新式“电医学”。有了电这个最新流行品，格拉汉很快发现自己大受顾客青睐。
格拉汉宣称，他可以治愈所有疾病，治疗方式就是用一顶带电的头套，使病人突然遭受电击。也许由于电击体验是那么刺激和新颖，人们都把电击看成是医疗的效果，从而慷慨地为治疗付费，格拉汉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富翁。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工作室，他称之为“健康神庙”。1779年“健康神庙”开张，格拉汉给蜂拥而来的顾客进行各种奇异的治疗。在神庙豪华的客房中，有钱有势的顾客们不仅听格拉汉讲解电医学带来的神奇功能，还亲自试验各种治疗。
然而，格拉汉最心爱的器具是他那著名“天床”。在神庙最豪华的房间里，安置着天床，12英尺长，9英尺宽，可以放置成不同角度。周围是轻松的音乐，上方安置一块大镜面，一对恋人——在付出高价后——可以在这里美美地过上一夜，从床头板传出的电击，更是强化了这种美不可言的感觉。格拉汉声称，由于有这种“电流体”的助兴，幸福的恋人们将会“有幸获得后代”。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智慧和知识不再是教会的专有，权贵们开始大量遭遇这类骗子。对于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真正追随者来说，他们在实验室里为探索自然秘密而辛勤劳作，但同时也为那些表面看来令人神奇的启示和“发现”找到了卖家——这些人既混迹于街头巷尾，也出入于寻求刺激的上层人士中间。随着周围的权威开始动摇，困惑的公众在各种变化面前迷乱失措。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第一次认识到各种可能性的存在。由于大多数人忽视了科学方法，只知道科学结果中的奇迹，于是在他们看来，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是富兰克林，为什么不可能是梅斯梅尔或格拉汉？如果牛顿可以解释行星的运动，谁说卡里奥斯特不能解释人类未来的动向呢？
正当科学革命的种子开始在18世纪收获果实时，在许多人看来，也许什么果实都会有，或者至少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自然的奥秘确实可以被揭示，难道不可能在这些奥秘中隐藏着科学探索不到的东西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代本来希望看到理性和科学方法赶走了古代迷信的根源，但到头来它却产生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新迷信，其中之一就是以自然机制替代神灵和魔鬼的作用，正是这些作用产生了许多人仍然在梦寐以求的超自然效应。
具有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一“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作为18世纪黑暗的遗产之一，绵延不绝，甚至进入21世纪。
反革命的开始
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启蒙运动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和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法国革命开始）之间走到了尽头。然而，即使在这些动荡剧变之前，反动势力已经开始逐渐侵蚀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如理性和科学。并不是每个人都信奉理性的学说。有些思想家，其中有卢梭，就厌恶和害怕科学和新近发展起来的技术，企图通过感觉和激情来寻求“启蒙”。为了理解生活的基本真理并且过上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人们需要信念和感觉经验。
还有一些人，其中有德国作家和哲学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yon Goethe，1749—1832），在他看来，新科学观自负乏味，为此他写下了若干警世之作，其中还有剧本和随笔。许多人感到，科学已经剥夺了自然和人性之中的诸多美感以及精神价值，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其他通向真理的渠道。有些人，例如歌德和德国的自然哲学学派，宁可采取更浪漫和“整体”的自然观，这种观点在英法又被一群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伤感化和浪漫化了。也有人察觉，由于受科学新方法的影响，宗教自身也有受侵蚀的危险，因而他们宁可以一种更为传统的心态来面对圣经及其教义。
但是，尽管艺术和宗教在18世纪末有这样的反冲，科学方法的影响还是波及生活的每个领域，从政府到工业，从心理学和教育到哲学，并且带来思想的高度活跃。
狂飙突进运动
德国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抓住了18世纪后期文学界的叛逆心理，它们反对科学方法所要求的训练，反对理性思维，把它看做是启蒙运动理想的“狂热崇拜”对象，是僵化乏味的东西。随着浪漫主义的先驱开始成形，文学灵感被认为得益于自然界、直觉、个人才智、幻想、激情和冲动的哺育。那正是一场精神状态自发转向的开端，最终它席卷欧洲大部分国家。情况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开始摆向相反的方向。在德国，诗人和戏剧家席勒（Friederich yon Schiller，1759—1805）和歌德都以积极参加狂飙突进运动而开始他们的生涯。
歌德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16岁在莱比锡开始大学的学习，在这里他写出了第一篇诗文和第一批戏剧。后来他到斯特拉斯堡学习，在那里遇到了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赫尔德为歌德早期参加狂飙突进运动铺垫了基础。赫尔德引导他领略哥特式建筑的优美、德国民间音乐的旋律，还使他接触了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那范围广阔、非经典的戏剧作品。歌德吸取了这一丰富的文化教育内容，他的多才多艺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书于1774年出版。这部小说对个人主义的赞美和文字的风格让人回忆起卢梭的伤感小说，而主角少年维特成了理想化的浪漫英雄。然而，对于歌德来说，狂飙突进运动只是少年的一段时光。他还要继续写他的史诗《浮士德》（Faust），还要对生物学和科学史有所贡献。评论家通常都把歌德和席勒看成是经典学者，而不是浪漫主义者。
对有些人来说，狂飙突进运动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界，其间涌动着一股来自深处的波涛，不以那种强有力的哲学面目出现，它就针对启蒙运动，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如果说启蒙运动赞美了科学及其过程与方法，浪漫主义则是在逃避科学。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世界性的，浪漫主义则是在赞美我们可以称之为“根”的东西，诸如民间音乐和民间故事。
运动的进展各个国家不尽相同。在英国，它是法国革命的回应，是早期浪漫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华兹华斯（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Coleridge，1772—1834）对大革命后法国恐怖时期的回应。这三位浪漫主义者的抒情诗成为那场运动的标记。
歌德是科学家、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在德国，赫尔德信奉浪漫主义，把它看成是对法国智力模式的拒绝和对德国家园的拥护。
法国既是瑞士出生的卢梭的活动家园，又是推动浪漫主义发展的政治事件的所在地，但法国启蒙运动的力量还是拖了法国浪漫主义的后腿，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才迎来浪漫主义。
美国则几乎完全错过了浪漫主义运动，因为美国是“启蒙运动政府”的样板，整个就是按照启蒙运动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衡体系，具有合乎理性的结构。
尽管民族的骄傲和个人主义都是有益的东西，但因此而抛弃科学和理性则是不合逻辑的。可能除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以外，那些技术、科学和理性的反对者中，谁会愿意放弃这些已经进入他们生活之中的各项便利技术呢？即使梭罗，据说当他想品尝家庭美食时，他也要穿上徒步旅行鞋，走到慷慨的邻居家里，利用那里设备齐全的厨房进行烹调。
人这种动物有许多侧面，因而一定要给人性的多样化留有尽可能多的空间，人性发展的最大潜力就蕴藏于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为科学家。敏感、天性和个人权利的差别，对于人类的努力至关重要。但是刻板地看待科学，忘记科学提供的诸多思想并且抛弃理性思维，就等于文化自杀。
在浪漫主义的时代里，科学的命运及其对自然背后奥秘的不断揭示，似乎预示着前面的海面将是风大浪急。但是19世纪的科学仍然大有希望，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和激动人心的发现不断涌现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由于有了对人类的重新发现，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对地质学的发现，将改变我们对地球的理解。对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的认识，将改变我们看待宇宙及其运作机制的方式。未来的日子也许会带给我们认识上的大彻大悟，但同时还有旧观念与新事实的令人困惑的冲突，这一不断变革、自我纠错的人类奇观，我们称之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