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发现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县，那里有个龙骨山，曾是远古人类的栖息之处。龙骨是一味中药材，大概很早以前就有龙骨出土，所以老乡们给它取了这个名字。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被当时的北洋政府邀请来华，担任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在中国寻找矿产资源。1918年他听说周口店附近有个叫鸡骨山的地方出土古生物化石，于是前往考察了两天，收获不大，但了解到不少情况。1921年他派奥地利来的古生物学家师坦斯基到周口店发掘龙骨山，找到不少脊椎动物化石。1923年发现了两枚人类化石牙齿。消息公布之后，周口店遂引键国际学界人士的关注。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将它命名为“北京人”。
上述古人类化石的发现，给发掘者极大鼓舞。后经协商，中外科学家于1927年正式由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进行发掘，从事工作的有中国古生物学家李捷和瑞典学者布林。工作将近尾声时，发现一枚似人的牙齿化石。步达生研究后定名以中国猿人属北京种。1928年继续进行发掘，由布林、杨钟健、裴文中三人负责。这一年的收获相当不错，共发现不同个体的人牙二十几枚、下颔骨二片、头骨碎片若干，均为猿人化石。
1927—1928年两次发掘使人们认识到这里蕴涵的化石十分丰富，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1929年在地质调查所中特设新生代研究室，专门负责这里的发掘与研究。当年的发掘工作由裴文中负责。12月2日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破土而出，使大家异常高兴。因为这是周口店发掘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周口店出土头盖骨的消息一公布，在国际学坛引起轰动。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在印尼的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猿人”的化石，学者们已经指出它所具备的原始性状，但受传统的创世论思想的束缚，也因化石比较破碎，所以争论激烈。它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未被广泛接受。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使爪哇人发现后人们提出的对猿人的真实性和科学地位的怀疑得以冰释，从而使直立人的存在得到肯定。这一发现，奠定了猿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并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0年以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继续进行，由裴文中、贾兰坡等人负责。至1937年时，已先后发现了40余个个体的猿人化石。同时，由于周口店是中国猿人的居住遗址，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用火遗迹、打制的石器和各种动物化石，使科学家们第一次对猿人文化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而将人类用火的历史上推到猿人阶段。
由于周口店遗址出土的古人类化石，丰富了人们对直立人的认识，许多关于直立人形态的一般理论就是在中国猿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有人将周口店遗址称为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圣地。可惜的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不得不中断。珍贵的北京人头骨化石在转移中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成为20世纪的一大悬案。
事实上，周口店遗址的价值不限于发现北京人化石和大量文化遗存，1930年在周口店山顶部发掘时，又发现了山顶洞旧石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1933年对山顶的这个洞穴作了发掘，发现三个完整的头骨和都分躯干骨，命名为“山顶洞人”。此外，还出土了磨制精细的骨针、穿孔的砾石、穿孔的狐、獾、鹿的犬齿及介壳等遗物。经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研究，确认为“真人”化石；文化遗物经裴文中研究，推断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物；对古脊椎动物化石进行分析，也证明是一处更新世后期的堆积。至1937年，考古学家在山顶洞共发现8个个体的古人类化石，并论定它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埋葬。山顶洞人这一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山顶洞人的头骨特征与西方人种明显差异，却与蒙古人种最为接近，表明它是的蒙古人种的直接的源头。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对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也得到恢复，还设立了工作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又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70年代末有十多个单位的专家对猿人洞作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突破。
需要强调的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以它丰富的遗存和在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在中国的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还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为中心，为中国培养了众多旧石器考古人才，也为后来古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中国不仅是除印尼之外最早发现直立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化石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这三个阶段。学者们在对这些化石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这些古人类化石，从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到2万年前后晚期智人，显示出一脉相承的进化脉络。
五十年来，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3个包含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层次作了分析，分为早中晚期。对它们的年代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推定为70万—40万、40万—30万、30万—20万年；继北京人之后，在陕西蓝田的公王岭发现了不晚于80万—75万年前的蓝田人化石；在云南元谋发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以后又发现200万年前后的巫山人和更为古老的古猿化石。基于这些发现，我国学者提出了东亚这块土地是人类起源的又一个发祥地的观点，受到学界人士的重视。
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总数超过一百处。通过发掘研究，建立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序列。同时，从文化面貌上既可看出它们之间有承传关系，又可看到南方与北方的旧石器文化存在差异，存在南北两个系统和包括若干地方文化的信息。由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进而扩大至全国各地的调查与研究，引出了一系列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也说明周口店遗址在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学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人类起源的研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八千年前的骨笛
1987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八千年前七孔骨笛和甲骨契刻符号在河南舞阳出土》的报道，引起学术界、特别是音乐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1989年1期《文物》上发表了黄翔鹏教授的《舞阳贾湖骨笛测音研究》，使人们对这一发现产生了浓厚兴趣。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八千年前的古代先民怎么能创造如此高的成就？这些骨笛或它们的年代可靠吗？……
提出这些问题也并不奇怪，因为比它晚两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陶埙，只能吹出一个二度音程；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埙，能吹出一个小三度音程，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比它们要先进得多呀！
舞阳出土的骨笛并非一两支，在舞阳发掘的14座史前墓葬中均有出土，在文化层中也有发现，总数超过20支。其中有的墓中随葬2支骨笛，还有陶器等其它随葬品，它们的年代没有问题。同时，这些骨笛有的保存很差，个别墓中的骨笛有残损，多数则保存完好。已知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之分，经测试，分别能吹出四声、五声、六声、七声音阶。根据同出的其它随葬品，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阶段的遗存：
1早期，距今约6600—7000年BC；
2中期，距今约6200—6600年BC；
3晚期，距今约5800—6200年BC；
音乐史工作者对它们的出土尤感兴趣，因为对这批骨笛的研究，有可能解开远古时期音乐发展的一些奥秘。据研究，对这三个阶段的墓中出土的骨笛进行比较，从中确实可以看出骨笛在这一期间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是十分宝贵的。
早期墓葬中发现的两支骨笛，一为五孔、一为六孔。经测音可知，当时能发出自然的四声音序。但这两支笛的简音与主音的位置不同，可以奏出情调差异很大的乐曲，反映了贾湖居民对音乐的追求所出现的变化。中期出土的骨笛都开七孔，不仅可以吹出五声、六声音阶，还可吹出七声音阶。晚期骨笛则除了七孔外，还有八孔，因而除能吹奏七声音阶外，还出现了变化音。
他们从骨笛的自然音序中还看到了如下变化：从贾湖出土的两支骨笛可以推测，9000年前已掌握了四声音阶。但经过一些时间，又掌握了五声音阶。到中期时，如果用叉口的方法加以控制，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在演奏时，已经具备吹奏完整七声音阶的能力。到了晚期，似向更高的层次过渡。因为它可以吹奏出不同调高的七声音阶，可以根据吹奏者的需要进行转调——骨笛本身己具备了转调的条件。
音乐家们还用上述骨笛作了吹奏实验。用这些骨笛，可以吹奏《一人一马一杆枪》《五姊妹梳头》《说家乡》《孙中山先生之歌》等流传在河南舞阳附近的民歌；还可吹奏《金鸡岭》中姜子牙唱的《孔仙兵阻金鸡岭》这个唱段。
舞阳骨笛是用鹤的尺骨制作的。由于每只鹤的尺骨的长短、粗细、骨壁的厚度均不相同，给骨笛的制作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鹤尺骨的内径为异形管，如果没有长期的制作经验，要在上面钻出符合人们要求的理想的音高，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看出，舞阳人在制作骨笛时，先要选材，再加工成坯，然后再开出想要得到的音高的孔。
从出土的骨笛上可以看到，早期的骨笛上没有计算的痕迹，可知是凭借制作者的经验而制成的，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骨笛制作的一定规律，正处于五度律的高度使用期；中期的骨笛上大多有计算刻孔位置的痕迹，表明它们是在五度律基础上向七度律和平均律过渡中的产物。在早期骨笛的音程关系中，已经具备了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因素，中晚期骨笛正是这种因素的扩大与实践。到晚期已形成多种七声音阶。从它们的制作情况看，当时对骨笛开孔时，是因骨管不同而决定开孔的位置，说明舞阳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制笛经验。
对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的研究说明我国在8000年前已能用鹤的尺骨制成实用的吹奏乐器——骨笛，并能吹奏出完备的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其准确度令人惊叹。在舞阳贾湖遗址经历的千年间，骨笛由四声、五声、六声至七声多种类型，由简而繁，正说明音乐发展的循序渐进，这是音乐发展的基本规律。但中国是最早认识这个规律的国家。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而且现在还能演奏的乐器。这是20世纪音乐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这一发现对我国音乐史、乐器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对史前文明的认识。
龙之源
在自然界中还没有一种生物能像龙那样对中国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以致在这个地球的许多地方，只要提到“东方巨龙”，人们就会跟中国联系起来。一曲《龙的传人》在华人社会引起巨大的共鸣与反响，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龙是什么？它又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只能通过考古工作寻找答案。20世纪中考古学家在田野发掘中找到的线索，使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曾经产生过作用等等，有了进一步反映。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关龙的遗物是很多的。如很多铜器上有浮雕的龙形附饰或装饰纹样；漆器、瓷器上也常常见到龙的图案纹样；其他如帛画、石刻及许多有纹样装饰的器物上，龙也经常出现。只是它们大多是近三千年间的事。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6000年前用蚌壳堆塑的龙虎图案，形象十分生动。在三组堆塑中，编号为M45的一组，平面长4米、宽31米，深05米。在这一范围内，正中埋放一个高大的壮年男子，头南足北。另有三个年令较小的死者，置于东、西、北三面的壁龛中。在男子的左右两侧，各堆塑出一个动物形象的图案：右侧是龙，头朝北、背朝西，长178米，作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的形状，颇似腾飞之形。左侧是虎，头朝北、背朝东，长19米，虎头微低、圜目大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如行走状。虎图案北边，还有三角形蚌壳一堆；它的东部还有两根人的颈骨。这是中国史前考古遗址中第一次发现龙的遗迹。1988年消息一经公布，加之当年是龙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报纸杂志上出现一批讨论文章，还召开龙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华第一龙”的美誉也传播到海内外。
人们对这一遗迹作了种种推测：有人说这是一座墓葬，中间的死者是墓主人，他用蚌塑的龙虎陪葬，说明死者生前具有很高的地位，应是氏族首领或部落酋长。有人进一步考证，说死者是颛顼或伏羲。有人认为龙虎图案是上古图腾，放入墓中是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继续得到它们的庇护。有人提出虎北边的三角形蚌塑和人骨是北斗，有天文学寓意，因而上述发现，实乃上古时代的星象图。
也有的文章对龙的原形进行推测，认为自然界没有龙这种动物，是人为地创造的一个形象，那就应该有原形。有说龙的原形是蛇；有说是鳄鱼；有说是蜥蜴；有说是猪、马、鹿、龟、蚕等等。有人认为源于云雾、闪电的综合体。有人说是马、蜥蜴、蛇这几种动物综合而成，也有人说是鹿、鱼、蛇的综合体。还有人提出了模糊集合说：即龙是由上面提到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闪电、云雾、龙卷风等自然现象集合而成的。
也有人对龙出现的社会原因与自然背景等作了分析。认为古人对自然界的无知，对自然力的恐惧，认为有一种具有非凡力量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时隐时现、时大时小、变化无常，于是在想象中创造了龙，进而又予神化。至于自然背景，是进入全新世以来，地球普遍变暖，使地球上的冰山溶化。这使海平面普遍上升，致使今天的平原地区中出现许多沼泽、湖泊。在这一背景下，龙这种神化的形象被人创造出来了。这里，文献记载有关龙的记述是很重要的依据。如《管子·水地篇》中讲道，“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为蚕躅，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说文》还说“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凡此等等，说明龙的出现与水有密切关系，而且变幻莫测。当然，上面这些说法，都是推测，正确与否，无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