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二年，制《君臣事迹》。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自制其序，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书屏风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进表称贺，白居易《翰林制诏》有批李夷简及百寮严绶等贺表，其略云：“取而作鉴，书以为屏。与其散在图书，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绘素，目睹而躬行。庶将为后事之师，不独观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见其人。论列是非，既庶几为坐隅之戒；发挥献纳，亦足以开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谓详尽。又以见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于表贺，又答诏勤渠如此，亦几于丛脞矣。宪宗此书，有《辨邪正》、《去奢泰》两篇，而末年用皇甫镈而去裴度，荒于游宴，死于宦侍之手，屏风本意，果安在哉？（《三笔》卷九）
“点评”
一个帝王能注意前代王朝的兴亡得失和治国经验，是明智的表现。但重要的不在于身边摆着史书，甚至像宪宗那样摘出警句写在屏风上，以提醒自己和教育大臣；重要的在于自己身体力行，且严格要求属下去做。白居易在代宪宗批复贺表的诏书中说的“目睹而躬行”，就是这个意思。“目睹”是容易的，宪宗已多次重复阅读过，选出的十四篇中有两篇叫做《辨邪正》、《去奢泰》，而宪宗后来恰恰是在用人上分辨不出良莠，不知裴度是忠臣而皇甫镈不可重用。为此，崔群曾在一次朝会时当面对宪宗说：“玄宗少历民间，身经迍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景、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及后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国忠，故及于乱。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即社稷无疆之福也。”以玄宗得失说宪宗行事，真是忠臣之明谏。可是宪宗非但不听，反将崔群贬谪，依然日夜沉湎于游乐饮宴之中。这样的君主，熟读典籍，也深知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但不去身体力行，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