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血缘宗法制度盛行，聚族而居，自古流传，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易·家人卦》说：“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以家为国家之单位，家族成为一种凝聚力极强的社会集团。儒家积极倡导孝悌、中和的观念，反映在家庭关系中，讲究父慈子孝，兄恩弟悌，祖孙数代，同居一堂。累世同居，不分家产，称为“义居”，自古传为美谈。历代正史特立《孝义传》、《孝友传》加以彰扬。
史载，东汉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缪彤兄弟四人共居不分，娶妻以后，妇女们要求分家，各立门户。缪彤于是“闭门自挝”。弟弟、弟媳们听说，都很惭愧，主动认错，从此不提分居之事。
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居，历经几朝，世人交口称誉。高宗亲自接见，加以褒奖，并书写“忍”字百余幅相赠。五代江州陈氏宗族七百人，吃饭必同时共食，“犬百余亦共牢，一犬不至，群犬不食”，一时称奇。
明代郑濂累世同居，家族人口达到三千，并推一人掌管家政。太祖召濂，奖谕有加。马皇后得知，对太祖说：“你一人即可得天下，现在郑氏一家三千人，要作乱不是很容易吗？”
太祖深以为患，再次召见，想诛杀郑濂。太祖问：“你家何术能如是？”郑濂答道：“没别的，只是不听老婆言罢了。”太祖大笑，赦免了他。这种家族同居，以孝义为指导，与豪族强居不同，并不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因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提倡。
似此类大家“义门”，历代史不绝书。而以宋代为最多，据《宋史》所载就达五十人。这是因为宋代理学昌盛，忠孝观念极强，纲常名教十分严格。
同居以不分财产为要。《礼记·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财产由一家之长（父）一人掌管，其他人无权染指。然而小家庭坐大，因财产而引起的纠纷自不可免，经济利益的冲突常使伦理道德的美妙词语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分居”之俗很早就产生了。
《史记》载商鞅治秦，令民有一男以上，不分异者，其赋加倍，以经济制裁敦促分居。秦代风俗，富裕之家子壮则各自分居产业，贫穷之家子壮则出赘为他人婿。当时“分居”的情况很普遍，并得到政府认可。汉初，功臣陆贾有五个儿子，为了使他们不致依赖自己而生活，便将自己积累的千金平均分配给五子，让他们各自成家，生产自立，时人“谓为达”。
政府推重同居，而分居之俗仍盛行于江南。特别是素号“民风不纯”的荆蜀之地，娶新妇，即分居，成为风俗。这是令统治者颇为头痛的事，一些封建士大夫亦大不以为然，斥为陋俗恶习。汉桓帝时，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讽嘲政府取士举贤不成规矩，父子分居者竟可举为孝廉。说明当时舆论以分居为耻。隋时北方人卢思道曾往逛南方，发现南方盛行分居，大觉不顺眼，故写诗嘲讽：
“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一家数灶，异炊分食，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唐宋时期，官府曾屡次下诏，明令禁绝分居，以敦风化。
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下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肃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对分居者的制裁颇为严厉。《唐律》谓：“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
徒二年，子孙不坐。”家族同居已成为法定之事。
宋时分居仍很盛。当时有人上奏朝廷，说士大夫中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者，十家中有八家，一般人家兄弟分居的情况，八家中有五家。这引起了宋朝统治者的震惊。故从太祖时起，各朝都曾下诏禁绝分居。太祖开宝二年八月诏：“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以死罪处置，确非寻常。
太宗、真宗又多次下诏，太宗明令荆蜀之民父母在者，不得出赘为婿。真宗要求各地地方官对诱使别人子弟分家析产者，严加处置。以后，分居的现象才有所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