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娶过妻生过子的穷知识分子，一个是舞台上大红大紫的大腕，面对这桩婚事，从一开始父母就持反对态度。这边，常香玉父母为切断他们的联系，收拾行装准备远行；那边，回家办理离婚手续的陈宪章则无信息。常香玉在幽怨委屈中又气又急，她在旧伤口感染复发中再度病倒。又是紧要关口，陈宪章闻讯跑遍整个西安城，手捧一瓶进口特效药——安福止痛膏，急忙赶到她身边。常香玉热泪夺眶，是药效奇特抑或爱情魔力，她奇迹般地康复了。
陈宪章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带着一颗完整的心，一个自由的人，给常香玉一个满意的交代。哪管家人不依不从，她选一个星光满天的夜晚，带几件换洗衣服，随自己的一个师兄，头也不回地向东奔去，追寻所爱的男人。他为她抛家弃业，她为他几乎与整个世界决裂，俩人在月明水清畔再度相遇，拥抱着那份来得不易的爱。订婚，结婚，木已成舟，尘埃落定，他们才去与父母讲和，常香玉的父母只好在无奈中承认了女儿的婚事。
风风雨雨几十年，一如初见实现诺言，她专心一志在台上唱戏，他幕后支撑为她写戏、编戏，坐在台下听戏，收集观众意见、感受；教她读书、看报、替她写戏评、操办公益事业义演募捐；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对她说，“你天生属于戏剧，属于舞台。”伉俪情深，缠绵悱恻，灵感喷薄，精彩演绎了妇唱夫随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为了抗美援朝，常香玉义演集资募捐献出“香玉号”飞机。常香玉的一生淡怀逸致，向往美好，爱国、爱舞台、更爱支持她终身的另一半。以淳古淡泊之音，抒发人生感悟和大众追求。仅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就掀起了中华大地的半边天，高亢奋进，脍炙人口。峥嵘岁月，诠释出戏比天大，情比海深的高风亮节，勾勒出“比翼双飞江湖游，无悔无恨不知愁”的可敬，可叹，不可求的画卷。
造化弄人，在你起居室的茶几上，不经意间为你摆上了杯具（悲剧）。2000年7月的一天，陈宪章老人住进河南郑州某医院，已进入弥留之际的老人在病榻前，挣扎着对自己4个孩子做最后的交待：“你妈累了一辈子，爸走了，你妈我可就交给你们了。我走后，你们要把你妈保护起来，不要叫她生气，不要叫她受罪，这就算你们疼爸爸了……”窗外一片萧疏，床侧，华发白染，泪珠滂沱的常香玉，注目凝神呆望着病恹恹的老伴，摩挲轻拂他那瘦弱的双手，泣不成声：“你为我操了大半辈子的心，都成这样了，你还操我的心……”那年7月9日，陈宪章老人，带着他们夫妇魂牵梦绕的事业与追求，带着对相濡以沫爱妻的眷念和对子女的牵挂静静地离去。
老人西去，常香玉瞬间崩塌，孤灯冷枕她独坐曾经共同生活过的老屋里，睹物思人，对着桌上老伴的照片低声絮语，诉说自己的思念，诉说自己内心对他的亏欠与愧疚。以杜鹃啼血的哀鸣对子女说：“你爸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不能发明一种药，让我俩吃了一同死去！”其言切切，其情深深，语惊四座，闻者无不潸然泪下，爱，无奈中凋谢，情，孤独里纠结，从此，她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壶漏声将涸，窗灯焰已昏，愿依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当年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穆桂英，成了今天生活里潇湘馆中的林黛玉。常香玉是不幸的，不幸暮年尝受到丧偶之痛，常香玉是幸运的，幸运赢得众多粉丝的热爱与尊敬。一位极富情商的表演艺术家，却无法走出情感的困局，让人隐约触摸到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
2004年6月1日，在陈宪章离世后4年，常香玉也走完了她81年人生历程，随他而去。逆光背影下，绕梁余音高亢苍凉，美好清亮。如此浪漫色彩，淳厚人文气息，甘甜、苦涩、幸福、悲凉，让人心痛，充满遐想。
吴祖光与新凤霞
安如五岳高山，静若平湖秋月
吴祖光，又名吴召石、吴韶，祖籍江苏武进县。1917年4月21日，出生于北京东城小草厂的一所大宅院里。父亲吴瀛，曾参加创办故宫博物院，精于诗文书画、篆刻和古文物鉴赏，家庭为吴祖光提供了一个文学的环境，对他的文学生涯有深刻影响。在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初试文学习作，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而且被京剧艺术的特殊魅力所吸引，跑戏园，棒“戏子”，沉醉其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戏剧艺术的启蒙教育，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仅一年即应戏剧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室秘书，后任国文及中国戏剧史等课教师。从此与在该校任教的剧作家曹禺结识。到南京半年后，“七七”事变起，学校内迁，历驻湖南长沙、四川重庆、江安等地。抗战爆发的1937年，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此剧在前后方以至香港广为演出，颇受赞誉。
1937-1947年十年间，吴祖光共创作了十一部话剧，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贡献取得了他在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地位。以后的几十年间业绩累累，主要代表作就有《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并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加之他一生的沉浮坎坷，成为中国文坛上最着名，最具传奇色彩的宿儒名家。
1937-1948年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
重庆谈判时，吴祖光运用他当时在重庆文化界的地位与影响，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时全国几百家媒体竟相传载，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形象。解放初期，像吴祖光、钟敬文等等文化名人，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工作条件欣然回归祖国。吴祖光与父亲吴瀛一起把家藏的241件文物（其中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统统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1949年后吴祖光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生前也有过回忆和检视。“二流堂”奇冤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
画家黄苗子是二流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北京寓所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二流堂是一个荒诞的滑稽剧。
二流堂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电影界。由于逃婚到上海，后辗转到重庆。唐瑜胞兄在仰光，是富有商人，重手足之情，给唐瑜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了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
吴祖光回忆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取个名字叫“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现在的沙龙或者俱乐部。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时期，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
碧庐是唐瑜在重庆建造的最大一幢房子，有个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考究。鼎盛时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解放后任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历史如此怪谲，“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在那里出出进进。老的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随后，“二流堂”的“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来往于“二流堂”的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
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事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
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他把这年画挂在墙上，那幅“玩不厌”就被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1957年反右开始后，“二流堂”不少人就被划为“右派”。
1957年5月共产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时的吴祖光正急于写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家里不断来人，打断他的写作，有记者、朋友，甚至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要他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更有说是奉命来要吴祖光发表意见。
吴祖光对文艺界的领导也确有些意见，但在家里遇到了阻力。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新凤霞听到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
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他听见妻子哭了，但他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是听党的话，还是鬼使神差，这一去竟彻底改变了吴祖光的命运。
吴祖光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
从后果来看，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反党的铁证。
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吴祖光到父母亲的住室和老人告别。他要和500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儿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笑着的。那时吴祖光也不知道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1960年回到北京，先后在中央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和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66年“文革”开始，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派者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们才重新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而实际上斗争的矛头则指向了周恩来。
“二流堂”被政治化了，“文革”时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二流堂”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黄苗子和郁风被关到监狱，戴浩被劳改。
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了7年的监牢。身心俱伤的吴祖光仍笔耕不辍，创作出取材于妻子新凤霞生活经历的话剧《闯江湖》。
新凤霞，原名杨淑敏，江苏苏州人。1927年1月26日生。6岁学京剧，13岁拜王仙舫、邓砚臣、张福堂等学习评剧，15岁即开始担任主演。这一时期新凤霞主演了《乌龙院》、《女侠红蝴蝶》、《可怜的秋香》、《双婚配》、《三笑点秋香》等剧目，在天津、上海、济南、秦皇岛等地获评剧观众的好评。
1949年解放后，新凤霞来到北京组织了北京风鸣剧社担任主席。1950年，成立了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新凤霞任主演兼团长。1951年，新凤霞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解放评剧团任主演兼副团长。1953年，新凤霞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评剧团一团任演员、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
新凤霞不仅是一位难得的表演艺术家，更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亲自执笔创作并演出以她个人经历为题材的《艺海深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刘巧儿》是新凤霞青年时代主演的一出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剧目，《刘巧儿》公演及拍成电影放映后，全国掀起了学唱刘巧儿的热潮，人们通过《刘巧儿》了解了评剧，知道了新凤霞，她的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在《刘巧儿》创作过程中，新凤霞首开了戏曲工作者与新文艺工作者联手创作的先河，为戏曲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做出示范。
1949年9月，吴祖光排除艰难回到北京。老舍介绍他与新凤霞认识。新凤霞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十分仰慕他的才华，欣赏他的儒雅脱俗。喜欢听戏的吴祖光第一次见到新凤霞对她就有好感，还专程给她做过一次采访。她甜脆的嗓音，脱俗的扮相，已深深烙印在吴祖光的心扉里。吴祖光出身诗书世家，新凤霞出身贫民，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不识字，要靠她唱戏养活全家。面对外界压力，新凤霞意志坚定，要嫁就是吴祖光这样的。而吴祖光则是心有灵犀，才子佳人，喜结良缘。吴祖光深知新凤霞，新婚时送给她的礼物是个大书房。教她认字、读书，她则帮他洗衣、连早晨的牙膏都为他挤好。妇唱夫随，伉俪情深，成为梨园界众人看好，世间绝配的姻缘。两人合作了评剧《花为媒》，成为评剧舞台上成功佳作。其中“赠君玫瑰君莫笑”的精彩唱词：“你看看红玫瑰，再看看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盘架，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指，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美又姣，走一步，风展翅；走两步，彩云飘；五可走了一个连环步，钗环响亮声音高，可笑你小小的书生为花颠倒，意悬悬眼灼灼你魂散魄消。”